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本书，是关于日本战犯在中国犯罪的一个忏悔录，看着心里感到不适，像被谁硬灌了一碗人血似的。虽则日本人战败了，成了战犯，被中国人所俘获，但是对于这个对手，即使做了俘虏，中国人却依旧要优待他们，据一个叫铃木良雄的战犯在一篇《我的战争体验》中说：“我住的是一间可容纳15个人的大牢房，虽然门上挂着锁，可是房间里却意外地清洁，明亮，还有暖气，这比日军的兵营还要舒服”、“没有劳动，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饭，而负责看守和教育我们的中国工作人员，每天却只能吃一顿大米饭”。看着这样的文字，真是滋味百般。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得意之处是，我们是礼仪之邦，即使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要待之以足够的礼节。这其中有许多线索。这线索不是单一的。若是以牙还牙，给残虐的日本人以他们应受的待遇，倒是线索就简单了，但你杀了我的亲人，你占了我的家园，我不但不还以颜色，我还要以礼待你。这便是不合常情者。就个人来讲，中国古人的看法是，凡做不合常情之事者，多属大奸大恶之人，个人如此，国家无非也是这样。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使人觉得中国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国家，是一个无法以常情来测度的国家。我就想，若是俘虏了一批弱国的士兵，不知道中国人会怎么对待，是否还会一天三顿，自己只吃一顿大米饭，而给他的敌人一天三顿以大米饭侍候着。这样做，究竟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假若我们真的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鲁迅先生也就不会说，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每一个文字里都藏着两个字，那就是吃人，或是吃人，或是被人吃。既然是这样的事实，那还做什么表面文章，做了谁信？还不如就拿出吃自己同胞的面目来，使任何顽敌知道我们也是嗜血的民族，从而吓得心慌腿软，无力气走到我们的家园里来从事彼等的侵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