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造英雄
历史上，当春秋霸主——在中原活跃的晋王室被宰臣们夺取，并分割为魏、赵、韩三国时，就被列为战国时代。所谓的“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到了公元前386年，位于山东的大国——齐，被宰臣田氏篡夺。在田氏篡齐后的14年，孟子诞生，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竞相称雄，国与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情也很不稳定。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曾在匡城遇险，但总体上还是好的，他能够率领弟子们到各国去传道讲学。可见变迁虽有，但不是很激烈。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引起了极大的变革。当时的情况是，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间以强并弱，以大吞小，全无道义可言。由于战乱频繁，各国都在全力谋求富国强兵之策，小国需要自卫，以免灭亡；大国则试图扩张，企图称霸，甚至统一全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国纷纷竞争功利。一方面重赋税，压榨民财；一方面广求人才，各国国君都卑辞厚币招贤纳士，寻求富强之道。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燕筑“黄金台”，齐置“稷下馆”。
当时的景象，《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大致说了以下几个方面，也表达了孟子的观点和看法：
一、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为争土地发起战争，杀人夺城。魏国在东边被齐国打败，太子死了；西边被秦国占领了大片土地；南边为楚国打败。魏王对此耿耿于怀，希望能为死亡的人报仇。
二、诸侯对百姓横征暴敛，夺取民众，使他们无法耕耘生活，就是为了充盈国家的仓库。
三、诸侯们自己有肥肉吃，马也养得很肥，浪费到喂狗和猪吃人的食物。但是在郊外，如果有人射杀了麋鹿却要按杀人罪处置。
四、士风卑下。古代人仁义忠信，乐于行善，得到的是天赐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就是为了得到人授的爵位，得到了人授的爵位，就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而今，相比之下仁义之士很少，现在所谓的好臣子就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民贼。
五、世道混乱。世风渐下，人们的暴行很多，有臣子谋杀君主的，也有儿子谋杀父亲的。
六、民生疾苦。老百姓的日子上不能养父母，下不够照顾妻儿。遇到太平年代，就终生受苦；遇到战乱年代，可能会死掉。老百姓脸上都有饥饿的颜色。
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混乱、动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春秋到战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为了封建制，过去一些世袭的大地主从春秋末期就逐渐解体。接着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大增，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再完全隶属于地主的统治。人们想要突破世袭统治桎梏的热情逐渐汇成了一股强烈的力量。
田氏篡齐前，实行了“以大斗出货而以小斗收”的做法，就是为了赢取人心、培植势力。孟子所说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就是当时有万辆车的国家，能够杀了君主的，一定有千辆车，这种以下克上的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役的来源。但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赋税繁重，人们被逼得离乡背井，好多都成了游民，集中在都市，所以到了战国时期，上千万户以上居民的大都市已随处可见。
为此，各国君王都大伤脑筋，他们想尽办法去安定这些人的生活，来确保国富民强。因为之前单凭血缘关系就能安然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靠实力来生存，所以兴起了重金招贤的养士之风。这样一来，一些农民、市民出身的年轻人都纷纷起来钻研学问，希望能求得一技之长而被重用，从此能声名远扬、光宗耀祖，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就是将自己所学到处兜售，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
孟子很敬仰孔子，也很赞成他的主张，他不求高官厚禄，一心想使儒学振兴，而打击当时社会不良的现象，行王道。他很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说会被人们遗忘，曾感慨地说过，从尧、舜到汤，过了五百多年，大禹和皋陶亲眼看见尧、舜的做法，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商汤对尧舜就是通过传闻知道的。商汤到周文王，又过了五百多年，伊尹和莱朱亲眼看到商汤如何治国，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到了周文王就只能从传闻知道。周文王到孔子，又隔了五百多年，太公望和散宜生亲眼见了周文王，知道文王的治国道理，但是孔子就只能听闻了。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又过去了，我们离圣人的时代很远，但是离圣人的故居很近，现在已经没有亲自听过圣人讲道的人了，恐怕以后连听到传闻的人都没有了。
孟子想要实现孔子的理想，不想人们遗忘孔子的学说，他要一身承担起孔子未完成的道统使命，在漫长的游学旅程中，继续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要把孔子的学说有所传承和发扬。
孟子热切地盼望能够继承孔子的理想，能够扰乱反治，解救民生苦难，但是没有机会。这段时期，他的全副精力便用在了教育工作上，像公孙丑、公都子、万章、陈臻、屋庐子、充虞等都是他的杰出弟子。
孟子的学说
总结一下，孟子学说的重点大致是“道性善”、“论仁义”、“讲王道”、“重修养”等。孔子所在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到人性问题，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任何人都要具备所谓“良心”的那种善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们天生的性情和气质本来都差不多，只是因为习俗不同的缘故而产生了差异，而且越来越远。但是通过后天陶冶，也能使其发生变化。对这一点，孔子持乐观态度，他人性本善的观点是肯定的。
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是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引导出来的。因为他曾受教于曾子派，他很推崇曾子及曾子的门人子思。关于人性的问题，当时还有“性无善无恶说”以及“性可善可恶说”以及“人有性善与性不善说”，前者以告子（姓告，名不害）为主，后者以公都子为主。另外，比孟子晚五六十年的荀子，提出过“性恶说”。
战国时代的告子，他兼学儒、墨，曾经与孟子辩论过性的善恶问题。
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如同柔软的杞柳一样。世上的仁义，就如同用弯曲的树木做成的杯盂一样。以人的本性去行仁义，和把杞柳做成杯盂是一样的道理。
对告子的偏执观念，孟子不以为然，他纠正说：“你能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做杯盂吗？还是要先砍削杞柳后再做成杯盂呢？如果要把杞柳砍削后才能做成杯盂，那不是要把人的本性斩削了才能行仁义吗？带领着天下的人，去伤害仁道义理的，就是你这种言论。”
告子又说，人的本性就如同起旋涡的流水一样，引它向东，就往东流；引它向西，就往西流。人性就如同水性不分东西一样，是不分善与不善的。
孟子又反驳说：“水性固然是不分东西，但是它分上下呀！人性向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现在就拿水来说，如果拍击它，使它跳起来的话，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如果阻塞它，使它逆流的话，能让它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分明是通过外力才让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出不善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情形，就如同水受到拍击、阻塞的道理啊。”
还有一次，告子对孟子说，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
孟子反问他：“凡是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就像凡是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吗？”
告子回答：“是的。”
孟子说：“那白色羽毛的白，就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如同白玉的白一样，是不是？”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按你的说法，那狗的性，就如同牛的性；牛的性，就如同人的性吗？”
孟子这番话，是告诉他，物各有性，但性各有异。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人性本善，与犬牛是不同的。
告子又说，人都喜欢吃好东西，喜欢美艳的女人，这也是人的本性。仁爱之心，是发自内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事物的义理，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孟子反问他：“为什么要说仁爱之心发自内部，而事物的义理则来自外部呢？”
告子辩说：“一个比我年长的人，我应该尊他为长辈，而不是因为我内心先有的尊他为长辈的这种意念。这就如同某种东西，因为它是白色，我才称它为白的道理，我是按照它的表面而说的，所以说义理是从外面来的。”
孟子反驳道：“那白马的白和人的皮肤的白，也一样是白的，但是对年龄大的老马，和尊敬年老的人是不是一样呢？那他年长合于义理呢，还是尊重他年长合于义理呢？”
告子仍强辩：“我爱自己的同胞弟弟，但是对秦人的弟弟，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了，这完全是以我内心的喜爱为主。所以说，仁爱之心，由内发出。至于尊敬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我们自己的长辈，这就是因为对方年长的原因。所以说，事物的义理来自于外面。”
孟子驳斥道：“比如说，喜欢吃秦国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的烤肉是一样的。那吃东西的喜好与尊敬长辈的情形相同，难道说，爱吃烤肉这件事，也会有个外在的主意吗？”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与公都子的谈话。
公都子问孟子：“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也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人民就喜欢行善；幽王、厉王兴起，人民就喜欢作恶。’还有人说：‘人的本性，有些生来就是善的，还有一些生来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一样好的君王，却有很坏的臣下；像瞽瞍那样坏的父亲，却有舜那样好的儿子；还有纣王那样坏的侄子，也是君上，却有像微子启这样好的庶兄和王子比干那样好的叔父。
“现在老师说人性本善，那前面这几种说法该如何解释？”
于是，孟子便把他所创的四端说向公都子阐释：“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发动的心情，就会行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的道理。至于做出坏事，并非是本来材质不好的原因。例如人人都有怜悯伤痛的心，人人都有羞耻厌恶之心，人人都有恭谨尊敬之心，辨别是非的心也是人人都有。
“怜悯伤痛的心，就是仁；羞耻厌恶的心，便是义；恭谨尊敬的心，就是礼；辨别是非的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非是外面镕炼了我们，这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思考它罢了。所以只要用心去研求，就能得到它；放弃了不去研求，自然会失掉它。到头来，得到它与失掉它所产生好或坏的结果，从一倍到五倍，甚至无法衡量、计算，这都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他本来材质的缘故啊。
“《诗经》上说：‘天生下众多人民，既有事物的形体，就有事物的法则，这原是人民秉执的常性，人都喜欢美好的德行。’孔子称赞说：‘作这诗的人，他很明白本性的道理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有事物就有法则。任何人只要秉执这常性，自然就会喜欢美好的德行。”
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故有所不忍、有所不为。存养它，那善性作用于自己；扩充它，则能成就大善。孟子也曾这样向齐宣王进言，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时候的帝王，就是因为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才会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有不忍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那平治天下也就易如反掌了。
“为什么说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例如现在你看到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在井边玩耍，就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不管心肠怎么硬，也会感到担心，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情是人的天性，并非是为了讨好、结交那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要博得乡里朋友们的称赞，更不是害怕会落个残忍的恶名才这样的。可见，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羞耻憎恶的心，没有辞谢退让的心，没有分辨是非的心，就算不上是人。怜悯伤痛的心，是仁道的发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理的发端；辞谢退让的心，是礼法的发端；分辨是非的心，是智慧的发端。
“一个人心中有这四个善端，就像身体上有四肢手足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着四个善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那就是甘心自弃，谋害自己的本性了。如果他的国君不能行善，眼看着国君掉入罪恶的深渊，那他就是谋害国君的人了。
“如果知道自己心里有这四个善端，还尽力向外扩展，那就像燃烧的火焰、涌出的泉水，会越来越旺盛。所以，如果能扩展这四个善端，让它日益增大，就能够保有天下；如果不扩展、充实的话，恐怕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公都子对这一点，还有些疑惑，于是，他说：“同样是人，有的是上等人，有的算是下等人，这是什么道理啊？”
孟子说：“依照心志礼义去做事的，就是上等人。依照耳目感官去做事的，就是下等人。”
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有的就依照心志去做事，而有的人却依照感官去做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耳、目等器官只能用来听和看，不能思想，所以常会被外在事物所蒙蔽。耳、目本身也就是一件事物，它与外界的声色相接触，就会受引诱而妄听妄看。而心是管思考的，能思想就会懂得道理；不能思想，就得不到那些道理。
“耳、目和心都是天赐给我们的，要先立定内心的主张，那耳目就不能夺去心的主意，这就会成为上等人啊。”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对于社会上的那么多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对此，孟子的解释是以树木来比喻。他说：“齐国东南有座牛山，那里的树木本来茂盛又美观，但是那里位于大国郊边，人们经常拿斧锯、柴刀去砍伐，这样一来，还能期望它继续保持旺盛美观吗？还有大山上的小草，它们日夜在生长，受到雨露的滋润，并没有停止萌生枝芽，但是牛羊又把它吃了，所以才变得光秃秃的。人们看到这光秃秃的山，就以为从来没有生长过林木，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
“在人们身上，难道真的没有仁义之心吗？人之所以失掉原来的良心，就如同斧锯、柴刀砍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伤它，还能让它保持美德吗？
“一个人，日夜所生息的，在天亮前，性气还很清明，他的喜好与厌恶之心本与一般人差不多，但是经过白天的所作所为，那点清明的性气就被扰乱消失了。经过这样一再反复地扰乱消失，那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就保存不住了。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不能保存，那就和禽兽相差不远了！人们看到他与禽兽差不多，就以为他本质是坏的，难道这是人的本性吗？
“所以，只要适当培养，天下没有不生长的事物；如果没有适当培养，那任何事物都会消失的。孔子说：‘把握住就能存在，舍弃掉就会消亡。进出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不知道他的方向。’这就是指心性而说的吧。”
孟子的滔滔雄辩，简直无懈可击。他相信“恶”存在于人身之外，是因后天环境或被物欲蒙蔽所致，善性才会变得昏暗，但这绝不是人的本性。
孟子还提出比喻，说：“年岁丰收，生活有所依靠，子弟们大多很懒惰；凶荒年月，为了生存，子弟大多很残暴，常常做坏事。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性情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的心受到环境的迷害，才会这样的。现在就拿大麦来打比方，撒下种子，用泥土覆盖，种植的土地和种植的时间是一样的，便一起茂盛地生长起来了。等到一定时候，都成熟了，纵然收获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其中有土地的肥瘠、雨露滋润的厚薄、人们耕作时勤惰不一的缘故。
“凡是同一类东西，都很相似，为什么说到人性时就怀疑它不一样呢？圣人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虽然不确定脚的大小便去做草鞋，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做成一个像是盛土的畚箕。’因为草鞋的式样，大体上都差不多；人们的脚，形状大致都一样。另外人的嘴巴对滋味的爱好，耳朵对声音的喜好，眼睛对美色的喜好都是一样的，那唯独人心就不一样了吗？人心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天理和事事合宜的正义。不过，圣人先知先觉，能够先得到我们心中相同的理、义罢了。所以我们心里喜欢天理和正义，和我们的嘴巴喜欢吃肉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人都具有良心的善端，将其扩展、充实，就是善人。仁、义、礼、智等四善端，乃人性所固有的。但是对于社会上现存的坏人、坏事，孟子则认为是因为受环境及后天的物欲所蒙蔽。
孟子主张在政治上摒弃功利，讲求王道，而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孟子前后两次去齐国，齐威王和齐宣王一见面就问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孟子很不以为然，反应也很冷漠，只冷淡地表示孔子之徒没有谈及此事，因此没有记载留传。孟子其实根本不愿讨论这种褊狭的称霸事迹。
孟子认为，以武力制伏人，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要施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他经常把文王、商汤的先例分析讲解给诸侯们听。
所谓的“王道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施行仁政、爱民为先。孟子也给各国诸侯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方法，宗旨就是一切要为百姓着想，以百姓的意志为依据。齐国征伐燕国的时候，孟子认为以暴制暴的做法终会受到燕人的唾弃和反抗，结果不出所料。
孟子处在时局混乱的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并立。有的在竭力谋求自保；有的则一味想扩张领土，吞并弱小，满脑子都是功利思想，个个想称王称霸。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王道理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迂腐而不切实际。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个，齐宣王征燕失败就是最佳明证。
另外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敢于在统治者面前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实在让人钦佩。当齐宣王问武王伐纣之事时，孟子毫不客气地告诉齐宣王，只听说武王杀了一个叫做纣的独夫，孟子认为这种残民以逞的暴君，根本就不配称为人君。武王是为民除害，他不是弒君，而是铲除暴虐无道的独夫。
另外孟子很重视修养，他提出的修养重点有四，养气、寡欲、求放心、知言。
一、养气。孟子曾告诉公孙丑说，他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气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气”是情感的作用，“心”是理智的主宰。如果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气，那就会理智不明，情感妄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孟子提倡“持其志，无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气，充塞了全身，和身体都受志的指挥，志到达哪里，气就跟到哪里。那么如何让“气”充塞于人体？孟子认为，首先要培养勇气。如何培养勇气？则在集“义”。如果凡事都合乎义理，内养浩然之气，一方面可以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就可以见义勇为。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们之所以能成就丰功伟业或舍生取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二、寡欲。孟子说：“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那本心不愿去想的私欲，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求仁义理智的道理，就能得到，放弃了，就会失去。因为这种求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但是富贵利达，去求要有道理，得到它也要有命运。这种求对于得没有帮助，因为所求的是身外之物。”“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私欲。”
多欲者，心胸窄，寡欲则宽。多欲者，心境忙，寡欲则闲。多欲者心术不正，寡欲则平。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但要有所节制。欲望过多往往会让人陷入不德不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足以亡身。能够把心头打扫干净，不为尘染，不为物累，那是何等自在、何等潇洒啊！所以，孟子认为寡欲对人的修养很重要。
三、求放心。就是去邪欲、存良心。孟子教人遇事要反求自己的心。“仁道是人的本心，义理是人的大路。舍弃大路不走，丢失本心不去寻求，实在是可悲！有人丢失了鸡狗，都会去找寻；自己的心丢失了，反而不去寻找。其实，研究学问没有其他途径，只要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就行了。”
四、知言。能知言则不惑，能养气则不惧。孟子在齐国出任卿相之初，公孙丑曾与孟子对此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
公孙丑问孟子说：“什么叫做知言？”
孟子说：“听别人偏执一端的话，就知道他内心蒙蔽不明；听别人放荡无礼的言辞，就知道他的心已经陷溺不拔；听了别人混淆是非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叛离正道；听别人言辞支吾闪烁，就知道他心里委屈穷于应对。
“以上四种言辞发自于内心，如果是一个从政的人，就会对他施行的政务有危害，继而危害到国家。哪怕圣人复活，他也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推行仁义说
孟子承接了孔子提倡的“仁”，但孔子是要把骨肉亲情的一种自然情感推及一般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来维持社会秩序。孟子重新树立仁义说，也是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杨、墨学派。
公元前5世纪末，即孔、孟中间时期，墨翟派最活跃。墨翟是鲁国人，曾在宋国出仕为官。他最早学习的是儒学，但是后来却成为了儒学的激烈批评者，并自成一家，弟子遍布天下。墨翟倡导兼爱、尚节用。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仁”，是以家族爱为主，需要进行突破，成为平等无差的博爱，这也就是所谓的“兼爱”理论。墨翟认为儒家的礼乐及重视葬仪等做法是浮夸的虚饰。在《墨子·尚贤篇》里就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理想，这说明在春秋末期，一般庶民已经有了逐渐抬头的趋势。墨翟就是要推翻世袭的贵族制度，建立一个以个人才能为主的新秩序、新形象。
孟子对墨翟的思想不能苟同。家族本来就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不能破坏它，家族的紧密结合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但是，近亲和远亲一定是有差别的，给予理性立场的差别，就是请求“义”的德。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还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他认为“仁”是发自人内心的自然，但是“义”却是实践仁所必经的道路。在人际关系上，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决定自己所要采取的态度，这种德就是义。他认为墨翟的理论不切实际。
还有与墨翟持相反论调的杨朱，他认为人要保持个人的主体性，不要因国家社会问题而迷失了自己。孟子认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激主张，对民心及国家社会都没有好处。
孟子不赞成前面两个极端，他提倡仁义道德，走中间路线，属于保守派，但是他求取进步的态度很积极。他的主张是反对急剧的改革而采取渐进主义。但是想要让他的仁义思想普行天下，仍需循着政治的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因为这个理由，他便开始游说旅行。
孔子当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长途跋涉，周游列国，历经了许多的艰危困苦，也受了不少的奚落嘲讽。但他从不气馁、沮丧，依然乐观地勇往直前，后因年纪老迈，才重回祖国，著书立说并教育子弟。
孟子时候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起百余年前已大大改善，平时就有很多新兴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们，以流浪人的姿态，络绎于途。他们都希望用自己所学及专长受到人们的赏识，而各国君王也以宾客之礼相待。
这些人，如果受到哪个国家的君主或权贵的赏识与重视，从此便生活无虞，甚至还能马上飞黄腾达，权倾一时。
如战国末期，齐国的孟尝君就养有3000食客，这些人中有专家、学者，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被他罗致帐下。孟尝君后来到了秦国，秦王本想重用他，没想到他被人陷害，秦昭王准备杀了他，以绝后患。他得到消息连夜逃走，到了函谷关时，天还没亮，按照规定，关口不能打开，而孟尝君也无法离开。孟尝君一行人正因担心追兵赶来，焦急万分之时，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有人模仿鸡啼，骗过了守关官员，以为天色已亮便打开了关口，孟尝君一行才侥幸得以脱险。
可见，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没人赏识。
厚葬母亲
孟子从小没有父亲，家境清贫，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母亲的的教育对孟子日后的影响也很大。孟子对母亲也很孝顺，在他巡游列国时，为了便于侍奉，他一直与母亲在一起，以尽孝道。
孟子在齐国出仕为卿，收入还不错，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他希望年迈的老母能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但是事与愿违，公元前321年，即孟子出仕的第二年，他的母亲因年轻时生活困难，积劳成疾，现身体逐渐老迈，所以时常生病。孟子每天承欢膝下，不时买些补品给母亲进补，但孟子的孝心对老母衰弱的身体帮助不大。
孟子当时已是名满各国的大儒，桃李遍天下，齐君也对他极为礼遇，任他为三卿之一，他以仁义治天下的道理即将大行于世。母亲看到这些，内心很欣慰，但是究竟年事已高，卧倒在床后便一病不起。孟子请良医来为她诊治，但是体温始终未退，终日昏迷不醒。孟子日夜在病榻前照料，并到处访求名医，终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孟母还是撒手人寰了。
遭此打击，孟子悲恸欲绝，经同僚和弟子们竭力劝慰，才勉强抑制住哀伤的心情为母亲料理丧事。因为以后再没有机会孝养母亲，孟子把殡葬之事办得非常隆重，而且极为风光。孟子亲自把母亲的灵柩运回鲁国，与父亲合葬，然后再回齐国。
但如此一来，引来了一些非议。当孟子在鲁国料理完母亲丧事，在返回齐国途中，在齐国的驿站歇息时，他的弟子充虞就曾提起过这个问题。
充虞说：“前段时间太夫人病逝时，承蒙您看得起，命我去监督木匠制造棺木，因时间仓促，我没敢多问老师。现在事情办完了，我想私下问一下，那棺木似乎太考究了一点。”
孟子说：“上古时代，内棺外椁的厚度都没有规定尺寸。到了中古周公制礼时，规定了内棺七寸厚，外椁的厚度要与它相配，天子到平民都一样，这不是为了美观，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人子报答父母的孝心。
“法制上如果不允许，那做子女的就不能称心、满足；财力上不允许的话，做子女的也不能称心、满足。如果合乎法规，财力足够，古时候的人都采用这种棺椁了，我为什么独独不能这样做呢？
“况且，把棺木做得厚一点，也能避免泥土太靠近死者肌肤，这不是能安慰人子的孝心嘛！我曾经听说君子无论如何不能在父母身上节省钱，最好花在父母在世时，死了以后再花，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补偿罢了！”
孟子对父母竭尽孝心，但是没有逾越礼制、法度，尽管有人对他非议，孟子无愧于心。
辟墨翟、杨朱
在当时，墨翟和杨朱两学派与儒家学说尖锐对立。墨翟有禽滑厘、夷之等人起来追从，他们提倡崇俭、兼爱、尚贤、信鬼、非命、尚同；而杨朱则主张一切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与墨翟派的兼爱主张恰恰相反。另外，还有一批能言善道之士，如苏秦、张仪、淳于髡、公孙衍等人，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倡合纵连横之说，搞得举世纷纷，助长祸乱。
对这些异端邪说，孟子有无限的感慨。他说：“发现墨子兼爱学说不对的就会归服到杨朱的道理上去，觉悟到杨朱学说的不对，就会归服到儒家的道理上来。来归服，就收留他们。现在那些与杨朱、墨翟争论曲直的人，就像是追逐一只逃出猪圈的猪，已经把它追了回来还要把它关进猪圈，并把它的脚捆缚起来。”
孟子的意思是，即使是对待异端邪说的人，也要讲求恕道。
他还说：“杨朱抱着‘为我自己’主义，即使拔一根毛而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也不干。墨子主张‘兼爱他人’，即使秃了头顶，掉光了胫毛，只要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一定会做。子莫（鲁国的贤人）却执守杨、墨两家中间的道理，看来，折中好像是正道。但是，如果不权衡情势就折中，也与坚守一边的偏见相同了。
“……周室东迁后，世运衰微，失去正道的照耀，邪僻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再度兴起。有臣子杀国君的，也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深感忧惧，便写了一部《春秋》。现在没有圣王，诸侯任性胡为，群起称王。士人们都出来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邪说充斥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归附杨派，就归于墨派。杨派提倡尊重自己，目无君长；墨派主张不分亲疏，泛爱世人，心目中没有父母。心中没有父母、君长，简直与禽兽一样了，不灭杨朱、墨翟的邪说，孔子的正道就得不到彰显。”
曾有个信仰墨子学说的人，名叫夷之，他请孟子的学生徐辟介绍，想求见孟子。
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他，不过今天我身体不舒服，等我病好了，我自去相见，请他不要来了。”
过了几天，夷之又托徐辟转达，要求见孟子。
孟子说：“今天可以见他了，如果不纠正他的错误思想，儒道就不能昌明，那就让我纠正纠正他。我听说夷之是信仰墨翟学说的人，墨子办丧事时，以菲薄节俭为原则。夷之想用这个原则转移天下的风俗，难道认为不薄葬就不高贵吗？但是夷之在葬他父母的时候，却很凿厚，不就是以他轻视的方式去侍奉自己的父母吗？”
徐辟把这番话转告夷之。夷之听后诡辩说：“按照儒家的说法，古代圣王爱护人民，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书经》上有像‘保护婴儿’的话。这话怎么讲？我认为，这就是说爱护别人没有等级差别，但是实行起来，就要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了。”
徐辟又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夷之当真以为一个人会像爱他哥哥的孩子那样爱邻居的孩子吗？他可曾知道，《书经》上的这句话，是别有用意的。一个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落井里去了，但那不是婴孩的过失，因为婴孩没有知识，需要父母保护。还有一些无知愚民，他们快要落入法网的情形不正也是这个道理吗？我们怎么能不预先像保护婴儿一样地扶持他们、教导他们呢？并且上天化生万物，自然把它们归根到一个本原上，父母就是人的唯一本原。但夷之却认为爱护世人，没有等级差别，把陌路人看做自己的父母，那他的心中是无父无母，于是有了两个本原，这就是他的错误。
“现在来说说丧葬起源的意义。在上古时代，有个人，他的父母死后，他把父母的遗体抬到山涧里一扔了事。过了几天，他经过山涧时，看到有些野狐聚集在那里啃噬尸体，而苍蝇、蚂蚁等爬满尸体，都在争食尸体上的血肉。作为儿子，他看到这种情形后，头冒冷汗，不敢去看，他赶快跑回家去，拿了锄头、畚箕把尸身掩埋起来了。
“他头冒冷汗是因为看到那个景象心生悔意啊！如果承认掩埋举动是应该的，那后世的孝子、仁人厚葬他们的父母，也是有道理的。”
徐辟又把这番话告诉给夷之，夷之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孟子已经明白地指点我了。”
驳许行
战国时期，各国都竞相笼络军事人才，一来可以自保，二来能够吞并他国。所以所谓的“兵法家”变成了时代宠儿。
孟子曾责备惠王，说他为争夺土地，不惜牺牲民命，强迫他们去打仗，并形容战争的惨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谓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只是一味地帮助他好战的君王去征讨。他们只懂作战，想法取胜，从不想为何而战。孟子对这些人深恶痛绝，说他们是罪该万死的民贼。
“法家”则提倡重视法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发古。”他提倡以法制民，依法治国。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说：“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老寡，则国贫……”法的运用，则分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
韩非子师承荀子，他认为势、术、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废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为一家。
孟子时代，韩非之道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国日益坐大，最终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当时的法令听来让人汗颜，例如“弃灰于道者被刑”、“斩一首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级……”。
孟子对繁杂、严苛的法令深表不满，他力主“省刑罚”。孔子就曾主张“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这是“重农、织社会”的由来。
“农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与民并耕而食。政府设立的官职形态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谁都不能坐享其成。这种全民劳动提倡全国人民都没有特权阶级，人人都丰衣足食，个个明礼义、知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诈伪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下面就引述一段孟子与陈相的对话来了解一下孟子对此主张的看法：
许行是楚国人，研究农家学说。他听说滕国要行仁政，便率领了一批徒弟来到滕国，请求滕文公允许他住在滕国做滕国的百姓，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靠编麻鞋织草席过日子。
另外有个叫陈相的楚国人，他是儒者陈良的学生，与自己的弟弟陈辛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向滕文公表示，听说滕文公将行仁政，那就是圣人了，他们愿意住在滕国做圣人的百姓。一次，陈相遇见许行，很顺服许行的理念，便抛弃了过去所学，跟着许行研究神农学说。
孟子当时也在滕国，陈相去见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滕文公能施行仁政，算得上是个贤德的国君。既然如此，却还没有听过圣人的大道理呢！真正的贤君，就是要与人民一起耕种生活，早晚要烧饭，也要治理国政。如今，滕国的仓廪里存满了米谷，府库里积满了财货，滕君却不亲自耕种，这简直是专供自己，残害人民，这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贤明吗？”
孟子反问：“许行是不是也自己种了地才吃饭的？”
陈相说：“是的。”
孟子又问道：“许行是不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服呢？”
陈相说：“不，许先生只穿最粗劣的毛布衣服。”
孟子说：“许行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他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白色生丝织成的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孟子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因为没时间，怕影响耕作。”
孟子又问：“许行是不是用锅煮饭、用铁器耕田？”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都是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这时，孟子反驳道：“既然农夫可以用自己种的谷子去换取日常的器皿、用具，算不上是残害烧窖和打铁的人，那烧窖、打铁的人拿他们制作的工具去换谷物，就是残害农夫吗？再说了，许先生干吗不自己烧窖打铁去呢？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干吗要和那么多人去交换？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陈相为他辩解：“那么多种类的工作，是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兼做的啊。”
孟子驳斥他说：“照这么说，唯独治理天下的大事，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兼做了吗？天下事，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有处理政务等在上的事，也有耕田制器等在下的事。另外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必须要有各种人制作的物品才能备齐，如果非要自己做的才能使用，那天下人就得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了。所以，古人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别人，劳力者受人管理。受人管理者供养别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本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啊。
“当初唐尧时候，天下没有平定，洪水溢出了河道，到处泛滥成灾，五谷不能成熟，但是草木生长得很茂盛，畜禽也繁殖得很兴旺，到处都有野兽作怪咬人。尧心里发愁，就举用舜去治理。舜派他的臣子伯益去放火驱兽，伯益就找到草木茂密的山泽，纵火焚烧，逼得禽兽逃走躲避。又派禹疏通了九河，挖深了济水和漯水，让它流入大海。同时还开浚了汝水和汉水的河床，排除了淮水和泗水的淤积，使它流到大江里去。这样一来，好多地方才能够种五谷，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那个时候，禹在外面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像他这样因私忘公的忙碌，就是想和人民一起耕作，也没办法呀。等水患平了以后，舜又派后稷教人民耕种的方法，种植五谷，五谷成熟后，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尧、舜想到做人得有一定道理，如果只知道吃饱穿暖，安逸嬉游，不懂礼教的话，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尧舜为此忧愁，于是，派契做司徒官，教导大家做人的大道。要他们懂得父子感情，君臣有相敬礼仪，夫妻有内外分别，长幼要有大小次序，朋友要讲诚信。
“尧还吩咐契说：‘如果明白了做人大道的就奖励他，不明白的就引导他，匡正他，帮助他们树立心志，扶持他们奉行礼教，让他们领悟做人的道理，并时时提醒他们，常常施恩惠于他们，免得懈怠。’古时的圣人，为人民如此忧心，哪有空闲去亲自耕种？
“尧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舜这样的人；舜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但是忧虑一百亩田地能不能种好的，是平常农夫。把财物分散于人，叫惠；用善言教导别人，叫忠；替天下人求得一个治理人才，才能称为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求一个圣明的治理人才，才难呢！
“孔子说：‘尧真是个伟大的君长，天道最崇高，也只有尧的德量能取法天道，与天道相齐。天道是最崇高的，他的德量是广远的，人民形容不出来，所以无从称道。虞舜才不愧是君长呢！品德崇高完美。尧舜治天下，难道一点也不用心思吗？他要从大处着想，怎么能把心思用在耕种一类的小事上？再说，我只听说过用文化去教化、改变蛮夷的风俗，却没听说反而会被蛮夷风俗同化了的。你的老师陈良出生在蛮荒的楚国，因为悦服周公、孔子的道理，来到北方研究学术。北方学者，没一个能超过他，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了。你们兄弟两人，以师礼侍奉他几十年，如今师长一死，就背弃他，违背他所教的道理。从前孔子死了已经三年，弟子们在墓旁守心丧的孝期满了，大家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他们去向子贡揖别，大家还相对痛哭，泣不成声地分别离去。子贡送走他们，还不忍离开，便在墓旁另建了一间小屋，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守了三年，然后才回家。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和子游三个人，因有若的相貌和举止很像孔子，就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去侍奉他，当他们征求曾子意见时，曾子坚决反对。他说，这不行！老师的德行，是无人能比的。
“现在，这个南方的蛮子许行生了一个伯劳鸟的恶舌，根本不懂古代圣王的道理。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跟他学习，这种行为恰恰与曾子相反。譬如鸟儿筑巢，只听见它们从黑暗的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却听不见它们从高大的树上飞回到黑暗的山谷里去。
“《诗经·鲁颂篇》上说：‘没有文化的戎、狄，应该给予打击；没有礼义的荆国、舒国，应该给予惩戒。’这种没礼义的蛮夷，周公要积极惩处，你却赞成那种南蛮邪说，还想跟他学习，你的这种转变，实在让人遗憾！”
陈相仍辩解说：“如果能够按照许先生的办法去做，市场上的货物就没有了高低价格的差别，全国人民也不会有欺诈行为，即使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买东西，也没人会欺侮他。一切货物，只问量多少，不管质好坏，不论布匹绸缎，只要长短相当，价钱都是一样。不论粗细、蚕丝或丝线，只要轻重相同，价钱也一样。五谷也只论多少，不分价钱。鞋子也不分大小，一样的价钱。”
孟子说：“说到货物的精粗、好坏，本来就是货物原有的情形，所以彼此价值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或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但是你却把它们用长短、轻重比齐划一起来，这不是扰乱天下嘛！你想想，大鞋小鞋、粗麻鞋和细麻鞋都是一样的价钱，谁还肯去做大鞋或细麻鞋呢？如果照许行的办法实行，那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做欺诈行为，那还能治理国家吗？”
孟子的农业政策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认为劳心与劳力者，理应有所区别，圣王治理天下，整日竭思殚虑，哪有时间去耕种？他又何必要亲自耕种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的受别人供养，被治的要供养治人的人，这才是天下的正道。
治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哪里是许行想象得那么单纯啊？而且社会上贤与不肖的各色人等都有，怎么能使他们个个都诚笃、敦厚呢？所谓的大鞋小鞋一样的价格，让天下人一起虚伪，这就是“农家”学说的偏颇。
孟子对许行那一套依托神农的异端邪说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
“名家”是由墨家产生的“别墨”派演变而来，战国时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到了汉朝，他们才被称为“名家”。
《庄子·天下篇》里曾列举了几篇惠施的辩说。公孙龙则稍晚于惠施，他有“白马非马”、“坚白同异”、“狗非犬”、“卵有毛”等理论，其实，这些全是诡辩。通常一般人认为对的，他们认为是错；常识上认为错的，他们却认为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中载“小说”十五家，共计有1380篇。
清代博览多通的举人陈澧说：“齐东野人语，非君子之言。”
孟子说这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捏造故事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以信服。
一次，咸丘蒙（齐国人，孟子的弟子）问孟子：“古语说：‘德行高的人，国君不会把他作为臣子，父亲也不当他是儿子。当舜面向南做天子的时候，尧率领诸侯向北朝见，舜的父亲也面向北方朝见他。舜看到父亲，皱了皱眉头，显出一副不安的样子。’孔子批评说：‘这个时候，人伦颠倒，天下简直要乱了！’请问，这些话是真的吗？”
孟子告诉他：“不，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而是齐国东边那些乡野人所说的。”至于“伊尹曾以割肉烹羹的手艺要求汤任用他”、“百里奚卖身于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了五张羊皮，便替人家牧牛，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孔子在卫国时曾住在痈疽的家里，在齐国时住在太监瘠环家里”等传说，孟子一概呵斥其妄为，他不容许小说家捏造故事、颠倒是非。
斥驺衍
《汉书·艺文志》中列有“阴阳家”二十一，有369篇文章。
驺衍是齐国临淄人，与孟子生在同一时代。《史记》上记载说，驺衍眼看国君更加淫靡奢侈，没有道德，便写了十多万字的报告。当时，驺衍声名很大，他周游列国时受到的礼遇不同凡响。驺衍在自己的国家深受重视，当他到了梁国时，惠王亲自到郊外欢迎，执宾主之礼。去赵国时，平原君侧行撇席，以示尊敬。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用扫帚给他扫衣服上的尘土，还修了一座石宫，并拜他为师。这与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所受的冷落比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驺衍提倡五德终始之说。五德就是五行，这五种天然力量相克相生，循环不息。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展，就是因为这五德势力的消长，所以政教也要合天地而行。
孟子并不同意驺衍这套理论。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坚信天道远而人事近，为什么要舍掉人事而图天道？孟子说过，以德行治理天下的王，不一定有多广阔的土地，汤以七十里（古代单位）、文王以百里的土地称王于天下。尊敬天下贤能、杰出的人，那他们都愿意侍奉朝廷。不征商人的税，那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做你的臣民，好好经营。不征收各种关税，那天下旅行的人都愿意走你的路。耕作者，帮助他并减少赋税，那天下的农民都愿意耕种你国家的土地。如果能做到这些，那邻国的人民，都会把你看做父母，哪有带着子弟攻打父母的？那么你就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的人，自然会称王于天下。
孟子认为，人定胜天。治理国政，就是要靠“仁”、“德”，而不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天命，更没有所谓的鬼神主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