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青离世的消息，在2018年新年过后的第一周得到确认。
我站在通往后院的门边，将手机里跳出的短信看了几遍。短信来自我在爱达荷上学时的好友瑾。我前些天辗转找到失联多时的她，托请她帮打听我们留学时代的北京同学于青的消息——我没说生死，这点我们心照不宣。之所以托瑾去打听，是因为知道她的公公和婆婆与于青的父母曾是煤炭部的同事，对于家的情况相当了解。十多年前，正是来美探访儿子一家的瑾的公婆告诉我，车祸后一直昏迷不醒的于青被安置在煤炭部唐山疗养院的情况的。
瑾的短信很简洁，中英文夹杂：“于青has passed away after 18 years she moved back to China.She stayed in煤炭部的疗养院（在唐山）and her mom stayed with her until she passed away.”
在这迟到的不幸消息里，关键语句是“于青在回到中国18年后过世”，也就是说，于青已离世十年。
在这一消息没得到确认的过去二十八年里，我虽早已有心理准备，待终于等见尘埃落定，面对着后院一角那朱槿被北加州冬雨洗得青翠欲滴的一树繁枝，悲从中来。我下意识地扳着手指：于青是在2008年去世的；那一年五月，四川汶川发生了惨绝的大地震，二十多万人丧生；也是那一年，八月，在于青的家乡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些重大的时间点之间，是于青在无知无觉中寂静地离开，一如在二十八年前的冬天，她在美国西北的漫天大雪中被推上飞机的时刻。2008年的世界，其实已经与她脱离了18年的干系。我低头再看了一遍瑾的短信息，目光停在最后一句：“她的母亲一直陪到她离开。”——到那个时刻，她母亲已经在她的床边陪了十八年。
我将当年于青送给我的那只精巧的日本产描金骨瓷小杯一直带在身旁，晨昏里漱口刷牙都会用到它。这些年来，在时光不舍昼夜的飞逝中，眼睁睁送走了一些原本生龙活虎的亲朋熟友，已知“学会接受”是当下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只是于青的离别在我一身青涩、在美国大地上遇到人生第一个冬雪的季节里偷袭而来，令人猝不及防，又历经了近三十年，才在黑暗的时光隧道中传返回音。在她那人生苦长的跋涉被确认终结的时刻，人到中年的我也终于能够坐稳下来，将这道别记写下来。
第一次见到于青，是1989年的二月，在美国西北的风雪中。
我在那个早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经转洛杉矶、旧金山，在傍晚的漫天大雪中飞抵离美国西北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很多年后，这个华盛顿州的中型城市因科幻作家刘欣慈在那儿获科幻小说“雨果奖”而为中国人有所了解，此乃后话。
我在斯波坎迎见人生第一场雪，兴奋莫名，却对在能见度不足一米的暴风雪中行车的危险一无所知，竟一路叹息来接我的车子走得太慢。小车爬行般地走到深夜，才到达邻州爱达荷那个叫“莫斯科”的大学城。美国有很多小城镇以外国地名命名，这个莫城的拼写与苏俄首都一字不差，这使得我的邮件有过到苏联莫斯科转一圈后才到达的经历。我将要在那里的爱达荷大学读研究生。
最初的几天，为时差所困，完全分不清西北东南。门外是一片银色世界，除到雪地里蹦跳拍照之外，就是接待系里和公寓近邻的中国同学前来看访。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缘万里相会于异国小镇，一见如故，感觉很亲切。我注意到楼下也有好些中国同学在频繁出入，很快了解到，小区里有位来自上海交大的物理系学长竟在我到达的当夜的大风雪中因车祸去世，那些进进出出的是帮助料理后事的中国同学。这不幸的消息，让我对那天夜里的雪地之行感到了后怕。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各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大家的关系就比较近，互相间走动频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抱团取暖。我很快就跟系里的各位中国同学熟起来。两三天后，忽然有个早晨，小区里的一东北同学又过来闲聊，他站到窗口往外看着，忽然叫道：那是于青！我之前已听大家多次提到过系里这位北京女生的名字，好奇起来，也凑到窗前往外看。
那是个雨雪初停的早晨，天还黯着。我住的公寓在校园里，与系里大楼的停车场隔一条小溪，步行到系里只需两三分钟。我看到雪地里一个踽踽而行的女生背影，正向着小溪上的木桥行进。她背着双肩包，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深藕色羽绒大衣，这是来自南疆的我不曾见过的同学。我后来发现北京来的女同学好像人人一件，没有的也在寻托国内的亲友给带来，想来应是当年北方的流行时尚。也许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强化了记忆，于青的出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我的小说里有过反复的投射，成为纪念。
于青当时租住在离我们公寓不远的美国人家里，穿过我们公寓前的停车场去学校，是最便捷的上学路径。大概因她一直都未曾出现在轰隆隆来去的中国同学中间，于青在雪地上目不斜视一路前行的形象，给人一种孤高的感觉。想起同学们谈到她时，口气里多少带点难抑的艳羡，我对她更好奇起来。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经济崩溃，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中国自费留学生若拿不到美国学校的资助，就要靠假期或课余时间打工挣钱去支付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简直是天文数字般的学杂费，身心备受煎熬。而北京姑娘于青幸运地投在了NASA（美国航天航空总署）在电机系的超大型集成电路研究中心主任、爱达荷大学的大教授麦奇门下，学费获全免之外，每月还有近九百美元的生活费，让我们这些被美国人称作来自“共产中国”的穷留学生们想不羡慕都难。在于青之前，能在电机系这种热门科系里拿到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更别说成为校长都要让其三分的大教授的研究生了。
我在系里与于青正式相识。她身高约有一米七十，齐肩直发，举止很有些男子气，结实高壮，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北方姑娘的样子。我在南方算高个子，自幼身高在同性里总是超过平均线，可一到美国就发现不仅美国人牛高马大，系里中国同学又以北方人居多，那些北方女生们不仅比我高大，还很泼辣干练，气场又大，让新来乍到的我总有些跟不上的感觉。虽然大家年龄差别并不特别大，她们却多半已在中国就结了婚，一个个不是忙着要接先生来团聚，就是一门心思经营小日子，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在美国找工作办居留，带着很重的烟火气息。于青虽然看上去有假小子的派头，可毕竟待字闺中，跟系里风风火火的女生相比，说话声音要轻得多，有一种女孩气，让我有好感。我刚从中国来，对美国一无所知，喜欢穿印着卡通人物的衣裳，头上别着各色发卡，虽口袋空空，仗着年轻，总觉得牛奶面包都会有的，整天没心没肺地傻乐，可能也让于青有认同感，所以见到总愿跟我多聊几句。系里那会儿跟她最要好的女生是上海姑娘小胡。上海交大毕业的小胡当时已经订婚。她的未婚夫是她父亲的学生，已在加州工作。小胡一门心思就是快点念完学位去加州，在系里也很少出现。说起来，我还是在小胡手上第一次见识了订婚钻戒，好不惊艳。这是题外话了。
于青虽然说话声音不大，却并不带南方女子常见的那种过分的小心翼翼。她干什么都有着胜券在握的自信。我跟她在系里走着，总是能感觉到她身上带着一股与别的中国同学不同的气场，按她的导师麦奇教授后来跟我说的：“很有股泼辣劲儿。”——我后来也师从麦奇教授，明白他这些笑话亦假亦真。美国人到底喜欢强者，至少你不能显怯，他们总是更欣赏凡事懂得去争取的人。这里面的分寸，于青显然拿捏得相当好，所以她在中国同学中是出挑的。
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于青一路从学校到学校，人生经历简单而顺利，这点我们也相似。她本科毕业于北京轻工学院，学的应该是与电子或控制相关的专业。她在家里三兄妹中排行老小，上面有姐姐和哥哥。于青的父母当年都在煤炭部工作，父亲时任煤炭部某司司长。我从平时的聊天里了解到，作为家中老小，于青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我是我爸的掌上明珠”——她自豪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