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天津以后，并没有一步沦落为农民，而是在乡粮站担任会计，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到“低指标，瓜菜代”那年，奶奶再也不允许父亲在粮站里端着算盘子了，使出浑身的解数拉父亲回柳条庄和全家人同甘共苦，因为那年1斤玉米要5元钱，1斤胡萝卜要2元钱，1斤白菜要3元钱，而叔叔长年不给家寄钱，父亲的工资远解决不了全家人的温饱。1961年的农历4月初五，父亲没再犹豫，回到了柳条庄，与此同时，他的“商品粮”户口注销了。
那年，我们的家庭成员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我和婶子、强哥、环姐、山弟（不含在天津的叔叔），总共11口，这在柳条庄算是大户人家，一般家庭这么多人口早分家各过各了，可我们家还是伙在一起。那时我们家只有3间房，其中上房两间，厢房一间，叔叔不在家，父亲是老大，爷爷奶奶是长辈，在这由三个小家组成的大家庭里，父亲率领我们小家5口住厢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父亲从公社粮站回到柳条庄，大队干部知道父亲会打一手好算盘，伯乐识马地把父亲任命为第三生产队队长兼会计。父亲那个级别跟部队里的班长差不多，属于兵头将尾，不能享受脱产待遇，丢了20年锄杆把的父亲，两只手早没老茧了，农业活儿的技术也丢了不少，他得从头捡起来，他要管好二三百口人的生产队，还要管好十几口人的家，里里外外白天黑夜都忙他。
我那年才5岁，但那干旱和饥荒，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年，庄稼都旱得抽回去了，地里干得裂缝，缝里冒烟。老天把庄稼人旱急了，稍有块云彩飘来，老人们就跪在地上祷告：老天爷，下大雨，蒸了饽饽献给你；老天爷，下大雨，烙了大饼往上举。要是厚厚的云彩再吹来一阵风，庄稼人坚信“风是雨头，屁是屎头”，撒了丫子往家跑，可没等跑到家，太阳就又出来了，庄稼人嘟嘟嚷嚷骂大街。有一天，老天爷显灵了，没让庄稼人有任何精神准备就下起雨来，全村的人都涌出家门，让大雨浇着洗澡，男人们骂大街：狗日的老天爷，你他妈还下呀！妇女们则跟着老天爷一块哭，孩子们拿着铁锹、脸盆在街上叮叮当当乱敲，柳条庄像发生了大事变。可老天爷一点也不可怜庄稼人，挤了几滴眼泪就赶紧收住了。雨刚停就在南天上挂起一道彩虹，我觉得像蜡笔画，红黄蓝三种颜色随便一抹，就成了一座彩桥，我又奇又喜，可大人们却蔫头耷拉脑袋。我纳闷，这么好的彩虹，为什么大人们不喜欢？奶奶给我说了句顺口溜：东虹云彩西虹雨，南虹出来卖儿女。完了，看来我要让大人们给卖了。
有一天，全家人正有滋有味地喝着红薯粥，父亲突然宣布这是最后一次吃粮食了，以后只有野菜吃。我问：为什么吃野菜？父亲说：因为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不再问了，毛主席是皇上，连皇上都不吃肉了，还能问吗？爷爷喝完最后一口粥，在碗边上深深地舔了一口，叹了口气说：让老二回来吧，挣那俩钱有啥用？奶奶说：等等吧，这饥荒说熬就熬过去了。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同意让叔回来，后来我大点了，才知道奶奶偏心眼，当时往家揪父亲的时候，是奶奶下的圣旨，逾期不回，她就要跑到天津卫，亲手牵着耳朵把父亲揪回来，让他在家里顶天立地，让他跟家里人同舟共济。我记得父亲还深明大义地说了一句：让老二回来干嘛，不就是多一个人挨饿吗？父亲的话等于挽救了叔叔和他们一家的命运，如果他重蹈父亲的覆辙，就没有了他们一家在天津卫落户的好日子。当然这是后话。
好久没吃上饼子和咸菜了，一天三顿都是野菜粥，有时粥里有点玉米面，焦黄的玉米面漂在菜叶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稀稀拉拉，再后来玉米面也没有了，清一色菜粥。时间一长，我的嘴开始干裂，紧接着拉稀，一天蹿好多次，全身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环姐和强哥十四五岁，正是装饭量的时候，他们每天要跑五六里路上学，又饿又累，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哭。后来环姐病了，实际上就是饿的，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奶奶婶子就知道哭。而真正着急上火的是父亲，他在家是顶梁柱，全家人生死冷暖安危都系在他心上，父亲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后来他终于下决心用铤而走险来挽救环姐的生命。前不久，上级赈济下来一批豆饼和甜疙瘩丝，由大队分到小队，可大队书记不让分到单户，说这是有政治影响的，因为前天公社刚派人总结了柳条庄大队“大灾促大干，大干不减产”的经验，经逐级上报，专区的报纸在头条位置上登了柳条庄大队的经验，柳条庄一下子红得发紫，大队书记几次戴着光荣花去外头开会。为了证实柳条庄“大灾不减产”，大队书记作出指示，谁也不许擅自动用和分发赈灾物资。父亲亲耳聆听了书记的话，知道这番话的份量。不论是身为一名党员还是身为一名生产队长，他对上级的指示可以说是唯命是从，在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利益上，父亲向来是以大局为重，以集体为重的。但是，在环姐即将被饿死的情况下，父亲心理失衡了，他决定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换取侄女的自然生命。
父亲毕竟是父亲，虽说是铤而走险，他还是很讲究策略的，上级给的赈灾物资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两把锁的钥匙，分别由他和保管员刘爷掌着。他找到刘爷说打开仓库救救我侄女的命。刘爷说：书记有指示，这你是知道的。父亲说，我知道，可我顾不上这么多了，侄女快死了。说着，父亲掏出一个金耳坠子递给刘爷：等于我提前领了侄女那一份，到时候扣下就行了，我拿这个金耳坠作抵押还不行吗？那个金耳坠子是天津卫笼屉店老板在我父亲成亲时送给他的，父亲一直压在箱子底下，今天万不得已把看家的宝贝拿了出来。刘爷大概被父亲的精神所打动，毅然打开仓库。父亲还和刘爷拉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环姐的病一天天好起来，她又背起书包上学了，她哪里知道，父亲为救她的性命，几乎遭了灭顶之灾。
刘爷很快把父亲私自往家拿赈灾物资的事报告给了支书，支书大怒，让父亲挂着用绳子穿起的甜疙瘩丝和豆饼游街，父亲筛着锣，走一步，敲一下，喊一声：“我偷拿赈灾物资，我不是人，大伙儿别跟我学。”村里的人都涌出家门，少气无力地哄看往日风风光光如今却凄凄惨惨的父亲，有人呼口号，有人骂大街，有人往父亲脸上吐痰，有人则声泪俱下愤怒声讨：当队长的这么自私，我们快饿死了没人管，他们家偷着吃独食！有人则为父亲惋惜：挺好的一个人，这是何苦呢？
游完街，斗争完，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撤销父亲第三生产队队长职务，鉴于父亲算盘打得好，念其过去有功，又是初犯，仍保留生产队会计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