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阎冯挑起中原大战，河南江西遍地炎黎，李宗仁、张发奎入侵湖南，受全国情势动荡不安的影响，物价飞腾，白米一担涨到二十元以上，法商水电工会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发表声明：部分工人声言工人每月薪金不及一石米钱，生活无法维持，而公司里的法籍雇员，一加薪便是月支规银二百两，他们说：待遇如此不公不平，那怎么行？于是，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徐阿梅人长得高高大大，由他组织机务部的工人，向公司提出改善待遇六条件。
因为徐阿梅发动的人数不多，法商公司不免掉以轻心，先是三次通告，拒绝工人要求，后来爽性关闭厂门，把肇事的工人屏诸门外，另行招雇新工，又寻来一批白俄，入厂工作，逼得这批工人无路可走，终于制造事端，酿成血案，闹出了轰动全国的轩然大波。
血案发生在7月21日，那一天，清早八点多钟，法商水电公司的机务、车务两部工人两百多名，跑到法租界马浪路工人俱乐部，责问查票工人为什么不采取一致行动，参加罢工？巡捕房得到了消息，派遣大批的铁甲车，载了一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巡捕，驰往弹压。
工人们不怕，由徐阿梅领头高声抗议，工人往前一冲，巡捕沉不住气，拔枪便放。于是马浪路上子弹横飞，鬼哭神嚎。屋顶上一个看热闹的泥水匠，当场中弹身亡。徐阿梅带来的工人，重伤两名，轻伤二十三个。而且不分轻重伤，统统一道被抓进巡捕房。
事情闹大了，法租界巡捕房公然当街开枪杀人，难免引起公愤，局部罢工迅速蔓延开来，上海各工会立即组织后援会，严重警告法国驻沪总领事，要他负责善后。上海市政府一面派员晋京，报告工潮经过和惨案真相，一面派秘书耿家基，向法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交涉。
事件发展到最高潮，是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以法国巡捕在我国领土上开枪杀人，显系蔑视我国主权，从此，罢工案演变成为国际纠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驻华公司提出抗议。
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从来不曾经过这么大的风浪，吓慌了手脚，只好以私人关系挽请杜月笙出面调停，范尔迪聘任杜月笙为他的代表。
因为杜月笙一向受知于党国元老张静江，另一位党国元老、张静江的好朋友，和杜月笙关系亦深的李石曾，也住在上海法租界，他认为这件工潮应该迅速合理的解决，于是他也参与斡旋。至于陆京士运用他在工人群中的影响力量，为杜月笙奔走调停，釜底抽薪，自属不在话下。
经过这三方面的通力合作，8月12日晚上，李石曾邀约市政府秘书耿嘉基，法国总领事代表杜月笙，和工人代表张其祥等七位，到他的家里举行谈判。当工人代表提出六项条件，杜月笙听完以后，顿即言语一句：
“可以照办。”
李石曾很高兴，请工人代表和法国代表在草约上签字，然后嘱耿嘉基持此草约去寻法国总领事认可。法国人喜欢耍赖，先则范尔迪不在，由总巡捕费沃里代表签署，费沃里说：
“这里面的第四条，法商公司恐怕无法照办。”
解决了天大的风波，法国头脑竟而小家气，过河拆桥，杜月笙甚为光火，当时便说：
“你把第四条取销好了，这一条，由我杜某人个人负责！”
费沃里老着面皮，当众划去草约上的第四条——
“自愿退出公司之四十名工人，工资照给，其待遇与在厂工人等同。”
等到十三号早晨，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报告情形，陆京士早已有所布置，大家说条件满意。接着，中午开庆功宴，全体聚餐，下午一点钟，一两千工人欢欢喜喜，排好了队去复工。
满天星斗一扫而空，范尔迪也回来了，他约杜月笙去研究草约，两人一见面，范尔迪便愁眉苦脸。告诉杜月笙说：
“法国总领事无权过问法商公司的业务，草约里面有若干项，公司当局不肯答应，使我相当的为难。”
跟法国人打交道打得多了，杜月笙明知这是恩将仇报的嫁祸伎俩，充其量不过破费几文，法国人要赖账。当时，他若无其事地问：
“哪几项呢？”
范尔迪不厌其烦，一一报来。果不其然，凡是该拿钱的条文，公司一概不认账了。
其中包括：
（一）罢工期间工资照给。（两千多人二十三天的薪水）。
（二）一律月增工资四角。（每个月至少要五千余元）。
（三）四十名退出公司的工人，工资照发。（四十个人天长日久，按月到杜公馆拿钱养家）。
剩下来，为公司当局所接受的，只有三条——
（一）被捕工人释放。
（二）抚恤金、退职金、年赏金，原则“接受”，办法“另议”。
（三）公司不得无故借端开除工人和职员。
跟范尔迪争也无益，杜月笙落得漂亮，他一拍胸脯，又是言话一句：
“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范雨迪内疚甚深，他连声地道谢，道歉。
事后细算这一笔账，杜月笙一总赔了三十多万现大洋。
或许有人曾说，杜月笙活该赔累，因为他着实冒昧，既要签字于草约之上，为什么不先跟范尔迪商量，弄得来作茧自缚，赔钱受累，殊不知，杜月笙之所以为杜月笙，就在于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的是洋崽，洋奴，洋人的工具；范雨迪是法国驻沪总领事，他代表法租界、公董局、领事馆，以至法国人，法国政府，法国精神。杜月笙当他的代表，也等于代表了法兰西民主共和国，这是个为黄种人、中国人争体面的光荣差使，他干。但是在他干了以后，倘若要他事事请示，事事奉准而行，他可不来。他宁愿牺牲透彻，吃亏到底，也得保持他的“自作主张”，法国人肯照他的办，那么皆大欢喜，不肯呢，杜月笙不惜自掏腰包，赔钱受累，在他的想法却是：什么人在甚等时候能有这种机会，花个三十几万大洋，把法兰西民主共和国和杜月笙，等量齐观地在天平上摆一摆，秤一秤，而其结果，居然是杜月笙的言词一句，远胜过法兰西的外交官信誉。
自此以后，杜月笙大步迈进，更上层楼。无分宇内海外，到处听说杜月笙的大名，老上海尤喜津津乐道：
“世界上呒没杜先生摆不平的事体。”
法国固曾出过拿破仑和巴尔扎克，但是经此一仗，至少在东方人的心目之中，虎头蛇尾，见利忘义，因而人人都在这么说：“法国人不是好东西！”
“吃亏是福”，以功利为先的外国人，有时候实在难以省悟中国哲学的奥妙。
杜月笙奇兵突出，倘若不是范尔迪在当年便因病告假返国，由于范尔迪的内愧和杜月笙的理直气壮，他极可能把范尔迪他纳人他的建制之下，而使他自己成为法租界的太上皇。
1930年间，有一天，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长刘湘，他部下的一名师长范绍增，专程拜访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知道吗？”
刘航琛点点头说：
“知道，但是我不认识。”
“我认识。”范绍增坦然地说：“他在上海帮了我不少的忙，譬如说采办军火呀什么的，这个人对朋友还算真诚热心，我欠了他不少的情。”
“啊。”
“因此，”范绍增开门见山：“我想送他两百担鸦片烟，这两百担烟我买好了，只花了十四万块钱。但是，照你督办署财政处的规定，我运这两百担的烟出去，要缴二十四万特税。”
“不错。”——刘航琛订定的鸦片烟特税，是每担一百斤，应缴大洋一千二百元。
“这批烟运出四川，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四十万元的特税。”范绍增扳着指头算：“二十四万加四十万，一共是六十四万元。特税要比烟价高出四倍之多。”
“是的。”
“宜昌该抽的特税，我没得办法，只好照缴。督办署财政处归你哥子管，你既然晓得我这票鸦片是送给杜月笙的，可否请你把这二十四万的税免了。”
“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件事必须请示刘督办，由他来批。”
“我不好当面去跟他说，航琛兄，请你帮我去讲一声，好不好？”
“好的，我给你讲讲看。”
于是，刘航琛找一个机会，便向刘甫澄（湘）提了：
“甫公，上海有个杜月笙，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就是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范绍增也没有见过。但是杜月笙帮过范绍增的忙，范绍增很想交他这个朋友，买了二百担鸦片烟，要送给杜月笙。范绍增托我来跟甫公说，既然是送礼，二十四万的特税，可否免掉？”
想了想，刘甫澄回答。
“范绍增要跟杜月笙交朋友，我何妨也跟杜月笙交朋友哩。这么样，你跟范绍增说，这二十四万的特税，算是我奉送给杜月笙了。”
刘航琛去把范绍增找来，告诉他刘甫澄允淮的经过，未后，再三叮嘱他说：“我虽然主管财政，但是，我管的是刘甫公的财政，他是主管，我是幕僚，对内有我跟他之分，对外，就只有他而没有我。所以，你要关照派去送礼的人，在杜月笙面前，要说是刘甫公看杜月笙的面子，免了这二十四万元的特税，万万不可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范绍增连声喏喏，走了。这二百担烟，后来运到上海，经张松涛之手，送给了杜月笙。
1931年元月，刘湘派刘航琛为特别代表，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陈述他统一四川的计划，并且声明将以统一了的四川，作为中国的一省，以四川深厚的人力物力，为中央所用，——统一全国，抵御外侮。蒋总司令聆悉刘航琛的报告，甚为欣慰，他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先拨轻机关枪两千挺，子弹三千万发，被助刘湘军事统一四川之用。
由于这批械弹需在上海具领，刘航琛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办理手续，他从南京起程，乘火车到上海北站。在月台上，一眼望见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他迎上去，握手寒暄。
“你是来接我的？”刘航琛问。
“我来接你。”徐次珩的神情略现紧张：“同时也是来送你。”
“这话怎么说？”
压低声音，徐次珩悄声告诉刘航琛：
“上海大亨黄金荣，要派他的学生刘颐漳，绑你的票。”
黄金荣要派人绑他的票？徐次珩说得刘航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刘航琛跟黄金荣无恩无怨，素乏一面之缘，他要绑刘航琛做什么？
还是徐次珩透露内情，是刘航琛这个财政处长的前任，对刘航琛久已不满，在四川省境，他拿刘航琛无可奈何。如今刘航琛单人匹马地到了上海，他正好利用他和黄金荣的交情，绑他的票，整他一整。
刘航琛暗忖，被绑一次也无大碍，黄金荣决不会公然杀人，无非是吓自己一下而已。再说，他的好朋友兼部下，刘湘帐下的师长兼财政处公债总局督办蓝文彬，在上海方面销货采办，一向走的是黄金荣路线。蓝文彬跟黄金荣也有交情，黄金荣可以接受刘航琛前任的请托，他当然不会不理蓝文彬的竭力营救和强烈抗议。
徐天珩见他一直在沉吟不语，急了，连声地催问：
“怎么样？你可不可以马上回去？”
“我还有事。”刘航琛笑着回答：“再说，我也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唉！你不晓得上海的情形。”徐次珩很担心地说：“你就不懂这其间的厉害。”
“那么，”刘航琛问：“你看可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吗？”
想了想，徐次珩问：
“你认识不认识杜月笙？”
“不认识，”刘航琛摇摇头：“不过，刘甫公放过他一次交情，此外，范绍增跟他也很有来往。”
“那就够了。”徐次珩欢声地说：“我们马上去找杜月笙！”
驱车到了华格臬路，徐、刘二人的名帖递进去，司阍领他们到大客厅坐下；不一会儿，杜月笙满面春风，快步走了进来。
“欢迎欢迎！”他伸手和刘航琛一握，欣然地说：“刘先生，我久闻大名了。”
刘航琛一听，便晓得是范绍增派来送鸦片烟的人，没有把话说清楚，他所担心的“张冠李戴，掠人之美”，成为了事实，果不其然，杜月笙一开口便对他说：“刘先生实在看得起我，凭我杜月笙三个字，就免了我二十四万大洋的特税，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今天能够见到刘先生，真是高兴已极。”
“不不不，杜先生，”刘航琛立刻声明：“这里面恐怕还有一点误会。”——他赶紧把免税二十四万，是刘督办仰慕他杜月笙，因而放的交情，很详尽地说了个清楚。
“哎——没有刘先生的美言，刘督办怎么会放我这么大的交情？”杜月笙诚心诚意地说：“总而言之，我跟刘先生是神交已久，神交已久。”
刘航琛听说过杜月笙早年的历史，使他感到诧异的是，杜月笙温文尔雅，谈吐不俗，丝毫没有江湖犷悍之气，而且他待人接物，业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他当年不过四十四岁来看，可见得他曾经过相当的磨炼。
坐下来，开始宾主两欢的长谈，谈刘航琛的行程，晋京所负的使命，以及刘甫澄的抱负和愿望。杜月笙热烈诚恳地表示了他个人的看法，尤其提出许多独到的意见，凡此都使刘航琛更为惊讶，杜月笙不但对当前大局认识清楚，而且他目光犀利，见解新颖，他极端赞成刘甫澄统一四川以后的看法和做法。讶异之余刘航琛又颇为感动，他喟然地说：
“希望这一件事能够成功。”
杜月笙接腔却是非常肯定的
“我想这一件事决不至于不成功。”
谈话的时间相当长了，刘航琛怕徐次珩有事，于是一声苦笑地说：
“杜先生，我今天很冒昧地来登门拜访，其实是因为我一到上海，就有了小小的麻烦。”
“啊？”杜月笙顿时便兴致勃勃地问：“什么麻烦，刘先生可以告诉我吗？”
“我正是来求教的”刘航琛笑着回答，于是，他将徐次珩所说有人要绑他票的种种，一五一十，全部讲给了杜月笙听。
略一沉吟，杜月笙委婉地问：
“刘先生，你可不可以暂时不坐你自己的汽车？”
“当然可以。”
“第二点呢，刘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我想请一位朋友陪你，这个人对上海的情形很熟悉，刘先生有他照料，准定不会出什么差错。”
“那就极其感谢了。”
杜月笙马上就把他“那位朋友”请来，当场介绍，刘航琛一听“那位朋友”的名字，不禁惊喜交集，——原来杜月笙派的是他手下第一员大将，“小八股党”的头脑，当年亦已成为黄浦滩上亨字号人物的顾嘉棠。
杜月笙亲自送客到大门外，大门外已经停好了杜公馆里的一部汽车，牌照“7777”，老上海一望而知，这是杜先生的车子，走遍黄浦滩，没有人敢碰它一下，拦它一下。
自此，顾嘉棠和刘航琛同进同出，寸步不离，连在旅馆里睡觉，两人都是共一间双人房。果然，一连两夜一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转眼间到了第三天，早上十点多钟，刘航琛、顾嘉棠因为昨夜迟睡，丽日中天犹仍各据一榻，高卧隆中。房门上忽然剥剥生响，两人同被敲醒，刘航琛睡眼惺松，喊了一声：
“进来！”
门开处，一条彪形大汉，闪身而人。刘航琛不认识来人是谁，正在发愣；对面床上的顾嘉棠定睛一看，却是惊得直跳起来，他脱口而出地喊：
“刘颐漳！”
于是，刘航琛也在那儿忐忑不安，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但见刘颐漳笑容可掬，状至亲密，走到刘航琛床前，双手奉上一份请柬。
“黄老板请刘先生便饭，派我送请帖来。老板交代，请刘先生务必赏光。”
言讫，点了点头，转身飘然而去，走了出门，又回过头来，轻轻地把房门关上。钧培里黄公馆，顾嘉棠也是经常走动的，当晚，他陪刘航琛赴宴，出乎意料，杜月笙并不在场。这是刘航琛初见黄金荣，黄金荣和他居然一见如故，待客十分殷勤，礼数相当周到；更让人惊诧的是，席间只谈风月，不作任何解释，因而笑语殷殷，欢声阵阵，刘航琛这一席酒吃得非常愉快，杯觥交错，尽兴而散。
回到旅邸，刘航琛对于杜月笙的化解手法，赞不绝口，一叠声地跟顾嘉棠说：
“杜先生办事，真是漂亮之至！”
杜月笙能玩、能赌、能谈，刘航琛也是能玩、能赌、更能谈，两人气味相投，从神交而订交一见顿成莫逆。不过杜月笙深知刘航琛是四川才子，满腹经伦，他又是刘湘幕中的第一号智囊，因此他时有求教之心，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半玩比赌多，而谈又比玩多。
杜月笙晓得刘航琛对他的行道兴趣甚少，而他自己则对于刘航琛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的行道，急需增进了解；所以他们每次长谈，杜月笙总是表示愿意多听听刘先生的。
自从1931年以后，刘航琛或则为刘湘的特使，或则为他自己的经济事业奔走，每一年至少有半年以上，仆仆风尘于渝、蓉、汉、京、沪各大埠间，其中尤以到上海的次数最多。他每一次到上海，必定身为杜门座上客，而且长日盘桓，为时甚久，在杜月笙的外界朋友之中，刘航琛要算是最亲密的一位了。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他本来是杨森的部将，后来改投刘湘，洽降时他提出一项条件：往后只要甫公有令，随便叫我打哪个都可以，我就是不打杨子惠（森）。有此一条，刘湘反而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赏识。
他在四川帮会组织的主流——“袍哥”中，地位很高，他部下的官兵，清一色是袍哥，因而平时不分级职，不论军阶，彼此都以哥子、兄弟互称，打起仗来，却是相当的剽悍勇敢，以此外间虐称他们为“袍哥军”。
范绍增这个人，生性豪爽，小事糊涂而大事精明，就外表上看来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他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喻人憨而傻也。范哈儿又颇有雅量，尽管他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即使有人当面以“哈儿”相称，他也笑嘻嘻地照答不误，而且丝毫不以为忤。
范哈儿好赌、好玩、不耐空谈，他出手阔绰，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因此他的阔名声传遍黄浦滩上，历久不衰。比诸张宗昌、毕庶澄的“夕阳无限好”，还要更胜若干倍。
1931年，刘湘和刘文辉一对堂叔堂侄，分据渝、蓉，势成水火，刘文辉不吝重金，意图收买刘湘的将领，范哈儿和蓝文彬各得大洋十万，蓝文彬秘而不宣，种下他后来一囚七年的祸根；范哈儿拿了钱立刻陈明刘甫澄，大获刘督办的欢心，叫他把钱收下，再跟刘文辉虚与委蛇。
1931年6月前后共产党在赣、湘、鄂发展迅速，不断壮大。老蒋急调徐源泉军入赣粤边境防堵，命刘湘出兵三万，接替徐军的防务，在湖北洪湖，跟红军贺龙部队作战；刘湘以王陵基代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跟贺龙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范绍增自己右腿受了重伤。
杜月笙在上海得到消息，立派他的爱徒张松涛，赶赴洪湖前线，把范绍增接到上海，送进最好的医院，延聘最高明的医师，不计代价，悉心救治。
总算挽回了范绍者的一条命，保全了他一条腿，——只不过略微有点儿跛，范哈儿从此多了个绰号：范跛子。死里逃生，兼又在大上海花花世界，范绍增挟巨资而来，免不了想要大赌特赌，大玩特玩一番，以资庆祝，而遂自我慰劳的大愿。刘湘准了他一个月的假，杜月笙一连多日盛大招待以后，再派顾嘉棠奉陪，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征歌逐舞。
腰缠十万贯，重温黄浦滩，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一时不作第二人想。——范师长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奴、赏司阍的小郎，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鱼头——上海人俗称红色的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一百大洋起码。
挥金如土，誉满沪上，老上海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开盛宴，为他饯行。席间，杜月笙身为地主，未能免俗地问他一声：
“范师长，你这一次畅游上海，玩得痛不痛快？”
他这一间，恰好兜起范哈儿一件心事，于是，他眉头一皱地说：
“痛快到是痛快，只不过，上海鼎鼎大名的那位红舞女黄白瑛，这个实在是自高于顶，随我怎么样的陪小心，”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同席的陪客不禁举座哄堂，唯有杜月笙莞尔一笑，不赞一词。
范哈儿回到重庆，不出三天，一位满口沪白、娇滴滴嫩兮兮的女郎，打电话到大溪沟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黄白瑛专程飞渝，移樽就教，请范师长到她寄寓的旅馆，一圆旧梦。
刘航琛和范绍增，不但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而且，也由于他和刘、范二人的友谊，奠立了抗战八年，他两手空空，居然能奠定在西南后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