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文坛》2015年第03期
栏目：名家视阈
摘要：莫言在军队服役21年，这是他从成长到成熟，文学创作从起步到走向高潮的最重要的时期。过去的莫言研究，实际上是他的创作研究，关于他小说世界之外的人生故事基本没有涉及。对一个经典作家来说，不把他的人生故事与其文学创作相互参照，加以对读，这种研究其实很难真正展开也无法深入下去。或者说过去的莫言研究就其思想和文学创作而言，除创作技巧和方法外，基本属于宏观史观范围，并没有重视到微观史观的问题，而我所说的微观史观，就经典作家研究而言，就是他的家世研究。直白地说，就是弄清楚他是怎么一个人的问题。
关键词：莫言；参军；转折；转业
参军入伍是莫言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架构中，参军、招工和上大学是农家子弟最彻底的解放。莫言拿出三万一千字长文的《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1]、《莫言与王尧对话录》中的一万多字，以及《洗热水澡》、《故地重游》、《我的大学》等较大篇幅来叙述，部队战友杨永革、朱占才、王贤根、冯又松、曹可心、刘毅然、黄献国、轩宝玉、解宣文和朱向前也热情捧场，足见它对于作家之重要。莫言1976年21岁入伍，1997年42岁时转业，军队生涯长达21年。这个阶段横跨他小说创作的草创期、高潮期和长篇小说期的前半部分。他的思想和文学观也是由此萌芽、形成和成熟的。因此，“参军21年”既是观察莫言思想和创作的最重要观测点，也是研究者了解“莫言文学世界”最重要的窗口。本文不承担研究任务，只想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材料。
在已完成的莫言家世考证文章《生平述略》、《教育》中，我述及作家参军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在军队的某些生活，这里不再赘述。
因莫言在家乡受苦受辱的痛苦经历，他幻想的参军是“远走天涯”。可没想到，载新兵的汽车刚驶出高密三百多里就停了下来，这就是莫言当执勤哨兵的黄县，令他不免沮丧失望。“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开到海角天涯。”[2]等从军车上下来，莫言才知道，所谓的军营不过是丁家大院的民房，四周被村落包围着。这里不是天高云阔的野战军驻地，喊杀声震天动地的训练场，也没有热气腾腾的当兵生活。大院可能是总参设在黄县的一个秘密监听基地，充满诡异的气氛。十几个负责监听和机器维修的工程师，一个班的哨兵，基地也就二三十个人。为遮人耳目，这支小部队表面上隶属济南军区。莫言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执勤换岗，空闲时则在该部队的庄稼地里锄草、割麦和喂猪等等。[3]
这个既不像军营也非农家小院的微型军事部落，除技术干部外，有后勤战士八人，两个做饭，六个站岗。它的上级单位远在北京，就由黄县的一个团代管。院里有一个小办公室，经常传出发电报的声音，有神秘感，不知在做什么。警卫班每天两班轮岗，莫言和战友也不知道要警卫什么。但刚当兵还是高兴的，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旧居的墙上有一幅他穿军装挎着冲锋枪略现紧张的照片，眉眼间虽羞涩，却也透露出自豪感。像千百个离开农村的青年人一样，莫言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一到部队，我就想豁出去了，绝对不能落后，一定要争取进步。”不过，执勤站岗是很艰苦的，尤其是在夜里。莫言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黄县在渤海边，夜里的风特别大，深夜两点起来站岗就站在一个木板钉成的小岗楼里，黄豆大的石子被风吹得飞起来，打得岗楼‘啪啪’响。远处就是大海澎湃喧哗的声音，穿两件大衣腿都冻得冰凉冰凉的，非常的绝望。”[4]也许是对这段艰苦生活记忆尤深的缘故，他最初创作的几个短篇小说，都与大海有关。这些习作虽显幼稚，却是人们了解作者这段经历的难得材料。
感觉到单调的执勤生涯不值得叙述，莫言把众人的视点引向他的“八小时”之外。消极地看，作家的这种叙述有可能是对军人执勤严肃性的损伤，可我们想全世界的军人即使有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对保持僵硬姿态、一连几小时的站岗可能都会沮丧；积极地看，它又是执勤生活的补充性材料，是一种全视角下军人生活的真实再现。于是我想到，使用原始材料来代替我的主观臆断，大概是一种最好的考证方法。对这看似笨拙的考证方法会招致的非议，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家的考证精神”一节辩护道：“人们有时候会以为，考证不过是平常的推理，历史学家组成的行会要求严守考证纪律是多余的。考证是博学成癖，是卖弄学识，是入行的标识。”然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错误了。遵守考证和渊博的规则，注明参考书目，这些并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标准。职业历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小说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但这些规则的功用首先在于训练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目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愿的苦修……此种态度正是历史学家这个行当的基本情操。”[5]
这就是我更愿意抄录而不愿展开分析的理由。《莫言王尧对话录》里写道：
下了岗，前面有几十亩空地，叫我们种地、栽白菜、割麦子呀，干各种各样的农活，比在农村干活还要累。也不训练，没有地方训练。我们刚去，班长说老百姓结婚，带我们闹洞房去。我们当时在部队里受的是严格的新兵教育，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要和老百姓保持鱼水关系，像男女有别之类的。他竟然带我们去闹洞房，而且是地主家娶媳妇，也去闹。后来传到我们代管的团长那里，发火了：这真是解放军里少有的现象，简直是奇耻大辱，居然有班长带着战士闹地主家的洞房去，是阶级斗争新动向。[6]
70年代中期，再次主政的邓小平在与四人帮斗争中被迫出局。这事发生于莫言在黄县当兵的前后，因此他的回忆中也布满了时代风云。《我在部队二十二年》一文说：
部队也放电影，像《春苗》啊，《决裂》啊。也会让我们去搞一些批邓的活动，而且济南军区也出现了几个反邓小平的英雄。有一个排长，就在邓小平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军委，说邓小平是复辟倒退，后来就说这是一个反潮流的勇士，一下子提拔到济南军区副政委的高位上去了，这个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几个战士就联名写信给上级领导机关，由我执笔，要他们来处理这个单位的问题，我们说我们都是农村青年，抱着满腔热情来保卫祖国、追求进步，结果来到这个单位，作风不正，军容不整，干部天天吵架，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素质，让我们非常绝望，希望上级领导能来调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把我们调到别的连队去，当时也有干部签名，一直往上告。上面领导机关看我们这个单位确实很乱，就派了一个工作组过来。青岛海军的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过来，住又没地方住，把我们战士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给他们腾出一个小房间。他们就天天调查，了解情况，开会也吸收了我参加，因为我签了名嘛。尽管有人对我写信持不同意见，但是上级的领导发现这个战士的字写得很漂亮、文笔很好，是有文化的，给他们留下了好的印象。[7]
工作组走了，莫言的时运来了。单位主要领导调走后，工作组成员、总局干部科的江干事留下来任代理教导员。江是江苏常州人，有文化，而且赏识莫言的才华。他大概是莫言最早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