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跨入1956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怀着一种解脱和兴奋心情的，1955年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前夜的紧张、沉闷空气，被突然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扫而光。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摆脱了落后的小生产者形象；资本家则庆幸可以摘掉“剥削阶级”的帽子了；“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知识分子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心情舒畅。党的领导阶层，也因为八大的民主、和谐备受鼓舞。
总之，1956年的“意气风发”，既是由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和建设热情。1956年的主流可以说是热烈、欢快、振奋、舒畅。一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终于到来但是并不可怕，反而是“争先恐后”，形成“一日数变”“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二是“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向科学进军”“扫盲”运动鼓起了人们求强求富、追求现代生活的迫切心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运动；三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八大表现的党内民主化，使得政治空气和社会生活空前宽松，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是知识分子待遇提高、工人工资普遍增加、资本家拿到超过预期的“定息”、农民也得到国家大量贷款，基本上都还满意和高兴（只有部分农民秋收以后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收入，不满意）。上述四个方面的浪潮融汇成中国大陆1956年的主旋律。
但是，1956年也潜伏着危机：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已经埋下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问题；而“冒进”造成的经济紧运行和“反冒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给宏观经济综合平衡造成较大困难；此外，对于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也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以后难以奏效。另外，从国际来看，195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苏共二十大引发了“去斯大林化”的浪潮，并影响了国内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阶层，中苏关系也由亲密无间转向求同存异状态。这些问题都对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