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意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及“欧洲共产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葛兰西的一生同他所处的时代、同他本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面对法西斯政府疯狂叫嚣并实施的“我们要让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的种种迫害，在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健康状况很差的情况下，葛兰西凭借“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的革命气节，本着“一个政治犯应当能够从石头里汲取养料”的坚定信念，在阅读和写作中与法西斯顽强斗争。在监狱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葛兰西用鲜血和生命写就了由33本笔记组成的、长达2848页的《狱中札记》。对葛兰西的一生来说，《狱中札记》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这部著作“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继续革命斗争的方式，就是他同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就是他在思想上积极活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方式。”[1]包括《狱中札记》、《狱中书简》（后经整理出版的记录葛兰西与家人、朋友通信的书信集）在内的葛兰西的著作与思想，特别是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实践中也为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西方社会进行全新考察，其研究议题广泛涉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哲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提出了“完整的”国家学说、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及功用，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等等。虽说研究议题繁多，但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对于领导权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葛兰西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列宁提出的“政治领导权”深化拓展为“文化领导权”，倡导无产阶级采用“阵地战”的方式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个同质的社会集团的基础上，借助暴力革命或者“和平交接”方式获取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赢得政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深层次的道德文化基石。
在葛兰西那里，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较好地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特点，在西方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不仅直接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传统的形成，而且对于包括阿尔都塞及其学生普兰查斯在内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者、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以及“东方学”的提出者萨义德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及其流派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脉络，并且有利于在分析对比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
（二）现实意义
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元性与跨文化性已成为不可规避的现实。在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难免产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价值信念和宗教信仰等在内的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处理多元文化间的冲突与矛盾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在葛兰西那里，针对不同性质的文化矛盾与冲突，解决方式可相应地划分为两种：对于具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矛盾（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矛盾），葛兰西主张应借助“阵地战”的方式逐步瓦解并取代它；对于不带有根本利益冲突性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葛兰西倡导借助谈判、对话的方式寻求差异中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共识”，引导他们与本阶级文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葛兰西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解决多元文化间的矛盾冲突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获得是一个阶级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基本途径。葛兰西倡导无产阶级首先借助“知识和道德改革”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取对民众及其他社会集团的文化领导权，并进而提出即便是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仍要进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注重作为“现代君主”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建设，继续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巩固提供持续的、深层次的文化道德的合法性支持。葛兰西的这些思想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来说也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与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虽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国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三股思潮），以及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内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与挑战。据此，一个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为鹄的的重大课题得以提出。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一）国内关注
国内学者对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界就比较注意介绍和研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国内许多学者曾就实践哲学的性质论争。近年来，随着葛兰西生前著作中文版译著的相继发行[2]，国内学者对于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趣大增。有些学者出版了以葛兰西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性专著[3]；有些高校的研究生以葛兰西思想为题材撰写自己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4]；更多学者是根据自己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趣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性文章（详见参考文献），这些研究性文章对我们理解葛兰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极大地推进了国内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进程。
总体看来，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大体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从整体上对葛兰西生平、思想、著作进行概述。二是侧重于微观领域的研究，具体来说，在哲学思想方面主要围绕葛兰西实践哲学思想展开，就实践哲学的性质、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践哲学的人类学主题、实践哲学的认识论及现实意义、实践哲学的政治旨趣、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在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就葛兰西所提出的“完整的”国家学说、市民社会的文化转向、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思想、阵地战策略、总体革命观、知识分子、党的建设等方面展开广泛探讨；在文学方面主要就葛兰西的大众文化观[5]、语言学、美学等方面进行研讨。三是就葛兰西思想的国内外影响进行考察与比较。例如将葛兰西思想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的影响以及对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进行研究。比较性的研究，如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同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及革命思想的比较、同布哈林的文化理论比较、同卢卡奇、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比较，亦有将葛兰西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观相比较、同瞿秋白的文艺论相比较等等。
随着国际“葛兰西热”的持续升温，国内学术界也引发了不少论争。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相关的论争一方面表现为术语的中文翻译方面，例如就意大利文“egemonia”或英文“hegemony”的中文翻译存有争议。有学者主张采用“领导权”的译法，有学者用“霸权”代之，有学者将其译为“文化霸权”，亦有学者采用“文化领导权”的译法，或者多种用法等同兼而用之；对于文化领导权的组织与传播者——“organic intellectual”的中文翻译也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采用了“有机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界”的译法，也有学者译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亦有学者主张“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的译法。论争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领导权”具体内容的不同理解上。例如在哲学方面的论争主要围绕“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实践哲学的性质、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争论。
（二）国外关注
葛兰西作为“当今欧洲公认的二十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6]其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是巨大的。一方面，国外学术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和交流的形式较为广泛，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性专著较多，包括介绍葛兰西生平、思想、著作的传记。例如，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郝其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詹·约尔：《葛兰西》（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的《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近年来意大利、日本等国还多次举办以葛兰西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与会者不仅有来自意大利、德国、英国、中国、日本等国的众多学者，还有来自这些国家的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家庭主妇等在内的、对葛兰西思想有兴趣的人士。
另一方面，国外学术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议题较为广泛，内容涵盖政治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有关于葛兰西的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有对葛兰西具体思想的研究，例如英国学者诺埃尔· E.博尔汀就曾就葛兰西的“organic intellectual”概念进行辨析，其认为在葛兰西那里存在着“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批判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区分，只有联系葛兰西划分三类知识分子时所产生的五个特殊难题，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7]在哲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学方面，主要关注对葛兰西国家理论、“领导权”的概念、党的建设及政治民主理论的研究。此外，国外学者还比较注重葛兰西思想与他人思想的比较研究。例如，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比较、与陶里亚蒂思想的比较和与“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的“新葛兰西主义”的比较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呈现新的趋向，即不再拘泥于对葛兰西著作、思想的考证与论争，而更多的是将葛兰西思想与现时代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用葛兰西的理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力求从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方案。这一趋势不仅表征着人们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趣广泛，亦彰显了葛兰西思想的生命力。
（三）本书创新之处
在大量阅读葛兰西的原著、广泛查阅国内外学者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在立意与观点、研究视角、构思与研究方法方面有所突破。
立意与观点的创新 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获取与巩固除了依靠暴力方式外，获取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的支持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国内外学者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研究虽已涉及过作为葛兰西政治思想核心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但对这一思想的研究未能真正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对于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获取和巩固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尚缺乏系统研究，对于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所提供的深层次的文化道德的合法性支持、对于获取文化领导权所采用的“阵地战”的方式、对于国家政治统治所采取的直接统治（政治社会物质力量的强制）和间接统治（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相结合的方式鲜有涉及或者论述不祥。对于上述问题的系统梳理与阐释，正是本书在立意与观点上的创新之处。例如借助对“文化”、“领导”、“权”三个要素的分析来界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动态性、非强制性、权威性）；借助对“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译文之争，揭示“有机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合理性及其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划分、转化的相对性；借助教育和“批判性的自觉”相结合的方式对“阵地战”进行考察，展现文化领导权获取方式所独具的“分子式入侵”特征；借助对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之间关系的考察，凸显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色所在。
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书虽以文化领导权作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基石的功用为研究出发点，但又不拘泥于单纯考察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葛兰西的政治思想，而是在系统考察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包括“完整的”国家学说、市民社会的“文化”转向、“阵地战”的策略、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及葛兰西早期自治思想在内的葛兰西的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将与此相关的葛兰西对于实践哲学、对于以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新文化”和以“新人”为培育目标的人的本质与发展的思想的研究融为一体，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人学等多重维度下重新审视文化领导权思想。
构思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借助对于葛兰西本人著作及相关国内外研究专著、文章的研读，本书在重点阐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同时，就相关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考察视角、运用陈述与对比相结合的阐释方法，以文化领导权思想相关的概念或问题论争为“点”，以对葛兰西自身思想的考察为“经”，以葛兰西思想与他人相关思想的比较为“纬”，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主线”来结构全文，力求能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予以全方位考察。
三 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本书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关系问题为切入点，在对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及相关问题系统考察的同时，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人学等多重维度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
除导言部分外，本书第一章考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和基本内涵。第二章阐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分析与评价。内容不仅包括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在葛兰西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包括对于葛兰西这一思想理论贡献与缺陷的评价。第四章的内容是关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演变过程中所起作用及其启示的考察。第五章在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概括的同时，借助对葛兰西这一思想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契合之处的比较，彰显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