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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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王
谣曲之王
在逝去的二十四个节令
我写下过二十四首纯净的谣曲
——李岩·歌民和歌王
“打死也不能说。”我又一次听到哥哥的声音，想起那个遥远的傍晚，我哥哥带回一条枪，那条枪装在一只厚厚的帆布袋子里，我哥哥把那只布袋抖开，但他只抖开布袋的一角就急忙又包起来了，他一脸惊慌地问：“你在干什么……人都睡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傍晚的时候我趴在炕上画了一张画，临摹一个国际伟人的头像，画得不像样子。在画画的当中我又想加工一只弹弓，做的过程中那把生锈的老虎钳子把我的左手食指拧起一个血泡，就扔下不做了，我再去画画，把伟人的眼睛涂得像煤球一样黑，太不像了，也许没人能画好一个外国人，再说屋顶上吊的那颗灯泡也不够亮。我再去摆弄另一个物件，试着把一截自行车的链条拆开，加工成一件武器，这时我哥哥回来了，我把所有摆弄过的东西都丢在炕头一条牛毛毡上。
“都睡了。”我说。我的眼睛只盯着哥哥手里的布袋，急切地想看到布袋里面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都睡了？你就知道瞎说！”“我再去看看。”我开门出去，在大院里转了一圈，院子里住着和我们同样的十来户人家，我妈妈的屋子已经黑了灯。“都睡了。”我回屋又说了一遍。哥哥对我一脸的不满：“真不想给你看……”哥哥不情愿地把一支枪从布袋里提出来，我看见它像一个陌生的怪物，挺着僵硬的身体，黑色闪亮的部件非常严密地组合在一起。哥哥拉动枪栓，一颗金灿灿的子弹从枪膛里跳了出来，哥哥推上枪膛，让我试试。哦，这个家伙比我高大，我无法摆弄它。我把枪杵在地上，一只脚踩住枪栓往下用力，“咔嗒”一声踩开了枪膛，子弹又从枪膛里跳了出来。
枪和子弹都是真家伙，是一个女人交给我哥哥的，那个女人满脸麻子，用一个铁环束着头发。她曾和我的父亲一起去攻打一座县城，父亲把一台苏联制的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车，车上压上机枪。打完县城以后我的父亲死掉了，有人说他是被活埋的。那个冬天，女人把父亲从土里面挖出来，把一套灰色的中山服缝在我父亲僵硬的身体上，并让他手举一本红宝书。父亲被安放在一辆特制的架子车上游街。女人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个英雄，不能就这么死去。游完街父亲的尸体不知去向。女人把一条枪交到我哥哥手里，准备让他去打仗，并准备把我哥哥培养成一个大人物。就在我哥哥准备去打仗的那天下午，那个女人被别人打跑了，同样不知去向。
哥哥再把枪装在帆布袋子里包好，我帮他把枪藏在一只老式的柜子底下。第二天一早，我们照例被母亲派出去“寻生活”。哥哥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了小工，而我每天从家里出发，臂弯里挎着一个柳编大筐在城里走一个圆圈或半个圆圈之后又回到家里。我出了大门，向一侧的巷子里走去，这是我家所在的居民区，离东门不远，标志的建筑是有许多高墙大院和一个很大的牌坊，牌坊下面的石狮子被人打烂了脑袋，上面的字迹也被人用斧头刻意敲打过，已经一片模糊了，任谁高兴还可以拿起斧头在牌坊上敲打几下，牌坊的立柱像两条粗壮的腿，但它无法行走，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还是憨憨地立在这个叫东门焉的地方。离牌坊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学校。我本来不该到这里来的，这里没有单位，不光寻不到生活，而且学校附近常常会遇到一些没意思的人呵斥我，因为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没法跟他们计较。我今天真是魂不守舍，不知该去哪里寻生活，我一心只惦记着那条枪，如果不是哥哥语气严厉地一再叮嘱我不要动它，我真想拿出来好好玩玩。我沿着一条碎石路向居民区的髙阜走去，这条路的路面统一铺成向下弯的形状，住在上面的人家把这条路当做排水道使用，什么脏水都往下倒，所以这条路总是臭烘烘的，这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路两边的垃圾地里生长一丛丛齐腰高的臭蒿。我差不多是一路踩着垃圾向高处走，来到东城区最高的地方。我站在一个很大的山包上，这个山包在两千年前就埋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人，我一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山包上有一个亭楼，我把筐子放在亭楼里，在亭楼的木挡上坐下来，整个城市就在眼前了，我家也就在山包下面不远的地方，我等于是在我家的脑畔上溜达，心里惦记着那条枪。我想起这个城市里最有意思的几个地方：青石街道两边的铺面，油漆的门板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有时候我手里攥着几角钱等着铺面的门板打开，等得人心烦。有人从铺面里面摘下了门板，我一下子闻到了铺子里面的煤油、烧酒和糖果的混合气味；离南门口不远有一条小街，小街上有一个鸡肉馆，买鸡肉的都是合作社的老头子，做好的烧鸡都放在玻璃罩子里；南门外就是电影院，每一部电影都放映三天，影院守门的管理员都是没意思的人，没有票谁都不准进去。
我突然想起我的筐子还是空空的，我得装点什么回家。
我提上筐子从山包的另一侧取路下山，这里有一个粮站是供应我们那个居民区的，现在还没有上班。我在粮站的院子里转了转，没有发现可取的东西。在下山进城的路上要路过文庙石牌坊，牌坊比东门焉的那个小一点，还有一个小门洞，叫进士圪洞，因为进城赶集的农民找不到厕经常在这里拉屎撒尿，所以又叫尽屎圪洞。
我沿着青石铺就的街道行走，要在某个院子里寻到今天的生活。我钻进一个单位的院子，鼓捣一会儿以后又转到街道上确定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我拣煤渣，拣破烂，拾粪便，这些脏东西最后都被转换成另一种物质填进我们的肚子里去。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父亲曾经所在的工厂，那个墙院里面到处都在冒蒸气，地上撒满了煤渣；一只黑黑的电磨子在飞快地转动，生产一种叫火药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我还是去了我父亲曾经所在的工厂，我认识的人和我不认识的人都跟我打一两声招呼，他们对我说：“提走吧，以后再甭来了。”而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可鼓捣的东西时还是要到那个墙院里来。这一天上午，我寻到的生活是一筐烧过一半的煤球，我提着煤球回家的时候，院子里的人家都在做饭，浓烟笼罩在院子的上空。我的朋友大满兄弟他们家烟囱不上烟，大满呛得鼻涕眼泪，手里拿着一个片子在门口起劲地呼扇着。夜里，哥哥从工地上下班回家，我想跟他提一下枪的事，他一脸愠怒，连半个字都不让我提。其实我只想告诉他，我一整天都没动那个帆布袋子。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哥哥被做裁缝的母亲打了一顿，打得哥哥杀猪似地叫唤，这是暑假最后那几天的事，因为哥哥开始不去工地正经干活了。哥哥不去干活是因为有人开始追查枪支的下落。不知谁在城区的山头上打了一枪，枪子打中了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无辜的农村女人的屁股。调查事件的人是公安局的，名叫“王家的三儿”。三儿挨门逐户地查问，问人们有没有看见谁藏了枪弹。眼看三儿就要查到我们这片居民区了，我哥哥每天晚上像耗子搬东西一样，把那条布袋里的东西搬来搬去，白天他察看藏枪的地点，发现那地方很容易暴露，晚上就再转移一次。“打死都不能说出去！”哥哥对我说。我从家里走出来，沿着一条长长的石板坡道开始在城里画圆圈的时候，看见三儿在不远处与人谈话，我很快地走掉了。
我从文庙的石牌坊下面走过，走进一所空旷的学校。红军转战陕北的时候，许多新中国的缔造者曾在这里上学。我想在学校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哥哥把枪藏起来。我从学校礼堂破烂的门缝里钻进去，绕过同样破烂的连背椅，跳上讲台，再扶着一道咯吱作响的楼梯爬上阁楼，那里漆黑一团，我划了一根洋火，看见阁楼连接墙壁的地方有一个蛛网密布的破洞，我从洞里爬进去，我又划了一根洋火，看见里面的图书堆成了山。
我告诉哥哥，我找到了一个藏枪的好地方，哥哥不以为然，他根本不相信我能找到更好的地方。而当我把最初的几本书籍换成砉砉作响的钱币的时候，我再也不想把这个地方告诉任何人。
我和哥哥去上学，我哥哥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放学以后很自觉地在家里读书。母亲说我哥哥懒惰，害怕放下书本去做别的活计，后来我哥哥就在被窝里用功；我和他睡在一个炕上，看见他爬在被窝里，把书和本子放在枕头上写字，数着指头努力地要确定某一个数字；他常常以为我很早就进入梦乡，悄声拿出纸笔，惟恐有人发现他用功读书。有一回他告诉了我一个数学名词叫“有理数”，第二天我坐在教室里等老师讲有理数，等了很久老师都不讲，后来我一想，也许要等好几年老师才能给我讲有理数。等老师背过身去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打开教室的窗子很麻利地登上课桌跳到教室外面去，穿过哇哩哇啦的几排教室，很快就溜出了学校，我心里想：去他妈的有理数。
我从文庙牌坊下面走过，走进那所空旷的学校，穿过连背椅，跃上讲台，登上阁楼，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行进；我钻进墙上的破洞，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洋火和洋蜡，这个厅堂的地板上堆的是书，架子上搁的还是书，这些书已经非常陈旧，并且正在发霉。我在我空空的书包里面装满了这些发霉的图书，又在腰里别了几本图书，整理了一下衣裳，背起沉甸甸的书包向街道进发，我找到那个摆书摊的残障人，换得3元钱。我回头再去厅堂里取书，这一回我拣的是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图书，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得了7角钱。
我花了一分钱在南门小巷的鸡肉馆里买了一根鸡肠子，慢慢地把它吃下去。一只玻璃罩子下面放着一只金黄色的烧鸡，翘着老高的屁股，它的脑袋被放在另一个玻璃罩里面，卖3分钱；我哥哥经常给鸡肉馆的老爷子们挑水，每挑一担水赚5分。我一辈子也不想给鸡肉馆的老爷子们挑水，早晚我会掏钱把玻璃罩下面那只金黄色的烧鸡吃掉。
我妈妈又把我哥狠揍了一顿，打得他杀猪似地叫唤，原因是他以学习为理由拒绝去拣煤渣。那天晚上我在一支并不明亮的灯泡下面看见哥哥躺在被窝里啃他的有理数，一张被泪水弄脏的脸上带着专注的神情，一只苍蝇在他的头上盘旋着俯冲下去，我仔细一看，他的头顶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苍蝇叮在红色的血痂上面不肯离去。这肯定是在拣煤渣的时候被别人打的。我有点同情我的哥哥。我决定带他去那个藏宝的地方。第二天下午，我把哥哥领到礼堂阁楼上那个破洞前，首先看到的是成群的老鼠在书山上面动弹，烛光下，它们瞪起黑亮的小眼睛注视着我们。
我哥哥掉头往楼下摸去，他说：“我讨厌老鼠。”
星期天，我从我自己的一只胶鞋里面挖出脏兮兮的一卷小钱，领上大满等几个朋友去游泳池里游泳，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根冰棒，之后又请他们到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开映后，大满兄弟说后侧座上坐着一个穿新衣裳的女娃娃。我从大满手里接过一只弹弓，装上纸制的子弹，朝女娃一弹弓射过去，然后继续看电影。
我花光了那只鞋子里面所有的钱之后，又回到阁楼上去，我想取些书去换钱，但是我累了，我倒在书里面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发现老鼠正在啃我的腿肚子，已经啃得鲜血淋漓。我拿起书本一边还击，一边咒骂。我要买一口袋老鼠药给你们过生日，然后再看看这地方到底是谁的。
秋天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和哥哥各扎了一套衣裳，是用日本的尿素袋子缝制的，我哥哥不肯穿那套衣服，又被母亲扇了一耳光。我穿起日本的尿素袋子，穿过牌坊，直奔那所学校。走进大门后发现王家的三儿正在向几个玩耍的孩子调查枪击事件，他看了我一眼，我无缘无故地掉头就跑。“站住！站住！”三儿在后面直追过来。“站住！日你妈站住！”我冲过牌坊，一口气冲上了东山山巅，山上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挂一口明代的大钟，足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我钻进钟肚子里，像壁虎一样攀住铸铁的内壁，三儿喘着粗气追上山，“他妈的！”他说。他咳嗽，唾痰，绕着亭子转了一圈以后搜索下山。我从钟肚子里钻出来，我撒了一泡尿，风把尿水挡回来，淋湿了我身上崭新的尿素袋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