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虽家中藏有《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中译本，却始终没能读完。原因之一是后来看了电影，以为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白春仁、顾亚铃翻译的此书最新修订版，分上下两卷，每卷封底各有两段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精彩的话。这些话给我以震撼，促使我读完了全书。
伯林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我看来是一部天才之作，它的出版是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和道德事件。这部书在意大利出版的特殊背景，特别是，铁幕两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该书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或许使人忽略了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它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主流中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杰作，或许是这个传统中的最后一部……”当年好莱坞运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它改编成电影全球放映，算不算这“滥用”之一？平心而论，影片艺术性很强，也力图重现书中重要情节，所传达的理念也确是书中本来就有的，在读不到小说时电影把作者的思想传送到很远，这都功不可没；但毕竟是“冷战”犹酣时拍的片子，它把丰富复杂的小说作了简化，它所抽取的只是其中的某一层思想（而这恰是与冷战思维可叠合的部分），由于影片的煽情和走红（它得了当年除最佳影片之外的多项奥斯卡大奖），使众多观众在心满意足之后不想再去读小说，这就造成了损失。影片无疑是合于铁幕那一方的宣传大计的，它确实会“使人忽略”这部史诗作品所含的宝贵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作为当年此片的影迷，我在终于读完小说以后，深感伯林真是言之不虚，点到了要害。
伯林在另一段话中说：“这是一部非凡之作，尽管它的开头使人困惑，象征主义的手法时时让人捉摸不透，结尾又充满了神秘。用来收尾的那几首绝妙的诗歌用英文也很难转达。但无论如何它不失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表现力到今日也无人企及。”这是非常诚实的评价。我读小说时，会不断想起这些话，常会忍不住翻到封底重看，有时还不禁击节赞叹。应该说，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很不少了，但几乎没见谁这样坦陈过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真的细读作品，认真作些掂量比较，不难发现，这其实不是一部规范的长篇小说，不是圆熟练达之作。这是诗人的小说，前半部由于要表现的内容太大、太多、太宏伟，他的笔有点应付不过来；后半部又由于对故事有太多太久的酝酿发酵，感情太烈，急切而不能已于言，有的地方太浓而有的地方太简（当然有些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含蓄）。全书开头，历史画面极为开阔，人物事件多头并进，而每一头都只寥寥几笔，须非常用心才能读得进并记得住（我过去几次看几页又放下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柏林说的“象征主义”或许令人不解，其实这是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西方文论的常用语，涵盖面非常大，如三十年代美国大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其《阿克瑟尔的城堡》一书中，就将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与维里耶的诗剧《阿克瑟尔》等都归入“法国象征主义”。他对象征主义的解释，是“抛弃了逻辑与清晰的传统”，追求一种“与音乐相仿的不确定性”（参看该书中译本第十至十二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可见，那时是把包括意识流在内的大量有别于传统的新表现手法统称为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曾是与马雅可夫斯基齐名的象征派诗人，他最后这部小说则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伯林所指的，也就是他的有些描绘不够“逻辑与清晰”，他确是常常追求“与音乐相仿的”抒情性或那种含蓄暗示的效果，只缘于他对这一题材充满特殊情感，也缘于他诗人天性难以压抑的流露。至于结尾的神秘，可能是他想在极短的篇幅中把故事交代掉，留一个余味不尽的尾声；而这里又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也确实有一些哲学性的“象征”。这样一种密集隽永的长篇结尾，显然是从屠格涅夫那里继承来的。柏林在另一篇文章中甚至说：“我意识到《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小说的结构安排得并不是很恰当……有几处甚至给人东拼西凑之感。”这也是确实存在的，小说前半部的一些要紧的人物，如日瓦戈的哲学家舅舅，还有拉拉的弟弟等，到后半部都只用一两句不清不楚的话就交代掉了，竟没有相应的哪怕极简单的叙述。作者有时写得极投入，有时又显得太匆忙。但这毕竟是一篇多事之秋的大时代史诗，在这样的乱世，多少人的踪迹到后来真的只剩了一星耳闻。而诗人的特点就是将情感集中到他最感兴趣的点上，在这些地方爆出审美的极致。所以，伯林随后就说：“但小说对公众欢迎二月革命的描写却极其精妙；当时我七岁，正好在彼得格勒……帕斯捷尔纳克把对此的描述提升到一个天才的水准……是我看到过的最生动的描述。”是的，它就是一部非规范、却具有非凡表现力的杰作，想要读规范小说者不妨另觅其他。我在读完小说后，觉得真要拿什么作品相比，倒是中国的《红楼梦》略有几分相像，《红楼梦》也不规范，虽然结构精巧之至却并不完整，中间的错漏及那种草稿的痕迹也时或可见，然而它的天才的杰出的部分恰恰是任何规范之作所无可比肩的。
按我的阅读体会，对这部小说的上卷，不妨抱以读报告文学的心态。诗人其实是最适合写报告文学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中，徐迟、郭小川、魏巍、柯岩等都是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大兴时最有影响的几位也都具有诗人的气质。报告文学与新闻的不同，就在于它除报告之外还须有诗和思想。诗人易激动，在一个非凡的动荡时代，诗人的激情大得无法让诗来承载，就转而写报告文学。伯林曾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不是记录，而是变形——这大概也是他称之为“象征主义”的原因吧——但我发现，这其实就是诗人特有的记录，由激情引领的对一些真实部分特别关照式的记录，也就是中国文论最爱说的“神似”。也因此，同样亲历过当年动荡的伯林才会觉得他的描绘“天才”、“精妙”。小说写了日瓦戈在革命到来后从欢呼到不安，写他们一家由城市迁移到遥远的乡村，也写了他被强征入伍后的见闻，这就几乎把当时的俄罗斯整个扫视一过，但又不是远景的组合，而是一个个鲜明的细部，给人带来强烈的体验。尤其是内战时期外省的混乱情景，看了真是惊心动魄。直到读了这部小说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无政府状态。此前，我曾读过对一位彼得堡学者的采访，这位学者经多年努力，想弄清与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代的大诗人叶赛宁之死的奥秘，他发现叶赛宁并非像后来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因对革命失望而自杀，而是在当年的混乱中，被人活活打死的（《俄罗斯文艺》一九九八年三期，罗·波波夫文，祖淑珍译，载一九九九年广东教育版《读书之旅》）。看了《日瓦戈医生》就明白这样的事完全可能发生。
小说的后半不再是报告文学，它忽然变得绚烂夺目，你可称它为惊险小说、爱情小说、心理小说、哲理小说，它将这一切熔于一炉，却仍在展示那段真实的历史。下卷的故事作者反复构想了几十年，一个个场面安置得极为精心，何处露，何处藏，很见分寸。构思之巧，故事性之强，每每出人意料。如日瓦戈的情人拉拉的丈夫，在内战前就离家了，此后再没和拉拉见面，他改名换姓当了红军高级指挥官，却忽然在内部清洗中被判了极刑，此人的内心到底如何，始终是个谜；就在拉拉远走异国的第二天，他奇迹般地出现在日瓦戈与拉拉的同居地，与日瓦戈作了彻夜长谈，读者终于看到了他复杂的内心，也看到了内战时期的许多内幕；但第二天一早，日瓦戈发现他已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自杀了——谁也不相信他会自杀。拉拉后来的故事更是纵横开阖，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匠心。她因丈夫被判极刑，无法待在国内，却又决不愿离开日瓦戈，日瓦戈则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一样决不愿离开深爱的俄罗斯，于是，他假意自己会随后追上，让她先跟那位神通广大的科马罗夫斯基上路。这对日瓦戈来说，是个痛苦的致命的决定，他的刻骨锥心之痛都写在小说里了，但是，拉拉的心理如何呢？作者只写她的离去，不再提起她。一直到许多年后，日瓦戈死了，停尸在家的时候，拉拉正好找来，这样的奇遇让她五雷轰顶，但她终于有机会对着死去的日瓦戈回忆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爱。当年日瓦戈骗了她，使她陷入了比死亡更痛苦的境地，她曾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完全人事不省。她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说自己的事，这中间有一句：“我还没讲出最主要的。我说不出口，我没有勇气。我活到这步田地，不禁怕得头发都竖了起来……”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书中来不及交代。日瓦戈死后不久，拉拉在整理他残存的手稿，一天出门，就再也没回来。“看来是当时在街头被捕了。不清楚她是死了，还是关到什么地方被人遗忘了。”整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幸好后面还有尾声，在尾声里，我们从情节中隐隐猜出，拉拉与日瓦戈离开时已有身孕，她瞒着科马罗夫斯基把女儿生下来，却又在奔波和动荡中丢失了孩子。所以她不能死，她要找回日瓦戈的女儿！直到一九四三年，在卫国战争中，日瓦戈的弟弟才在部队里遇到了一个女兵，他从她的经历中发现，自己应该是她的叔叔。作者的高明处在于：这样曲折强烈的故事毫不损害作品的历史感，几乎所有悬念都指向人物的命运和心灵，我们被吸引被感染，但内心深处，仍在为那一时代发出最深长的喟叹。
当然小说的最大价值还是写出了日瓦戈（还有拉拉）这样的人物，伯林的另一段话就是：“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该书的主人公处于社会的边缘，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密切相联，但又不与之同流合污，在面对各种毁灭社会、摧残和消灭许许多多其他同类的残暴事件时，仍然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心和是非感。”日瓦戈的性格的确有非常独特的地方，这不是一下子能看出的，他不属于行为出众的英雄，但诚可谓日久见人心。我们渐渐读出，这不是一个争名争利的人，他不以高贵出身为荣（甚至还有点以此为耻），却愿意通过诚实劳动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是位出色的医生，他从没反对过“十月革命”，还一度为此振奋激动，但他容不得暴力泛滥和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他保持独立思考决不盲从，他反对扭曲自己的个性服从权贵，他热爱高雅的文学艺术并坚持写作……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很普通的知识分子典型。他的不普通在于，经过社会的长期动荡的洗礼，别的同类的人都纷纷服从了、妥协了、整怕了，与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趋同了，甚至由内心作出了积极的配合，他却依然故我保持底线，最后竟落得什么工作和身份都没有，完全成了体制外的人物（这一切在电影中是看不出的）。他的生命结束在一九二九年，这也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因为在此后的大清洗中，恐怕很难允许这样的人物存在了。当然日瓦戈的性格中也有两点较为奇特，一是他永远处乱不惊，再大的变动和灾难也能坦然承受，哪怕个人就此消失也并不以为怪，而同时又在体察着历史的更为深层的暗示和寓意，这也许是受了他的舅舅尼古拉的宗教哲学的影响；二是他在坦然承受的同时，并不随遇而安，而是有所作为，只要时间和命运允许，他总在写作，写诗，也写一些自费印刷的政治性小册子，以发出自己轻微的未必有效的声音（他的文字在他身后却成了宝贵遗产）。这两点，正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性格投射于人物中了。在小说第三章，作者写道：
尤拉善于思考，并且特别擅长写作。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希望写小说，写一本传记小说。他要在这本书中像埋炸药包似的，把他所见所想之中最惊人的东西写进去。但要写这样一本书，他还太年轻。于是他只好以诗来代替，就像一个画家，为了作一幅成竹在胸的巨画，一辈子打着种种草图。
这不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的写照吗？
末了有一点须得说明：本文所有伯林的话都取自他的《苏联的心灵》，此书多处谈到《日瓦戈医生》及作者。但请读者勿依赖书末的索引，它不仅页码全错，而且将长达三十三页的编者序完全忽略（小说封底的四段话即转引自长序）。与其通过索引挑读有关内容，不如把全书通读一遍。《苏联的心灵》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很好读。
二〇一二年八月
补记：
距本文刊出一年又八个月，《华盛顿邮报》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六日发表了彼得·芬恩的长文，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为依据，追溯了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如何利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往事。很快，在四月九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康慨的文章《美国特务机关曾将〈日瓦戈医生〉用做颠覆苏联的工具》，转述了这批材料。了解这一内情后，更使我感到当年伯林的话何其深刻：“铁幕两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该书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或许使人忽略了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它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主流中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杰作……”可以说，“两边”都没把这部小说当文学对待，而都将它当作冷战工具了。一边的“禁止出版”，一边的日夜赶印四处散发甚至不惜违法盗印，这类做法，简直视同于一叠传单而已。伯林用了“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这样的词句，其悲愤与蔑视可见一斑。如仍按当年的思维逻辑，则这样的书又该“禁”了。好在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已没人会出此下招。
其实我倒觉得，中央情报局利用《日瓦戈医生》，正可以拿希特勒利用贝多芬来作比，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文学艺术的实例。在法西斯德国，军队发起进攻时常会奏响《命运交响曲》，他们认为这是德国必胜的动力。希特勒不仅喜欢贝多芬，还喜欢莎士比亚，因他从莎士比亚作品中看出了反犹倾向。被希特勒大肆利用的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至少还有尼采、费希特、海德格尔、瓦格纳……但这种政治利用与文学、哲学、艺术本身的存在价值不能划等号，法西斯垮台后这些作者和作品又都恢复了自身的光彩。其中有个别人至今还受影响，如以色列就禁演瓦格纳；而海德格尔因拥护希特勒也曾一度被禁止教学。即使如此，瓦格纳和海德格尔的非凡成就依然没有人能够否定。以此观之，对《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文学杰作的这类无耻滥用，正可以中国两句古诗作一小结：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记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