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一文中曾经说过自己的写作计划，要进一步讨论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现象，但是在开了一个头以后，就迟迟没有写下去。这过程中自己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在去年六月复旦大学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办者有意安排了两群不同年龄层的作家出席——一群是中坚作家：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等；另一群是当红的年轻作家：蔡骏、韩松、飞氘、张悦然、郑小琼等等，他们的创作触及网络文学、惊悚小说、科幻小说、打工文学等方方面面，都拥有大量读者。当我看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代表性作家在同一个会场上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时，原先的期待突然落空了。——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也是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发生裂变的时代，当“重放的鲜花”一代作家在抗击政治上极左残余势力、大声疾呼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主张时，他们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把“人民”概念混同于政治权力集团的主流理念发生了断裂，但同时，在这一代“重放的鲜花”派的作家后面，又发生了新的裂变：从1985年寻根文学开始崛起的新一代作家，以新的美学原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渐行渐远，出现了走向民间的新趋向。庙堂、广场、民间三种价值取向逐渐形成鼎立势态。我的许多同龄朋友们至今还沉湎于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怀念，主要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多元裂变的文化走向中，我们正作为年轻的、朝气的群体力量迈向充满信心的未来。——我插入这一段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感触，是因为我原先一直以为：新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状态中似乎也将出现一种文学和美学观念上的断裂：从目前创作力相当旺盛的中坚作家的创作中所获得的批判精神，与当代大众媒体文化孕育出来的文学新人的创作之间，将产生尖锐的对立。
学院派批评一直在提醒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秉承了五四精神的巨大批评能量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减弱，后继乏人的迹象似乎已经显明，而各种被媒体、书商、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文化现象如媚俗、趋时、自我矮化、庸俗化、娱乐化等等愈演愈烈，借助媒体批评推波助澜，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这样的断裂，与以往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断裂都是由先锋运动来推动社会批判和传统批判，催化主流文化发生新的蜕变的状况不同，仿佛是倒过来了，陷入了一种危机。这种文化上的危机，我也隐约地意识到，我把它看作人的生理现象一样，如同进入了中年状态的身体，虽然成熟了，但身体的各种能量也开始逐渐衰退，常态的、稳健的、随波逐流的日常化现象逐渐取代了激进的、蜕变的青年先锋运动。因此，坦白地说，我在去年6月的国际研讨会上期待的是年轻作家们新的先锋宣言，期待着他们在孕育他们写作的环境中发出新的反叛主流的声音。我并不在意他们将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主流，而是希望通过挑战和争论来激活当前文学的超稳定状态，我期待的是我们的时代应该出现新的美学观念上的断裂的跳跃发展。事实上，这种断裂的可能性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过，如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们，如以棉棉、卫慧为代表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尽管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理想都不一样，但是对于既成主流文化规范的否定和破坏则是相同的。可惜他们的声音还是太微弱，都被主流文化的声音压了下去。我这里所说的主流文化不仅仅是来自单一的官方声音，而是综合了当前主流社会利益的各种文化力量，也包括了学院知识分子中间的某些主流的声音。
但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毕竟出现了某种不可忽视的迹象：首先是网络、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的快速更新与发展，使原先颟顸、僵化的体制捉襟见肘，愈显笨拙；其次是由于庙堂、广场与民间三分天下的界限日愈模糊，相互渗透，很多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都被混迹于各种民间话语之中，遮蔽在藏污纳垢之内，精英的批判力量是通过民间形式而不是知识分子形式来表达，很难被分辨出来。譬如这十年中最优秀同时也是最具有现实批判力量的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都曾经被一些以精英自居的文学评论家所轻视和否定，他们口口声声高喊当代文学缺乏批评精神，却看不到如此全面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就在自己的眼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这就涉及到当前学院批评的一种与生俱在的缺陷：观念脱离了实际，成为一种抽象的、僵硬的、教条的精神原则。比如有些批评家批评《兄弟》在叙事上所含有的戏谑、讽刺、甚至胡闹的艺术手法，认为这与严肃批判的内涵是不相容的，其实反过来问：戏谑、讽刺甚至闹剧式的艺术手段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就是来自民间的喜闻乐见的传统手法吗？又有些批评家在批评《秦腔》时见怪于它过于渲染人体的下半身与肮脏的排泄物，但如果依据巴赫金的民间理论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恰恰是象征了底层民间的旺盛生命力。那种戏谑、闹剧似的手法和对于人体下半身的描写，本身就是民间的文化成分，看不到这一点和不认可这一点，那就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这些作品所隐藏的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的学院派评论家们不能只认可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是批判，而看不到民间传统中的许多尖锐泼辣的生存智慧与批判精神。文学文本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含混的，体现着巨大个性的生命混合体，批评家在解读文学文本时，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文学表达单一的批判精神。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学创作（主要是长篇小说）显示出极为复杂、但也更加接近文学本来面目的特点。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换位来看，那么，在我们批评界一贯轻视的更加边缘的小说文类中，或者说在更加年轻的一代作家的流行作品里，是否也可以找出与他们作品的外在形式相反的、而于现实更有批判意义的因素呢？
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我期待着那次国际研讨会上能够出现奇迹，就如在1986年北京举行的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上出现了一批黑马，发出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声音。但是我很失望，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不知道是新世纪十年的文学真的不足以产生新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青年先锋因素，还是青年一代的作家在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变得圆滑而温顺？我当然不是说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没有足够的新因素，而是这些新的因素并没有成就新的理论力量和审美观念，足以冲击当下的文学主流的审美规范。我希望的是龚自珍所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我并不以为，没有挑战就表明没有新的文学因素在成长，事实上是有的，我要说的是像韩寒博客那样尖锐的具有挑战性的言论，在他的言论里似乎能看到青年先锋精神的新动向。还有像一批在文学的边缘领域游走的优秀作家们，如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科幻小说，尤其是韩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异幻想，充满了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和嘲讽。也许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与现实的文化主流构成对话以至挑战，但是这些新的文学迹象如果能够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和他们的奇异的创作、以及他们背后所拥有的庞大的读者群，都可以有更好的开拓与创新。2010年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大奖授予台湾先锋小说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应该是一个信号，青年一代的先锋运动有望在新世纪下一个十年中崛起，创造出一派新的文学天地，文学的接力棒将重新回到青年一代的手中。
写于2011年3月1日（初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