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5年第04期
栏目：作家地理
外白渡桥的名字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题记
1
春去夏来，大学里的每一学期都过得飞快。不久，就到了第一个暑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时刻。放假前几天，我荣幸地当选为“三好学生”，那是全班同学的一次无记名投票，但没有任何物质奖励。那时的经济条件只允许我走陆路或水路，这第一次回家，我精心挑选着中转站，最后一轮候选城市有上海、杭州和宁波，这三处均有轮船或汽车直达我的故乡。而其他地方，比如苏南的那几座城市，那时尚没有发往台州的直达班车。
依然沿京沪线南下，依然要依靠个人力量在站台上挤过路车。不过，有了寒假的那次经验，加上又非春运，这回我比较顺利了。到上海时是第二天中午，记得我是从火车站搭乘65路公共汽车，自北向南偏东，穿越了小半个上海，包括名气很大却狭窄的苏州河，抵达了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后来我才知道，苏州河只是吴淞江的上海段名称，是鸦片战争以后租界里的老外们叫出来的，他们发现可以沿这条水道到达苏州。吴淞江发源于太湖，原本是长江下游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是它的支流，后来却颠倒了过来。
到达十六铺码头以后，我先去了轮船售票处，买到第三天去海门的船票。然后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黄浦旅店入住，是走廊上的加铺，八毛一晚。那时海门还只是黄岩县的一个镇，因为地处椒江入海处，海运比较发达。我买的是最低一层，票价仅需个位数，航行时间约二十个小时。途中经过“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水域，那是在嵊泗列岛主岛南侧的白节山附近，近年来有同名的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
十六铺码头也有发往苏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只，可能是“铺”与“浦”相近，我那时觉得上海港真大，诺大的码头仅排在第十六号。后来才知道，并没有十五铺或十七铺码头。原来清朝咸丰年间，为了防止太平军来进攻，上海县将城内外分割成十六个联防的区域，简称铺，其中十六铺正好涵盖码头区。后来各铺取消，但十六铺因处沪上热闹之地，客运货运码头林立，加上来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经说习惯了，这个名称也就存用下来。
“文革”结束后，随着客运量的增加，原先的货运装卸区与客运站合并，成立了以十六铺码头为中心的上海港客运总站。我到时刚好赶上那段黄金时光，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乘客，待我大学毕业那年，又把附近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仓库给拆了，建起了十六铺新客运站。可是，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发展，水路作为交通工具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记得1998年沪杭高速开通时，我曾约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当晚即返杭州。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这条水路航线再无存在必要。
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外滩有着丰厚的历史意味，那是后来浦东竞相建造的高楼大厦无法比拟的，它还有着简洁响亮的英文名Bund，沿线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的北端是外白渡桥，尽管外形不那么可爱有趣，名字却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的《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无疑是一桩遗憾的事情。而它旁边的黄浦公园门口也是游人喜欢拍照留念的地方，传说那里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有几次，我曾经沿着南京路向西，一直走到人民公园，对面便是赫赫有名的国际饭店（Park Hotel）。这家饭店于1934年开业，虽只有二十四层（含地下二层），仍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以至于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也如雷贯耳。记得有一次，我装作旅店住户，径直走向电梯间，登临顶楼并自鸣得意，后来才知道，凡是旅店无论多么华贵均是公共场所，任何举止得体的人均可随意出入。
国际饭店的设计师是匈牙利人邬达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建筑系，刚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了伍，成为奥匈帝国在俄罗斯前线的一名士兵。不久，他被俄军俘虏，辗转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内部的混乱，他没有像前辈同胞诗人裴多菲那样遭受厄运，而是从战俘营里幸运逃脱，搭乘一艘日本货船经白令海峡抵达上海。
那是在1918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邬达克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帮美国人打了七年工，才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康武大厦、铜仁路“绿房子”和沐恩堂等老建筑都是他的作品，如今与张爱玲的小说一样，成了上海滩的一部分。邬达克也成了“冒险家乐园”的一个佐证，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上海的安东尼·高迪。
2
上海原本是吴淞江下游的一座小渔村，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后归越和楚。相传此地为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此简称“申”（黄浦和黄浦江的名字也与他有关）。上海的另一个简称“沪”或“沪上”则来自吴淞江下游古称“沪渎”的那段河名（今黄浦江下游）。沪的意思是捕渔的竹栅，渎是指水道。而“上海”一词出现稍晚，南宋后期，才以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浦的意思是小河）名置上海镇，隶属华亭县（今松江区），元代（1292）置上海县，属松江府。而松江又是吴淞江的古称，虽然如今它只连通苏州，但在古代大部分时候，从杭嘉湖来的船只通过这条水路进入上海。
古时候吴淞江的宽度曾在万米以上，气势澎湃。有诗为证，“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吴淞之水震泽来，波涛浩瀚走鸣雷”。大诗人杜甫也写道，“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到了北宋，青浦县的松江河段尚“面阔九里”，仍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从前吴淞江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绝非今天的苏州河可比。可是，由于吴淞江直接源自太湖，水质中淤泥较多，后来逐渐淤积，使河面变浅变窄，而黄浦江水虽也来自太湖，经过淀山湖的沉淀后，泥沙较少，逐渐承担起更多的泄洪任务，江面也逐渐拓宽为五百米。以至到了明代反客为主，发生了“黄浦夺淞”，但其入海处仍称为吴淞口。
我曾断言，上海是所有大河的入海处形成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事实上，亚马孙河和黄河的入海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而尼罗河入海处的的亚历山大和密西西比河入海处的新奥尔良其规模尚不及广州。倒是台伯河、塞纳河、泰晤士河和哈德逊河这类小巧的河流，诞生了罗马、巴黎、伦敦和纽约那样伟大的城市。究其原因，无疑得益于长江和黄浦江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汇。这也是我每次乘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过吴淞口进入长江，进而来到东海的路上都会站在甲板上，眺望两岸并抒发感慨的缘由。
无论中文或是外文，上海（Shanghai）的发音都十分动听，加上所处地理位置和金融、商业方面的重要性，使之与北京、香港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城市。虽然因为某种原因，国人并不都是喜欢上海或上海人，却丝毫不影响她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杭州可能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也可能是国人最喜爱的城市，可是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每次远游时有人问及住在中国哪座城市，而我又不想多做解释时，会回答上海，或者杭州，后面加修饰语，on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Shanghai。
上海后来成为我出发去看世界的地方。这话听上去有点辛酸，昔日少年心目中的大城会，已成办理签证、搭乘飞机的地方。近年来，因为杭州的国际航班增多，甚至去上海乘坐国际航班的机会也太多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些美好的时刻，比如在埃及和伊朗领事馆申请签证，总领事邀我喝咖啡，赠送旅游手册或者中文版的《哈菲兹诗集》。而那些申根或北美国家的签证官虽没那么热情，不像南美的签证官那样随性，却也照章办事。
记得有一次，我在南京西路一家领馆申请签证时，需要午后才能办理，便到旁边的一家银行坐下休息。保安问清我不是顾客以后，便下了逐客令，我语气平缓地回答说银行是公众场所，有空位为何不能坐？这时候来了一位年长的保安，他没有和我理论，而是劝告年轻的同行说，这些人外国去得多，懂得的规矩与我们的不一样。当时我便感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果然保安的见识也不一般。
3
亏得我童年时代开始绘制旅行图，每次游历都清晰地记载下来，无论时间还是线路。我发现，大学四年的八个假期，除了一次寒假去扬州四姨家过年，一次暑假到北京姑妈家玩，其他六次均回乡探亲，其中有四次是从上海乘船回家。可见那时，我对上海尤其是十六铺码头一带已经很熟悉了。只可惜，没有留下一张车船票或旅店小票，否则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还记得逛过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买过几本译诗集，那里也是从外滩去南京路的必经之地。至于上海诞生的众多名人，16世纪的两位同代人是我特别敬仰的，他们刚好一文一理。学理的是徐家汇的徐光启，在世时他作为政治家为人所知（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死后他是学者（《农政全书》的作者和《几何原本》的两位译者之一），且命名了几何学。
学文的是董其昌，虽说他也官至礼部尚书，但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坚决辞官还乡。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生计没有后顾之忧，绘画、书法和文艺理论样样精通。作为书法家，他采集古人之精华，位居中国“十大书法家”之列，清代两位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然而，他成为书法家却十分偶然。
十七岁那年，董其昌参加会考，松江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其文才将他列为第一，却嫌其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便努力钻研书法。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画旨》中，把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既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经验之谈，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勤勉而小心翼翼的艺术家晚年在故乡却遭遇不测，因为教子无方，被乡邻围攻并放火烧掉宅邸。
自来杭州工作以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有几次诗歌活动永留记忆中。学院里有上海师大和同济大学，相隔五年由批评家朱大可召集诗歌研讨会。还有两次民间诗人聚会，都是在黄浦江畔，一次是1991年的海鸥饭店，另一次是2013年的金陵东路轮渡。前者由孟浪和默默召集，我因此认识了沪上几乎所有的先锋诗人。海鸥饭店正对着外白渡桥，原本是苏俄驻上海总领事馆。后者由陈东东和贝思诺广告公司发起，即所谓的“外滩艺术计划”，据说是第一次经由上海市政府批准的大型户外诗歌活动。那天渡轮被装扮成一只大黄鸭，诗人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朗诵，听众是随机上船的乘客。
上海的大学里，与浙大最有渊源的当数复旦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理科遣散，精华几乎全到了复旦，他们中只有数学家陈建功在四年后回到新成立的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他也成为80年代以前浙江仅有的学部委员。尽管后来我曾到复旦做过学术报告和公众讲座，但收获最大的是第一次，我作为一名访客在外语学院研究生宿舍得到几首加拿大诗人阿特伍德的英文诗稿，首次尝试了翻译。2013年，阿特伍德的同胞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两个女人在脸谱网站上晒出脸贴脸的亲密照，之前阿特伍德是呼声更高的那一个。
如今，我作为一名演说者，已遍访上海的名校和部分中学，地铁站内的季风书园还曾举办我的摄影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夏天，我到上海参加由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日数论会议，东道主安排我们夜游黄浦江，出发地刚好是十六铺码头。旧地重游，我难免触景生情，发现它已成为水上旅游中心，同时还兼具公共绿地、商业餐饮和停车库的功能。
最后，我想说说上海的政治、文化和女性。在1949年以前，因为离开首都南京比较近，加上后者作为首都并不强势，上海也就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后来的情形有所改变，甚至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这三家老牌出版机构也被迫迁往北京，财富和巨头则迁往香港，上海变得温和、保守和传统，这种风格也影响到了邻近的杭州。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加上缺少美丽的自然风光，上海女性比以往更渴望浪漫和冲动，出现了卫慧、棉棉那样的前卫作家（更年轻的韩寒和郭敬明也兼有女性气质），而鲁迅或巴金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赋予王安忆。我还注意到近年上海为重塑形象所做的努力，包括举办上海国际书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写作计划，却不幸在2015年元旦前夕，发生了外滩践踏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