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栏目：新人自荐
我的自白
黎光，女，一九九九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现居北京，从事电影工作。
才写完这几个字，思绪一下就混乱了起来，像雨后从泥地里纷纷爬出来的蚯蚓，争先恐后，又乱成一团。一些词汇明明灭灭地在眼前闪过，却抓不住。要表达的东西总像是与自己隔着一棵树，我们围着这棵树绕着圈，追来又追去。
我尽力把“自白”表达得清楚些。
那天是五月十日，我在街上遛达着。每年的五月十日，我都是这样消耗掉的，我不喜欢这个对我而言是标志性的日子。手机的铃声响了，接，得知我的小说《飞了》终于要发表了。用“终于”这个词，是因为《飞了》其实是我二十一岁时写的一个剧本。今年的五月十日，我二十五岁了。
二十一岁之前的日子我身上一直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在那一大段的日子里，从六岁起，每隔一段时间，自杀的念头就会猛烈地撕裂我一回，使我痛苦不堪，备受煎熬。
在二十一岁那年灰暗的日子里，我写了一个名为《飞了》的剧本，说的是一个叫赤名的女孩儿成长的故事，二十三岁那年她自杀了。刚写完的那两天，自己狠狠地大哭了一场，人整个虚脱了似的，好像也跟着死了。写的时候就特想把它拍成电影，写完之后，这种想法更强烈了，于是就去找资金。有兴趣投资的人看完剧本，大部分人说非常喜欢，而所有的人说太极端了。钱始终没拉到。
时间一晃一晃地过了四年，四年里，赤名由死到生，又从生到死变了好几回，剧本也改成了小说，几经周折，成为现在的模样。结尾，赤名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虽然她走路的姿势很难看，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只要活着，就肯定有幸福、快乐的可能。我这么想着，想着，想着整个人竟也就真的变得快乐了起来……
我从一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能记事儿了，我记的第一件事是爸和妈为了一块馒头是蒸着吃还是烤着吃的问题，互相恶毒地骂了起来，后来又打了起来。
一岁半的赤名躺在摇篮里。摇篮旁边，一张桌子的正中央的盘子里放着一块馒头。爸坐在桌子的一侧，妈坐在桌子的另一侧。两人在说着什么，然后，两人都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对骂，最后两人撕打起来。整个过程只有观众式嘲弄的笑声，无其它声音，这是一出滑稽可笑的舞台剧。
后来，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儿，我真讨厌他，像个病猫似的，他还比我多出一块肉，为什么？
两岁多的赤名是个小黄毛，头发细软而稀，眼小鼻塌，是个小丑八怪。她站在一个摇篮边，摇篮里躺着一个叼着奶瓶还只是个婴儿的小维，赤名看到屋里没大人，把奶瓶从小维的嘴里拔出来。小维咧开嘴欲哭，赤名忙伸过一根手指塞进小维的嘴里，小维吮吸起来。赤名另一只手却拿着奶瓶塞进自己嘴里，大口地喝了起来，很享受。妈妈进屋时，只看见赤名安静地趴在摇篮旁边，看着摇篮里小维，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小维叼着空奶瓶，已经睡着了。
小维的眼睛大大的，圆圆的，黑黑的，还亮晶晶地闪着光，粉扑扑胖嘟嘟的脸蛋儿被他的笑容更是挤成了阿福娃娃的模样，每次只要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无数的大腿就会挡在我的眼前。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是个小丑八怪，我被抛弃了！离人们很远很远。只有小维单独在我面前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能掐他，咬他白藕似的胖胳膊，他只会哭，还能怎样？可是有一天妈妈发现了，然后我……
妈妈拉着五岁的赤名走进一幢筒子楼，虽是白天，楼道里却是黑黑的，楼道两侧摆满了各种杂物，只留有窄窄的过道，油污的空气很有重量，裹着生活中的香与臭。两人一前一后在楼道里走着。
妈妈在黑暗中费力地辨认着房间牌号。终于她们在一扇房门前停下，妈妈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门缝儿中露出半张脸。
有人说这个女人曾经是我妈妈的爸爸的表姐的堂弟的老婆，她丈夫死后，她又嫁给别人，总之是与我们家有点儿关系。也有人说她跟我们家根本就不沾亲不带故。妈让我叫她“六姑奶”，妈不知从哪儿搞到了她的地址，也不知道又对她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了，消失了。三百五十六天后，妈才又重新出现。
楼道里总是昏暗的，放满了各种杂物。昏暗的楼道里，六姑奶走在前，赤名紧跟在后。
六姑奶甩着两只胖胖的手一边起劲儿地走，一边嘴里唠叨着：“哎！你妈怎么就想着把你这累赘托付给我呢？我是招谁惹谁了呀？”
每天出门，这句话六姑奶都要说上一遍，就像是天主教徒每顿饭前必不可少的祷告。
午后，车水马龙的街上，六姑奶带着赤名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住在六姑奶家的那段日子里，我的记忆几乎被各种牌号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影子充斥着。
在一个人家里，六姑奶情绪激动地向坐在她身旁神情麻木的人说着些什么。我记得我们总是坐车、换车，目的是为了到某些人家里去，然后六姑奶就会或情绪激昂或悲痛欲绝地与别人说上一大段我当时根本无法明白的话。
傍晚，嘈杂的街上，六姑奶带着赤名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
后来才知道当时她是要上法庭与她离婚了三年的前夫闹一场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