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影响，中国散文开始将目光投向“历史”，于是从“历史深处”发掘文化的内蕴，成为散文家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从一个方面讲，这是有价值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作家对于时代的忽略、盲目甚至麻木。也就是说，历史成为一个很大的磁石，它将散文家都吸走了，从而导致了作家之于当下时代的“缺席”和“冷漠”状态。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的中国散文对“历史”渐渐疏远，而将目光投向现实，尤其对于时代有了穿透力。
王开岭的《现代人的江湖》（《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9期）着力探讨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困境。在作者看来，随着人们智力的提高，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弱者”都“生活在险境中”，于是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若是个傻瓜，可怎么活啊，面对这么多陷阱，这么多圈套和天罗地网，我何以摆脱猎物的命运？”不仅如此，就是强者也难逃“险境”，因为强中还有强中手，有时事实往往是：“强者比弱者输得更惨！”于是，王开岭提出了如何建立“社会程序和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作者还由韩国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引发出社会道义的问题，即人们尤其是官员应知道“廉耻和羞愧”，这也是作者何以向卢武铉的死因致敬之原因。因为王开岭认为：“其实，每个人身后，都有一片山崖，那是早晨攀登的地方，也是黄昏抬望的地方。”可以说，能够直面当下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困境，进行哲理的反思，这是王开岭散文的价值之所在！在同期同本杂志上还发表了唐翼明的《阅江楼清谈》，较王开岭散文的直率尖锐不同，此文含了儒雅冲淡，但它的“说道德”、“说诚信”、“论朋友”、“人是一只蜘蛛”、“人生的马车有两根缰绳”，却都是面对现实的失德、失信而言的。如他说：“有良心又叫好心，没良心又叫黑心，一个社会如果好心人少而黑心人多，那就离野兽丛林不远了。现在‘黑心’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颇高，黑心钱、黑心药、黑心棉、黑心肉、黑心食品、黑心商人……一切假冒伪劣的物品，一切靠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获取的利益，其实都可以冠上‘黑心’二字。‘黑心’二字的频繁出现不能不让人对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感到忧心。”最重要的是，在文章娓娓道来的说理中，透出人生智慧之光。如作者表示：“社会上常看到不同的朋友圈，一圈人大都进取，各有成就，而另一圈人则大多沉沦，各有劣迹，这是理有必然，一点都不奇怪。”他还说：“我把国内社会状况的观感归纳成八个字：‘问题重重，生机勃勃’。”这样的看法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周闻道发表于《美文》2009年第3期的《官场词语》颇有力量！作者将纷纭复杂的官场进行了修辞学意义的解读，并从中抽绎出“解放思想”、“政治”、“选举”、“程序”、“改革”、“请示”、“汇报”、“会议”、“协调”、“进步”十个词语，这本身就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艺术效果。更有价值的是，透过这些语词，作者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人生智慧！如对于官场的“进步”，作者从不进步者、进步者甚至飞黄腾达者进行分析，各言其中的微妙之处。如对于人人梦寐以求的“高升”，作者是这样理解的：“升得越高，落差越大，痛苦越深。这似乎是官场进步、攀援、拼搏中的规律，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大小高低之别，没有人能躲得过。何况，能达到巅峰者，永远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在途中，在追求进步的漫漫征途。”他在最后总结说：“在官场，进步像一味怪药，让多少人一旦上瘾，就走火入魔。而痛苦又像一个幽灵，总是与进步亦步亦趋，形影相随，带给进步许多拖累和痛苦。”这是直面现实和时代的“穿越”，它前面有锋芒之“针”引路，后面有思考之“线”牵引，再后面是作家的“手”、“头脑”和“心灵”推动，从而达到了一种较为完美的结合。还有方英文的《公务酒》（《都市美文》2009年第9期）也是揭露官场的，作者通过官场喝酒的众生相，幽默诙谐地讽喻现实，颇有林语堂《论政治病》的流风遗韵！尤其是对于谭科长这一形象的塑造更为真实有趣，这个在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是副科长的老谭，总是不用心陪领导喝好，而是一开始就将自己喝醉，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诗人的喝法。”这显然不合官场的酒规和为官之道，即作者所说的：“好的领导从不为自己喝酒，而是为工作喝酒，为争取资金喝酒，为赢得外援喝酒，为化解矛盾喝酒，为联络感情喝酒。”这样的对比真可谓棉里裹铁、直透骨里，但又并不冰冷刺目。
吴克敬的《眼前的婚姻》（《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2期）也是关注和反思现实的。作者从结婚、闪婚、试婚、素婚和网婚几个角度，探索婚姻及其幸福的奥秘，既给人以启示又别有意趣！尤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是用传统的观念来看待现实生活，而是站在健全的精神高度来理解古往今来的婚姻，于是得出合乎情理、富于智趣的结论。如作者从“结婚”中认识到：“家是收藏劳累和忧伤的纪念馆，有家就能享受安稳。”作者由“闪婚”得出结论说：“美满的婚姻是磨合的产物，既要有婚后的磨合，也要有婚前的磨合。”谈到“试婚”，作者又说：“冲动绝对是人的一个大缺陷，特别是在婚姻生活上，一时冲动的试婚未必就有好结果，而冷静的试离婚却可能又会带来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好结局。”作者还在“素婚”中认为：“奢侈豪华的婚礼并非能使结婚的人美满幸福，倒是素婚的人，常可能相扶相携，白头到老。”而对于“网婚”，作者却有些向往，他说：“身在其中，却又完全可以不见面，保持了网络的神秘感，无论对方的相貌如何，身高几许，详细家世，全都包裹在想象的空间里，由着自己去幻想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也没有做饭洗碗、擦地晾衣服等烦人的家务事，自由地来，自由地去，有心跳，也有刺激，可把现实中很多压力和无奈释放出来。”这简直是对于现代婚姻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新解，在批判中有欣赏，在现实中有梦幻，在向往中又有回归，在狂热中又有理性，仿佛是在一根平衡木上，作者在不断的晃动、扭摆和颤动中寻找着自己稳固的支点。
郭文斌的《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11期）也是关注现实，思考人类异化问题的。为此，作者提出了“安详”乃至于“安详主义”，以便医治现代人的焦虑症，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在作者看来，现代人身处各种危机中而难以自拔，其可怕程度甚于患上艾滋病和癌症，他说：“烈火沸水一般的焦虑将会成为远比艾滋病和癌症更让人们束手无策的集体疾患。”而要根治此病，安详与安详主义至为重要，因为它“既是一条回家的路，又是家本身”。“要说安详主义其实很简单，安详主义不是别的，安详主义就是回到我们‘自身’，回到当下，回到细节；坦然地活着，健康地活着，唯美地活着，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活着；喜悦着，快乐着，幸福着，满足着。”当然，作者并没有将安详和安详主义做片面化的理解，而是与服务时代、给予的精神、现代文明、科学、人道等连起来思考，希冀它获得合理健全的发展理路！确实是如此，安详是一种人生智慧，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精神品质，还是一种天地自然之道，它是当下时代与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作家的思考具有时代感，更不乏形而上的哲学意义。
以往，我们总是批评文学与政治、时代的关系太过密切，那是因为政治与时代一直想将文学视为工具与附庸。事实上，文学永远不可能与政治、时代脱节，没有时代脉搏的跳动，任何文学都是无力和没有意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学包括散文的精神性至为重要！在《美文》2009年第10期，贾平凹发表了《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一文，其中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丰富甚或混沌，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写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沦为地狱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而活着需要一种精神，神永远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照耀着我们，人类才生生不息。”他还说：“我们需要会写伦理，写出人情之美。需要关注国家、民族、人生、命运。这方面我们还写不好，写不丰满。但是，我们要写出，或许一时完不成而要心向往的，是写作超越国家、民族、人生、命运，将眼光放大到宇宙，追问人性的、精神的东西。”在此，作者获得了关于时代、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和宇宙的层级式追问的向度，而其内核则是“人性和精神的东西”，从而使这篇散文具有了精神的高度！铁凝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的《文学是灯》也坚守文学是时代、社会的精神明灯的信仰，不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都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于是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不断想起谦逊这种美德。当我固执地指望用文学去点亮人生的幽暗之处时，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用谦逊把自己的内心照亮。”是的，要想“照亮”别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内心照亮”，而这盏“文学之灯”即是“谦逊”，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时代、回答了困扰人们的种种问题、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点燃了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前进的灯盏。今天，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在形式主义渐行渐远的时候，在经过了世纪之交的困惑之后，我们的文学包括散文就不能不思考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并穿越层层障壁，获得精神的光芒与绚丽。或许，在这方面，2009年的中国散文是个非常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