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
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一百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七十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一百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
辛亥可能给未来中国以警醒
灵子：《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很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马勇：我也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三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则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
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
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十五到二十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
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
灵子：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
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由此也证实革命党人多年来对清廷立宪不信任可能是真的，促使这些立宪党人转向革命。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
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
灵子：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
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做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这解读就不对。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
灵子：你给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
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一百二十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三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尽量不扰民。
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灵子：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
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年到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当时国内主流社会是民主体制，只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因不满于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在南方创建临时政权以与北方对抗。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
总体来说，1912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对中国前途和发展问题有不同看法。他们一直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另外他们身处南方，与北方一直有冲突。孙中山认为宋教仁案是袁世凯干的，认为袁要摧毁民主架构、走向独裁。历史恰恰是，袁世凯不是独裁，而是直接返回了帝制。这证明了孙中山“反袁”的正确性，增加了他政治上的自信，南方崇拜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从1916年开始，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搞了几次。不过这些都不是正面冲突，因为北洋政府管制达不到各个省，南北之间正面的军事冲突在那些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展开。北方的军阀陷入混战，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也就有机会偏安一隅。当然，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统治区域也不大，主要就是广东及周边几个省份，时分时合，并不稳定。而且南方政府内部也有几次火并，像过去一直说的“陈炯明叛变”，现在看来可能还有重新讨论的空间，因为陈炯明的意思就是要和北方谈判，达成妥协，实行地方自治，所以要打发走孙中山。
灵子：在你看来，袁世凯为什么后期走向帝制？
马勇：“二次革命”之后，中国有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内部政治架构从帝制一下到了民主，管不了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就发表了谈新教育政策的文章，说我们既然身处共和时代，所有帝制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不适用了。比如忠君，君都没有了，怎么忠？但是很快，社会伦理观念出现了问题。没有皇帝，中国人找不到感觉。因为多年的帝制统治让国民有心理的寄托，老话讲“皇恩浩荡”。现在我们看英国王室，觉得莫名其妙，皇子结婚至于这么盛大吗？其实我们过去也是一样的，光绪帝1888年大婚的时候比这个还厉害。当时为了庆祝，全国公职人员放假好几天，全国免税。这对国民来讲就是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心理维系。
1913年宋教仁案之前，黄兴就给袁世凯发电报，讲应该重新提倡一些儒家伦理。章太炎1913年到北京来，与袁世凯谈到称帝，也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当时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要脱离中国，章太炎就说，你老袁如果有本事踏平蒙古，不是你要称帝，而是人民要你称帝。到了1915年，梁启超也对袁说，称帝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时机。那年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日本宪法学专家有贺长雄都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民主体制架构条件可能还不成熟。包括近代一直影响很大的严复参与搞的筹安会，也在论证中国的民主可能存在问题。
灵子：袁世凯称帝，都认为是一种倒退。
马勇：梁启超后来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辛亥前十年，中国知识界一个劲儿批判皇帝，把皇帝的神圣光环全部剥掉了。偶像是要靠人塑造的，如果光环都给剥掉，那就行不通了。梁启超认为，如果要走向帝制，首先要找出高贵的皇族血缘，当时如果推孔子的后人或者朱元璋的后人，可能这一点就可以解决。如果这些外部条件没解决，皇帝此前都已经被章太炎他们骂成五谷不分了，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
灵子：这就是所谓“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吗？
马勇：这是舆论的作用，尤其近代新媒体兴起之后，不断引领这种论调。比如1900年选大阿哥之前，端王没有担任过什么工作，他的观点是左是右，是排外还是亲美，没人知道。但是媒体塑造他是一个排外分子，那他就是排外分子。而且媒体说得多了，他就逐步往这个方向走。这在传播学研究上是有道理的。
当然，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再复辟失败之后，再没有一个人可能恢复帝制了。从那之后，有本事的就当假皇帝，没本事的就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最厉害的是段祺瑞，他从袁世凯死之后就是内阁总理，一直不动声色地带着中国走了很远，比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赢得一次机会。1926年，“三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他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代，民族资本和媒体在这段时期发展最好。但他从未做过一把手。最大的职务就是执政府。
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灵子：你在书中写道：“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二十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
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84年，法国要求越南独立，实际上变为它的变相的殖民地，我们乖乖同意。但是19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
灵子：这里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马勇：一百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都是一流人才，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都是一顶一的。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总在强调情况特殊，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
灵子：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
灵子：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
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一百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
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美国历史虽然短，但是美国开国是建立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上。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
灵子：今年许多关于辛亥的书陆续出版，学术著作、大众历史读物，包括媒体的连续报道。但其实大部分的梳理只是将过去的印象细化，或者换一个讲法，解读方式基本相似。真正说现在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个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
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三十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
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上演的时候，我就发了一篇文章《善待先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电视剧我参与了审片，花了几个月时间，出来之后夸得人很多，骂得人也很多。我觉得电视剧可能有些地方很粗糙，但是那个电视剧对近代历史一些主要人物的人性化描写，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灵子：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
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几十年，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阶级的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不再像过去一些学者做过的那样去分析历史意义，去分析长处和不足。
灵子：通读全书，确实感到你尽了最大善意去对待笔下人物，无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在关键时刻促成偶然机遇的小人物，都能得到你的体谅和理解。不过这样是否会存在把各色人物“美化”的可能？
马勇：有朋友说，好像你眼里面没有一个坏人。从慈禧太后到光复会的小人物，我都觉得他做的都有他的合理性。我讲吴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但他本身我并不讨厌。他给未婚妻写的遗书也很感人的。不过我想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如果你把他从地下叫醒，他可能会说：嗯，他说的有点道理。按原来的话，他大概一点也不能接受。
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坏人这一点，我是受了刘再复的影响。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了一本书《性格组合论》，认为人是可以有很多面的。刘再复当年的解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评价历史不能单一的用阶级的立场。
灵子：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
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用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老是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
我这次对辛亥革命有很多很细节的解读，是我感觉写得最顺的一次。可能是因为琢磨好多年了。我只想讲出点新意来，许多章节，如果没有新内容，我连这一节都不写了，因为1911年那一年，可写的事情太多了。
不过关于袁世凯，有一点是全新的。即他在摄政王上位之后的开缺回籍。以前我们都是受康有为在海外宣传的强势影响，认为摄政王是报十年前的仇，趁机整袁世凯，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企图建立中德美三国同盟以抵制日俄英法四国同盟的外交失败，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认为自己要负责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王朝政治的传统，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属于正常的人事更迭，当时被换下来的旧臣远不止他一个。
灵子：尝试这种写法之前是否会有迟疑，比如担心学界不认同或者降低身价？
马勇：有啊。在许多体制内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是绝对不敢这样写这样讲的，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中国现状下的生存状态。那时，我坚定地认为作为个人必须要适应体制，但当你在体制内已经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一点发言权了，再继续屈从这些体制内不合理的东西，就不对了，或者说，就显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所以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当然，体制内写作我也得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的追求，当然并不一定能做好。
灵子：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前主流的研究里，包括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里，都讲清廷腐朽不堪，拒绝改革？
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是造反派，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特别是孙中山被清政府抓过一次之后，在国外有点影响力，无论什么状况都骂。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他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
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我们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
灵子：但是这本书里你对革命党还是很同情的。
马勇：我没有说孙中山或者革命党什么坏话，其实我也很同情、理解孙中山他们这批革命党人。他们对民族都拥有一份情怀，虽然可能因为当局者迷，困在某一种状态，但是你应该相信他们都还是不得了的人物，该妥协的妥协，该坚持的坚持，构成了这部历史。
我从来不会恶意批评或者揣测什么人，只是理性分析，毕竟历史它就这么走过来了。
原刊于《南风窗》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