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几上放着一个咖啡色日记本，是段笛并不一定留给我的遗物。里面记录着一些字词和句子，都是随意涂抹，横着竖着的，斜着歪着的，乱写乱画，潦草凌乱。每当这个咖啡色日记本被我放到客厅茶几上时，就是我想要抚摸段笛的灵魂。现在我面对着电视机，每二年一届的“豁城群众文艺百花奖汇演”正在举行决赛，小姑子叶枚即将参赛。我们在极短时间内合作的舞蹈会是什么比赛结果？我直觉应该是一个好结果。
这个本子许多时候被我当成抽签算命的凭据，就像有些人举棋不定时口中念念有词伸手翻开新华字典的某页，手指某字一样。人都有因为迷失而盲从的瞬间，譬如我此刻。因为叶枚还没有出场参赛，我有时间把怀想具体化，所以我把手搭在了日记本上，随意翻开一页。我看到这样一些潦草的字：你，你，你，还有你，还有你，你们都为什么偏要选择水葬？记得段笛有天喝醉了酒，被我逼着解释了这些句子：那些选择不留坟墓在人间的，一定担忧他活着时候的有些作为。我合上日记本，忽然想：人就是这样，似乎在专注眼前某一样虚幻的真实，灵魂却在另一种真实的虚幻中。我指的是，我同时在看电视机和日记本。
我像条虫子，我的婆婆朱芝兰是只老虎，而小姑子叶枚是根杠子。老虎吃虫子，虫子吃杠子，杠子吃老虎。反过来就是老虎怕杠子，杠子怕虫子，虫子怕老虎。我们三个不同姓氏的女人构成家庭成员关系。这就是缘聚。人世间的婆媳、母女和姑嫂，当然是十分密切的亲情关系，但同时也是最最纠结的人际关系，是女性社会的重要内容。我用两个最字说其纠结，是因为无论谁都不可以简单结束这关系，更不可以轻易用缘聚缘散了结这艰难。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脱离这个怪圈，但我不知道，一旦放弃与叶涛的婚姻，我又能够找到怎样一种自以为快乐的生活？我有时候也这样想，再等等，再忍忍吧。
今年夏初的时候，我所在的豁城威风锣鼓队到豁湖渔村演出，在公路边上完茅厕出来时我被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擦倒在地，人无大碍，但腿伤不轻。骑摩托车的年轻农民扔下摩托车跑到我面前时，脸色煞白，两腿哆嗦，慌慌张张不停问我：要不要紧？要不要紧？我忍着剧烈疼痛对他挥手说：不要紧，你忙你的事情去吧，我不要紧，真的不要紧。尽管我们队里有几个队员非要那个年轻人送我到医院检查，甚至还有人说他能骑摩托车家里经济条件一定不错，但我一直都在挥手，叫他赶紧离开，但他执意追问我到底要不要紧，在这要不要紧和真的不要紧的对话中，我有点忍不住想要吼他了。我是真善良，我不会准许自己给一个农民兄弟增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婆婆朱芝兰在医院看我时，想到叶枚快要放暑假了，就叫我把叶枚喊回来。我知道婆婆不敢直接跟叶枚通话，她向来最害怕的事情是叶枚大发小姐脾气。我自己呢，从不违背婆婆下达的任何指示，所以当着婆婆的面，用电话把叶枚连哄带骗喊回豁城。叶枚也是怪，她向来不在乎任何人的话，但是我的话，她很少不听，很少不执行。叶枚放暑假之前原打算和男友出去兼职导游挣学费的，也是想轻松度过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但我一个电话就让她改变了计划。叶枚回到豁城后，在照顾我的那些天里，我考虑到百花奖汇演大赛可以去试试，就指点叶枚学会了这个舞蹈。叶枚天资聪颖，不到一个月就把舞蹈要领全部掌握了。叶枚是一个能够让人引以为豪的女孩子，我一向这样觉得。
所有人其实都很寂寞，这话是段笛说的。所有人都害怕衰老，因为一旦老了就会失去许多权力，控制欲也就无从得到满足。这也是段笛说的。段笛不是作家，不是诗人，他只是豁城文化局的一名普通干部。他可以去当诗人当作家，但他丝毫没有朝那个方向努力。所以他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隐士，一个才子，是整个豁城为数不多的才华横溢的男人。电视上出现了叶枚，她今天格外漂亮。现在，叶枚的舞蹈在一面硕大的牛皮鼓上进行。我睁大眼睛，盯着电视机里叶枚的每一个动作。她的表现非常不错，丝丝入扣，连贯到位，刚柔相济，快慢有度。实在美不可言，很能振奋人心。叶枚其实是在代我参赛，这也未必不是我的控制欲的某种体现。
叶枚在电视里的舞蹈进行到一半，我就感觉到，今天的大奖非她莫属。我在段笛身上学会了观，观察的观，观照的观。心能见，心能到，因为对因的深刻理解，我们自然也能看到那个果。叶枚是不是我现实当中的果呢？你跳得真好，比我跳得好多了，亲爱的妹妹，我精神的闺蜜，你给了我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