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血染红岩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我们的生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承担后果！哪怕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11·27”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黑色而悲壮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和牺牲？

1949年，北京和重庆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同是秋日，前者早是旭日东升、霞光万丈，而后者却迷雾重重、阴气压天，到处笼罩在惊恐与血腥之中……

而就在这一年，一个垂死的政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欲借西南一隅，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另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犹如初升太阳，将温暖洒遍神州大地。

经过全面的较量，蒋介石军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开始向台湾逃窜，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们则在执行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

“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一点点油水！”绝望中的蒋介石红了眼，对那些心存一丝“留后路”的部下，拍着桌子厉声斥责道，“谁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谁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

生死决战的“试验场”选择了西南重镇——重庆。

8月25日，国民党大特务头目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这是他这一年中第二次来重庆。3月份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给他的喽啰们打气的：“六个月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那时国军可以依靠美军反攻，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任。”同时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召集特务头目们布置“还乡运动”。所谓的“还乡运动”，就是派遣特务们以各种身份，“潜伏”到各个角落，一旦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们就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所谓的“反攻灭共”之计划。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国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妄想让美国人插手阻止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的美梦基本破灭。6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西郊的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一面夜以继日地筹备建国大业，一面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并且指示刘邓大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回过头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毛人凤将毛泽东已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上海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冲毛人凤歇斯底里地吼道。

“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在罗家湾19号“漱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等在重庆担任防守任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对共党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大屠杀计划从这个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迷雾笼罩的山城，似乎从此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

“委座批示要先杀杨虎城。”毛人凤刚刚向张群、杨森等通报整体破坏方案后，又找来国民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徐鹏飞”原型）这个得力的刽子手，具体部署实施大屠杀。

“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的，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徐远举的下属、二处课长雷天元毕恭毕敬地问上司。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

“您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汽车。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这事你同徐先生商量吧！”

“真要全部……”雷天元看着毛人凤的车子远去之后，回头向徐远举做了一个“杀戮”的手势，问道。

“笨，还用说嘛！”徐远举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杀杨虎城是件大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顺应民意，靠一场兵谏，将不想抗日的蒋介石软禁，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主张抗日，从而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然而“受辱”的蒋介石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除掉张、杨二位将军，只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暂时先放手。进入1949年后，“下野”的蒋介石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顿时心生怒火，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太坏，他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娘希匹，不杀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对毛人凤说。

显然，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西南，加之“代总统”李宗仁已经放出的“释放令”令蒋介石加快了除掉杨虎城将军的行动步伐。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曾密令暗杀杨虎城将军，后来国共有过一段“合作”，这事便被耽搁下来。随着国共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蒋介石认为杨虎城将军不会安然站在他国民党的一边，所以干脆借机将杨虎城将军彻底关了起来。此刻的杨虎城将军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被关在离重庆几百里远的贵阳黔灵山的一所监狱里。“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虎城干掉得了！”徐远举曾向毛人凤请示过，但未被批准。毛人凤说：“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代。”

“那校长的意思是……？”徐远举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所以他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希望毛人凤把除掉杨虎城将军这样的大事交给他办，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对校长蒋介石的忠诚。

“要不，我们在把他从贵州提回来的路上干掉！”徐远举见毛人凤摇头，便出一招，道，“川黔公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半道上我们把杨干掉后找个地方埋了谁也不知道。”

毛人凤想了想，说：“不行。如果半路上遇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怎么办？一不保密，二不安全。还是提回重庆来吧。”又说，“我让周养浩到贵州提人，这边的事你负责。”周养浩是保密局在西南的另一个重要特务，原任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1948年调重庆，任徐远举手下的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个“笑面虎”能说会道，经常陪杨虎城将军下棋、喝酒，博得了将军的好感。毛人凤知道杨虎城将军的脾气，让周养浩去骗杨虎城将军入圈套自然会容易些。

方案定下后，周养浩就挑选了西南特区特务组织里的几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杀害杨虎城将军。

毛人凤对此项任务格外重视，除了亲自布置整体方案外，对具体实施细节都一一检查。9月1日，周养浩带着亲信一行前往贵阳黔灵山去骗押杨虎城将军。9月2日中午，毛人凤接见了徐远举带来的几位准备参与“干掉”杨虎城将军的特务。

“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毛人凤朝徐远举瞥了一眼，意思是绝对不能告诉执行者具体的细节，即不能让这几个知道他们杀的是什么人。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此任务特殊，执行时不能有声响，也就是说不能用枪。”毛人凤抬了抬眼皮。

行动组长熊祥“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说着，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向毛人凤示意，“我和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就用利刃解决问题。”

“这行吗？”毛人凤有些怀疑。

“行，绝对有把握。”熊祥回答得很肯定。

徐远举插话道：“局座放心，这几位都是我西南特区的干将。执行这样的任务已经不是一次了。”

“那好。”毛人凤站起身，用皮鞋在地上画了个圈，“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特务们都知道这“戴公祠”就是当年戴笠在世时的公馆，是歌乐山的一栋风景优美的别墅。毛人凤安排在那里杀害杨虎城将军，其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将军。

“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转身面向墙上的蒋介石画像。

“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杨进兴、熊祥等特务们举起右拳，齐声宣誓。

“去准备吧！”誓毕后，徐远举朝手下特务们示意了一声。待特务们走后，徐远举悄声问毛人凤：“杨身边一直有只小皮箱，里面有英镑、美钞和一些珠宝，怎么处理？”

“充作给弟兄们的奖金呗！”

“是。”徐远举和毛人凤一起笑了。

再说到贵阳骗接杨虎城将军的周养浩等人到达目的地后，借蒋介石要与杨虎城将军谈西北问题之由，欲接其到重庆。杨虎城将军毕竟经历多年磨难，也了解口是心非的蒋介石，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反问周养浩：“瞎扯！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周养浩一再表示是“真的”，杨虎城将军想了想，说：“住几天再看看吧！”周养浩等人不敢来硬的，只好应允。

9月5日，杨虎城答应可以回重庆。周养浩立即密电毛人凤：“6日晚达渝。”

从贵阳到重庆路程并不远。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谢葆真是几年前被特务害死的，自此，将军一直将其夫人的骨灰盒带在身边），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在特务的三辆车子押解下离开贵阳，向重庆方向行进。

杨虎城将军在离别那一刻，回眸看了一眼囚禁他多年的这座监狱，心头百般滋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血腥屠杀……

6日晚，车队抵达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那“戴公祠”就在山腰上。杨虎城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问：“既然蒋介石接见我，为什么跑到这山上来了？”特务们立即用早已准备好的骗词回答道：“总裁说让您先在此休息两天，然后再接您到城里去谈……”并指指山上的明亮处，补充道，“不信您看，这公馆里灯火通明，是我兄弟们早就为您的到来准备的。”

杨虎城将军瞄了一眼黑暗中明耀耀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将军彻底被骗了……

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停下，特务张鹄先跳下车为杨虎城将军打开车门，便引杨虎城一行上山。按照预先的安排，杨虎城将军与儿子杨拯中被先带上山去。

黑暗中，身材魁梧的杨虎城将军走在前面，其19岁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等父子俩出现在戴公祠的“会客室”，早已等候在此的特务们佯装笑脸地向杨虎城将军父子介绍：“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间都行。”话音刚落，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抢先往里屋走去。这时，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迅速举起匕首，一个猛子冲到杨拯中的身后，朝他的腰部就是狠力的一捅。“爸——”受到突然袭击的杨拯中大喊一声，立即惨死在血泊之中。杨虎城将军感到情况不妙，刚回头，只见眼前几把贼亮的屠刀已经向他袭来。腰部先进刀的杨虎城将军“哎呀”一声大叫，特务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蒙住其嘴。随之，杀手们一拥而上，朝将军身上一阵乱捅。一代英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场预谋已久的暗杀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将军女儿杨拯贵的车子晚到两个来小时——其实也是特务们事先安排好的。他们一到，特务们便带他们向“戴公祠”的警卫室走去。此时已凌晨2点多，歌乐山一片漆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拉着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在先，“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父亲领着随其后一起往有灯亮的地方走去。

“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宋绮云一行人刚到，警卫室的特务们便再次拿骗杨虎城将军的方法来骗宋绮云等人。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往屋里走去，她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房间，哪知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命的地方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大叫“林侠——”可没等他喊出第三个字，特务杨进兴和熊祥已经将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

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宋振中和杨拯贵惊呆了，小振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小兔崽子，让我来！”一个特务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振中，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9岁男孩活活地刺死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则被特务安文芳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几个小时后，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刽子手们怕走漏风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使看起来天衣无缝。

6条人命，在1949年9月6日那个漆黑的夜里，就这样被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们活活屠杀！

重庆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从杨虎城将军等6人的被害正式开始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命令徐远举在飞往昆明执行“九九整肃”之前，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川东地下党、《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中的陈然（小说《红岩》中“成岗”原型）、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原型之一）等42名共产党员及“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等人名单交有关特务机关承签，并报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后，准备一并“枪决”。“一定要有法医在场拍照核实。”毛人凤死盯着整个大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蒋介石对重庆地下党等革命志士的屠杀行动是何等重视，同时又流露出他在蒋家王朝即将灭亡时的恐慌之情。

1949年的9月底和10月初，国共两大阵营呈现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者旭日东升，欣欣向荣。

9月21日下午7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组成成员的领导们入场，那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之久。场外，54响礼炮在北京城上空久久回荡……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的声音。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代表随着毛泽东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起立，代表们使劲地鼓着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那是被此情此景所感染的眼泪，那是荡涤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眼泪，那是欢呼一个新政权诞生的眼泪！

宋庆龄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声音铿锵有力。

10月1日下午3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正是抗战时期风靡的《义勇军进行曲》。

七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七天了，被囚禁在重庆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牢房中，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

“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难友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后，罗广斌和狱中的全体难友又面朝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大家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激动，那样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难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彼时的情景，说：

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都马上举双手赞成。老罗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我们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

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楼板里面，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撬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这样对我们说。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解放西南的会议，此次会议特别重要。在我党解放广东、广西之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的胡宗南集团也在向西南集结，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准备在重庆、成都立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新局势，决定加快解放西南的步子。歼灭国民党重庆城内的顽敌，自然成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的重中之重。三天后，二野的刘邓大军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继而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再解决重庆战事。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着险棋没有估料到，他原以为人民解放军会通过一野部队的主力经秦岭入川。

“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部队。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贵州直插四川的意图亮相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堵住共匪于陕境之外”的计划彻底破灭，他异常惊恐和残暴地命令特务们加快在重庆实施两件事：破坏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共产党分子！

20日左右，刽子手徐远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他迅速执行对《挺进报》事件中的共产党人的“枪决”命令：“委座说了，越是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越要给我们的军队和民众以士气，所以，枪毙《挺进报》事件的共党分子要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搞得大一点，而且还要事先登报宣传，杀杀共党的嚣张气焰。”

“明白。”徐远举得令后便连忙组织起这场表演性的“公审”大屠杀。

“刑场选择在哪？”特务二处的课长问徐远举。徐告诉他还是在一年多前枪毙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的老地方——大坪。

26日上午，张界等几个现场行刑的特务负责人拿到了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取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怎么还有蒲华辅、涂孝文和袁儒杰呀？老蒲和涂先生可是为我们抓共党分子立过大功的呀！”有特务看着名单议论道。

“那叫活该！”张界阴笑着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共党分子真心跟老子们一条心呢！”

他们说的蒲华辅就是《红岩》小说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这个出卖了一批共产党员的叛徒原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在狱中后来“死活不说”，也没有接受特务机构吸收他当镇压共产党的特务的要求，但最终他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

“陈然、王朴、华健、蓝蒂裕……这几个可是共党的顽固分子，早该枪毙他们了。”特务们在谈论枪毙共产党人时就像在说到大街上去吃一顿麻辣烫那么轻松愉快。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中共梁山（今重庆梁平）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辅属一类人物的袁儒杰。

“蓝蒂裕！七号室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

“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七号囚室的一位难友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

“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中也算是个“大哥”级人物了，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小说里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一段传奇的故事。

贫苦家庭出身的蓝蒂裕，1941年因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后来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山县监狱。急于得到这一地区共产党组织名单的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却始终不能从蓝蒂裕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被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

“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敌人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头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

“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特务打手冷笑着走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由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嗤嘶”一声，蓝蒂裕的胸前连衣带肉地已被烙出一个焦煳的大口子。

“儿——！”母亲见状，当场昏倒在地。

“好你个共党分子！厉害啊！老娘吓倒了，你还硬挺着啊！”敌人一边骂一边又举起烧红的烙铁朝蓝蒂裕身上烙去……

“你们这些……畜生！”蓝蒂裕昏迷过去。

“用冷水浇醒他！”敌人已经失去人性。当蓝蒂裕醒来时见母亲在一旁痛哭不止，他强忍住钻心的裂肤之疼，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哭有啥用！要知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如叛变投敌，同志们就会惨遭杀害。现在儿纵然死了，却能换来革命胜利。全国多少共产党员，都将是你儿子。党今后一定会照顾你的。”

母亲听到儿子这话，果然止住哭声，擦着眼泪点头道：“妈懂。”

敌人一招不成，又使二计：他们将蓝蒂裕吊上屋梁，并让其母亲站在梁下“观看”。不一会儿，反吊在梁上的蓝蒂裕痛得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儿子的汗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又成了如泉的泪流。

“妈妈，不要哭了。眼泪换不来胜利……”话没说完，蓝蒂裕便又昏死过去，一直到绳子断裂，从梁上跌下。

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让蓝蒂裕的嘴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敌人无奈，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的渣滓洞监狱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特务们对蓝蒂裕使用了几乎所有的酷刑，诸如老虎凳、水葫芦（注：酷刑名。“老虎凳”，由横凳和垂直的柱子或者靠背组成，两者呈90度，在受刑者脚后跟下逐块垫砖头，反向弯曲人的双膝关节而给受刑者造成痛苦。“水葫芦”，是将一个装满辣椒水的皮球导管插入受刑者的鼻孔，再用力按压皮球，让辣椒水猛烈地喷入受刑者的鼻孔内。）等等，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

蓝胡子爱唱善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桫椤地下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城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我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哼起古怪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为所欲为。难友们觉得这种方式是对付监狱敌人的好法子，于是打这以后，一旦特务们欲在狱中做些让革命同志们无法忍受的事时，难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高唱《古怪歌》。此时，整个渣滓洞都会变得“古怪”异常，令特务们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而由于他又善作诗吟唱，便成了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

“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当年狱中流传最广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自蓝蒂裕之手。

“七号室的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干吗？快点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的物品分别交给那些在敌人监狱并肩战斗的难友们，最后他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难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

“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

“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昂。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难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囚室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行将走向刑场前留给儿子耕荒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由后来在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带出来的。蓝蒂裕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时年仅4岁，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

……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啰，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

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关于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蓝蒂裕肯定没有想到，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的那一场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成善谋等“要犯”后，不一会儿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押的是5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鄂西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碰巧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中共南方局、南方局）撤出重庆之后，《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彻底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刊物的形式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与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刊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彷徨》也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特务们的眼中钉。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一份叫《群众》（注：《群众》周刊是南方局出版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刊物，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刊，后改到香港出版。）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刘镕铸、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负责领导（彭即江竹筠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16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中共地下党报刊，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的新华社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这项秘密的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善谋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原来就认识在重庆开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成老板”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份。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兼一部分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机修厂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建议住在厂里，环境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刚印刷完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刚印刷好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施以重刑，企图获取更重要的情报。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吼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

“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代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个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实话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代了出来，你还不交代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代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代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气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代你的组织？”

陈然毫不示弱地反问：“不交代又怎么样？”

“不交代，就强迫你交代。”

“那你就强迫吧！”

“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的一掌拍在桌上，吼道，“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瞥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

“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啰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代不交代？”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代。”

“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号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

“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

“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生的嘴脸。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

“说不说？”

“没得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醒了过来。

“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十天，他又受了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代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说：“没有组织可交代。”“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陈然双目紧闭，泰然自若。

“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双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我看你硬！”徐远举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按“重犯”论处，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解至白公馆。

哪知没过多少时间，监狱《挺进报》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楼上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趁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难友们看。陈然便是借助从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纸片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了解到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地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广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杨钦典便是陈然等人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特务。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戒，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广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几句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吧……”在与罗广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成的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共产党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

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同志们：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里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出狱的同志重新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发表，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8时左右，押着共产党“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驶进敌人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十名“政治犯”。

此时，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做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

“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

“陈然，你好样的！”

“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特务们忙把他俩拉开。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骚动起来，“法官”再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在陈然和王朴等与“法官”对峙时，另一边的蓝蒂裕依然不放弃，他以独特的幽默在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当“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可说时，他笑笑，头一昂，说：“你们听到过我多吐一个字吗？好了，再见了！”

“你真是怪人啊，我已经要枪毙你了，怎么还再见呢？”

蓝蒂裕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你们还不明白？不要两年，我们是会在地狱中再见的！”

“晦气！”特务们气粗了脖子，草草收场道，“押他们上刑场！快快！”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刑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国歌》《国际歌》声。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勇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悲愤地流着热泪。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特务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冈。陈然用肩膀把特务撞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冈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的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

“毛主席万岁！”

……

陈然倒下了……陈然这年28岁。

成善谋倒下了……成善谋这年29岁。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王朴也是28岁。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11月14日又有30人被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原型之一的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精心策划的。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希濂部2万余人。12日黔江解放，贵阳解放也已近在眼前（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有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送交“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

“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请示毛人凤。

“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

“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在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有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要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的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报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

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课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课长、组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祥组长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界法官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500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界法官、李磊所长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从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表现得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他们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生一般，无半点儿人性。

“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

“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叫到名字的都出来！”

清晨，几辆吉普车突然驶进渣滓洞，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疯狗似的叫嚷起来。

“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的气氛顿时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共产党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此起彼伏。

“不许嚷！不许嚷了！”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

“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的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

“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特务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弟弟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让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北碚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随后，他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铺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囚友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瘸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在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肉”。下面是一段王敏在监狱中的场景：

特务威胁道：“到这里来了，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我们看了你的材料，你在川东、川北是有名的共党分子，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查出了一些，你自己保留了一些。今天把你找来，你还是自觉一点好。”

王敏满不在乎地说：“上次审讯已经都说完了，没有说的了。”

特务眼睛睁圆了，吼道：“王敏，你放老实点！”

王敏眼珠子溜了一下：“以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信，你们去调查吧！”

特务们气急败坏地一起将王敏弄上老虎凳，凶神恶煞地瞪着眼珠：“你说不说？说不说？”

王敏痛得汗流满面，对敌人说：“你们放开我，我才能说。”

特务们只好停止用刑：“说吧。”

王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腿都被你们撬断了，哪有不说的呢？”

特务气得七窍生烟：“再加砖！”

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生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弄敌人。

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左足右拜】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竿绑成高脚狮子，走过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左足右拜】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竿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1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的原型之一。

人称“老大哥”的唐虚谷，四川渠县人，17岁前名叫唐成瑞，18岁时自己更名叫唐毅，直到转战下川东工作时，又正式更名叫唐虚谷。1921年，13岁小学刚毕业的唐成瑞，并不完全自愿地服从了他老爹的安排，只身到渠县县城一家杂货商店当学徒，“学做生意”，开始了他人生中独自闯荡的生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杂货店的五年栖身的日子里，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第一个是，他经过偷师学艺学到了做生意的一系列知识和方法；第二个是，经过四年时间的自学，他读完了中学的文史课本，几乎将自己的文化提高到了中学的相应水平；第三个也是最不简单的是，他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给他买回来了大批诸如《通俗唯物论》《通俗辩证法》《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革命书籍，他像着了魔似的读啊读，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地读，并且带动远房表妹张静芳（后为他的妻子）一同读那些书，并一起联系思想和时局深入讨论，进而两人共同树立起了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并成为一对革命伉俪。

聪明好学的唐虚谷，通过刻苦自学，最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文凭直接考上大学，而且先后进了三所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初期，他从上海带了五大箱马列主义革命书籍回到渠县，立即组织“爱知读书会”，将知识青年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学习马列，另一方面培训骨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暑假期间，为将“爱知读书会”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引向深入，他在清溪分会举办了一个名叫“哲学进门七日通”的讲座。有一百多个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七天时间里，每天上午都由他讲课。他深入浅出地将辩证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讲述得十分透彻，再经过每天下午的讨论消化，师生反映效果很好。

1948年6月的一天，唐虚谷和妻子张静芳因叛徒出卖，在万县龙驹镇“安普客栈”被捕。他们的7岁小女儿被张静芳巧妙支走而幸免入狱。充满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的唐虚谷在入狱后与敌人的斗争中更是显现出超凡的意志与智慧。

夫妇俩被捕后被押至万县县城。唐虚谷发现他们并没有被送进警察局，而是关在一家旅馆里。这是为了什么？唐虚谷立即警惕起来。晚上，“迎风招待”他“盛宴”的是老虎凳。才加到两块砖，不愿在敌人面前示弱的他却偏偏大叫起来：“哎哟！你们把我的腿骨都弄断了哇！好痛啊——！”

“不许叫！”特务怕秘密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会惊动左邻右舍，被唐虚谷这么一叫反倒紧张起来。

“哎哟——！”唐虚谷不管这一套，在加到第三块砖时，叫得更响了。其实他是借故在敌人尚未掌握自己的证据之前，死咬住“守法生意人”的口供不变，并趁机大叫示警。显然这个战略很有效，他在这摸索中的第一场斗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心里十分放松，觉得“这一群笨蛋，并不怎么可怕嘛！好对付！大不了受点皮肉之苦！”

这时，突然一个熟人进来了。唐虚谷顿时明白了：自己被人出卖了。

“唐先生不会认不得这个人吧？”敌人指着刚进来的人问道。

“他么！认是认得，那时他是个人，不过此时却变成一条狗了！”唐虚谷连头都懒得抬。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是主动交代的好，免得再受更大的皮肉之苦哇！”

“既然那条狗落在你们手里，又还在你们掌握之中，他知道的你们也都必然知道了，何必多费口舌再来问我呢？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那条狗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回唐虚谷抬了一下头，冲打手们硬了一句，“我这把骨头还顶得住，不信你们把什么招数使来试试。”

打手当然不信，接连用刑，且越用越重，而唐虚谷也确实做到了——他真的像是骨头越来越硬。无奈的特务们又想从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身上打主意，可女共产党员也很硬，来回就那么两句老话：“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的家庭妇女，丈夫做的事，我不晓得。”

特务们没有再给唐虚谷早“吃”厌了的老虎凳、吊鸭儿浮水（注：酷刑名。“吊鸭儿浮水”是把受刑者手脚反绑在后面，面朝下横着吊在半空中，底下烧上炭火，受刑者身上的水分被烤干昏死过去后，再用冷水泼醒。）等老“菜谱”，而是搬出更古怪和“高档”的“大菜”——干竹笋撬熊掌，即用竹筷夹手指的毒刑。

“怎么样，唐先生，味道还不错吧？”特务们像耍猴似的一边行刑一边讯问，“你是说呢？还是继续给你加道‘菜’？”

“随便！”被折磨得满身大汗的唐虚谷，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小小竹筷算得了什么？告诉你们：共产党人的骨头是钢铁做的，不怕！”

“那好！撬开他的嘴！”领队的特务恶狠狠地怒吼起来，于是两个彪形打手立即上前脱掉唐虚谷的衣服，随即举起铸满铁钉的钢锤重重地击在唐虚谷的背上。一锤，再锤……唐虚谷疼得大汗淋漓，但就是不说一句敌人想要的口供。

几天后，审讯无进展，唐虚谷和另一批被敌人抓捕的“政治犯”一起被送往重庆。

那时万县到重庆要坐一天的船。江中行驶的船上，既没有刑讯，又没其他干扰，善于思考的唐虚谷便集中精力思考和总结了几天来与敌人斗争的全过程，他想起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和“知己知彼”的战斗艺术，并认真对比了时下的形势：“彼”方，力量雄厚，既武装到牙齿，又有凶残的刑具；有组织严密的特殊队伍，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头目，并始终掌握主动权。而“己”方，力量单薄，赤手空拳，单打独斗，始终处于被控制的被动地位，又不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队伍。这是局部范围内的敌强我弱态势。然而，从全国大范围看，国民党反动派却处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那又是我强敌弱的态势。而就是在这局部小范围内讲，我方，仍然有胜敌的优势。从几天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人是没法战胜的。

想到这里，唐虚谷坦然一笑，仿佛浑身的皮肉之苦也变得轻了一些。

唐虚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漫长而复杂的对敌斗争。下一步，该怎样继续斗争？显然，敌人是不会罢手的，更不甘心一无所获，他们会使些什么新招呢？旧刑加重，刑具或许还会出新，这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共产党，不怕死，我偏不让你那么快就死去。就叫你欲死不能，叫你受够活罪，长麻吊线地同你磨，我就不信你不开口！”所以，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敌人还可能耍别的手段，比如，软的“规劝”，欺诈行骗以及其他引诱等等。而我们的同志，水平不一，对那些经验不足的必须帮助。这帮助又如何去进行呢？敌人是不许我们互相接触的，但也并非没有一点碰头的机会，因此，如何做到用最简练的语言快速点拨和有效实施帮助，有必要精心设计。当然，自己更是要重于“言传身教”中的“身教”。想到这里，唐虚谷猛然意识到：在那特别的黑牢中，那些散乱的人群并非不能被凝聚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群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经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坚强战士，信仰坚定。特别是难友中有一大批像自己一样理论基础雄厚、斗争经验丰富的骨干，只要大家齐心，实施这个凝聚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唐虚谷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突然他兴奋起来，既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是被押解的囚犯。“静芳——！”他站立起来，大叫了一声。

被惊动的特务立即呵斥道：“干什么？不许说话！”

“哈哈……我是在说梦话呀！难道梦话也不许说？”唐虚谷的一句幽默笑话，把押解他的警兵都逗笑了。

到渣滓洞后，“政治犯”们被分别关进各个牢房。唐虚谷进了楼上的男囚五室。在这里，他意外地见到了一个地下党的熟人——垫江县委交通员刘德彬（渣滓洞的脱险志士、《红岩》小说创作的重要参与者）。其余都是生面孔。

在熟悉和了解监狱的基本情况后，唐虚谷首先意识到在监狱这特殊的战斗环境中，囚友们的“修身”尤为重要。为了让同志们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决定身体力行。于是，唐虚谷每天在室内散步，早晚做两次“八段锦”，紧靠墙壁直着脚打坐。

有人问：“老唐，你为啥子那么长时间地打坐呀？”唐答：“为再坐老虎凳做准备喽！”其实，唐虚谷明明知道像老虎凳这类的刑罚不可能再轮到他这样的“老顽固”，他的目的正是要给别的战友作示范。果不其然，没多长时间后，全室的难友都跟着他锻炼起身体来了。

接着是“养性”。他双目微闭，一动不动地闷坐着，再加上盘腿真像一个参禅打坐的和尚在修行。囚友刘德彬过来关怀地问：“老大哥，你的伤口还痛不？”

唐答：“痛，怎么会不痛呢！”

“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忍耐力真令人佩服呀！”

唐抓住时机道：“如果愁眉苦脸能将伤痛减轻点，那我一定会愁得很凶。相反，你心情放松、高兴些，伤痛反而会轻一点。这是真的，我有体会。何况我们更应该让特务们看出我们并没有被他们的酷刑所吓倒，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囚友们纷纷点头赞同唐虚谷的观点。有人好奇地问：“你刚才闭目深思，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呀？”

“还不只是这点，我一直在反复回味我们的远大理想和为理想所作的许许多多的斗争，当然还不断地展望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这么一想，也便自然会感到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和牺牲，而这份贡献和牺牲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上的这些伤口、剧痛和鲜血……一想到这些，所有的私心杂念，痛苦烦恼通通都被扫得一干二净。你说，我的伤痛是不是已经减轻了一半？”唐虚谷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全室难友，大家似乎一下都精神了起来。

“老唐，你真是老大哥啊！你一来，我们同敌人斗争更加有信心了！”难友们对唐虚谷的这份敬意是从心底里涌出的。

入狱时间一长，唐虚谷想得更多了：要知道，按党组织的规定，从被捕入狱时起，每个共产党员便与党组织割断联系。这样一来，狱中同志间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在这个特殊环境里又多么需要有党的组织来领导大家同敌人开展更英勇的斗争啊。唐虚谷冥思苦想起来……终于他记起了当年在与党失去联系后，自己曾用组织“爱知读书会”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来凝聚知识青年的办法。这经验为何不借鉴？唐虚谷想到这里，顿时感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他决定在监狱里成立“学习会”这类党的外围组织。

于是，第五囚室便成了唐虚谷成立“学习会”的试验点。他发起建立了“学习会”，名叫“铁窗读书会”。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叫‘铁窗背书会’，因为我们哪有书可读呀？只有背书嘛！”

“‘背书会’也挺好。我来给大家讲，你们就背……”这对唐虚谷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早年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没想到在这监狱里真成了“无课本”课堂上的教材。

从此，唐虚谷每天俨然像大学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授着，“学生们”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背着……第五囚室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渣滓洞各个囚室。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唐虚谷，在监狱这个地方，所有被关进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自“学习会”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政治犯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

“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心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修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

“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待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第五囚室的难友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地说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老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

“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

“哈哈……”囚室内爆发出异常欢快的笑声。

除了“学习会”之外，监狱里还有另一个地下组织“铁窗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流传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铁窗诗社”建立以后，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共产党人中有许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这些革命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当上了“诗人”。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

在战斗的年代，

我宣誓：

不怕风暴，

不怕骤雨的袭击。

一阵火，一阵雷，

一阵狂风，一阵呼号，

炙热着我的心，

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冰雪锁不住春天，

铁牢——

关不住战士的身子，

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不怕你豺狼遍野，

荆棘满山，

怎比得，

真理的火流，

革命的烈焰。

看破晓的红光，

销铄了云层，

解放的歌声，

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来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我们不屈的意志，

坚贞的信念！

……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

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所有的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对付敌人！”

“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诗会”越开越激昂。“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

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

“好，下次听你的了！”

“铁窗诗社”后来一直活跃在狱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

“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余新江”的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讲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二十一兵工厂附属第十一技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激情燃烧的诗人。入狱后，生活孤独而寂寞，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余祖胜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的诗。于是，他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呵？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心灵手巧，富于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用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难友们有的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诗《明天》，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呵——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被营救出狱，以及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外，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坚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凝重，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院坝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更加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其实也是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原型之一。

此刻，难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在审讯时被特务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捕前她是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州区党史资料》上是这样介绍的：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13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清国子监太学生，后以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疾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其父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吟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1939年1月，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做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被调到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是，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能从她嘴里问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屡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同敌人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孝文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孝文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孝文一个耳光，涂孝文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孝文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6岁的李青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轻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囚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搀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此起彼伏地响起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难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左足右拜】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她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号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与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怆的啼泣。

27岁的齐亮，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才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老师闻一多及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民主运动。到重庆后，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被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战斗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无比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对亲爱的妻子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挥手，作最后的告别……

“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刑场。

此时，暮色已近。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嗒嗒……”

有人中弹后踉跄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点犹豫，就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嗒嗒嗒……”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嗒嗒嗒！”“嗒嗒嗒……”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嗒！”“嗒嗒！”“嗒……”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呻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扭动肢体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趁着黑色夜幕，将烈士的遗体仓皇地推入尸坑。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者的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凭吊亲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徐也速、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麟、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端、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有猷、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是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

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点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

“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

“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看徐远举身后的几个特务，问。

“非常干净。同志们干得很利索。”徐远举补充道。

“好，你们都先回去领赏吧。我跟徐先生还有事。”毛人凤对特务们说完，便往里屋走。徐远举示意手下的人离开此地，自己则跟着进了里屋。

“辛苦了，徐先生。”毛人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徐远举说，“刚才我已经在委座那里报告了你们今天处决30名要犯的事，委座很满意。”

“那委座说什么时候对其余的案犯动手呢？”徐远举迫不及待地问。

“唉——恐怕得先放一放了。”毛人凤突然懊恼起来。

“怎么回事？”徐远举摸不着头脑，有些着急地问。

片刻，毛人凤终于说话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委座说了，要先考虑如何解决重庆炸城的问题。”

“这……其余的案犯们就不杀啦？”一天不动手杀害共产党似乎就要手痒的徐远举有些失望地看着上司，不知其意。

“你不知道，上个月广州撤退时，我们的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了几千吨物资，结果共军打过来时，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按预先安排的给破坏掉，最后倒好，全给了共党！委座气不打一处来，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通。这回重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不可！”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们先去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

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夜晚，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囚室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个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第二囚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得知这两则消息，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在九年多的铁牢生活中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江南青年，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难友将随时都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宣灏并不害怕，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难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偶尔的狗叫声传入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并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梳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11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读书半年后肄业，16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18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编者注）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了少数人的尊敬。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营）。因为想学一点军事知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读新书店”经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灏被捕后，先后被关押于息烽和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如罗世文、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罗广斌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他的思想从对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上升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曾与宣灏同在白公馆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毛晓初在回忆材料中记载了宣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革命啦，讲起来不是易事，干起来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关起来后，老谭、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才懂得一齐革命，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杀头，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一个心愿，脚步齐，这就更不易了。现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着共产党，跟着老谭、老许他们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炼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

现在，窗外已透进黎明的气息，黑暗虽拼死抵抗，但显得那样无力而步步退缩。宣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虽然长期的狱中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但他仍感到远方的天空已明朗起来，他双手伸出窗外，试图拥抱那光明。此刻，他多想冲进重庆秋季的晨雾中，去尽情地享受即将来临的曙光啊！然而，黑暗将把他吞噬在这铁窗之内。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深感遗憾，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丝毫的恐惧，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他要告诉党，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情：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做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灏弟上言

最后落笔时，宣灏看到了东方的鱼白云彩已经露在监狱的窗户上，于是他工整地写上“11月15日”这个时间。

这封信写成后，不日，宣灏便寻机将它交给了同室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当时在白公馆的难友中，大家普遍认为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脱被“制裁”的厄运的。而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当宣灏将要求入党的信交给罗广斌时，他庄严地点点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表示只要有机会，一定向党转达，然后将宣灏的信悄悄叠好，藏进地板下的一个秘密地方。后罗广斌侥幸脱险，宣灏的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才重见天日。罗广斌等人创作《红岩》小说时，还以宣灏为原型塑造了“胡浩”这个人物形象。

在白公馆的宣灏疾书“最后的要求”之时，同是11月14日这一天夜晚，渣滓洞所受到的震动和影响无疑是更加巨大的。这一夜整个渣滓洞可以说无人入眠，电台岚垭的枪声虽然传不到这里，然而难友们的心头是清楚的，李青林、江竹筠、“老大哥”他们被押走后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尤其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脚步离重庆越来越近时，丧心病狂的敌人对我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一次就拉走了我们29名同志！敌人太凶残了！”黑色的长夜里，渣滓洞内的同志们有人在低泣，有人在叹气，也有人躲在墙角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努力吧，我们一定再见的。

不要迟滞的等待，

不要张皇的疑惧，

我们是在逆流汹涌中划行，

谁要一松手，谁就会倒退千里，

您没有迷误方向，那么，

一息不停划去呀，再划去。

这有限的途程，我们都胜利地度过了，

这时候，在胜利的歌声中，

在人民的天地里，

我们才得欢聚，

努力吧，我们一定再见的……

“张学云，又在给你‘亲爱的’背信呢？”楼上第八囚室内有人轻轻地问一个倚在墙壁上口中喃喃有词的人。

黑暗中，那个叫“张学云”的人“嗯”了一声，说：“是。”

“你真行，能把给‘亲爱的’的每一封信都倒背如流。难怪你学英文、俄文那么厉害？”难友佩服地说。

张学云从鼻孔里“嘿”了一声，笑道：“在这个魔鬼待的地方，你只要只想一件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那你给我背背你写给‘亲爱的’的几封信吧！我听听，要不这贼夜乌黑乌黑的，怪瘆人的。”

张学云沉默片刻，道：“因为是我写给妻子的信，涉及隐私，我只能在心里默背……”

“真有你的。”难友似乎有几分妒忌地退到了一边说，“那好吧，你自己背吧！”

突然，女囚室里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娃儿不哭，娃儿，呵……”那是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嘶哑中透着悲切。张学云听后感到浑身发冷，他在黑暗中又在喃喃地吐着一串串只有他心底里清楚的文字，怀念他远方亲爱的妻子——

力生亲爱的：

前后一共收到您四封信，它们给予我太多的安慰和无尽的快感的回味，尤其是昨天到的这第四号（挂号的）信，更使我联想着我们过去的一切甜蜜的生活，我的舌头也噘紧了，我的浑身的脉搏都颤动起来了！它暗示的一切，只有我才能够体会到，也只有我和您才能够借之作我们心弦的共鸣器。

我觉得“理想”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富于吸引力的东西，“理想”是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作苦斗的挣扎？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极富于韧性的拼命？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快乐地、毫不灰心地生活在不能算是人的生活的深渊中？我说就是“理想”！亲爱的，您以为是不是？

您说过去许多年都被您浪费了，到今天您才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奋斗，这是很真实的自白，我很高兴呀，由此足证您已踏上光明的途程。祝贺吧，我们遥远地互相祝贺吧！

我俩同在一起生活的这些岁月，今天追忆起来还是有许多暗影与创痕，而且每一点都曾用我俩的泪水写过的……现在不同了，不仅现在应该说自从近年来吧，您的生活之舟有了舵了，而且大家行驶的方向也一致了。您用尽平生极大的力气，满面香汗淋漓地划着生活之舟从后面赶来，远远地听着您在嘻嘻哈哈地唱扬您的快乐的生命，有理想有意义的生活，我拼发所有力气耐着心肠不断地往前奔，我用先行的激励的招呼来打气您，快呀，快呀，不达目的不罢休呀！可是哟，心爱的，您似乎是希望我停留片刻，等到您赶上来后，我俩好在一只船上同来前往吗？您是否已经觉得劳累了，或孤独了，需要同在一只船上，让我出力气划着带您走吗？呵不，这不对的，这就表示您还有些懒惰和依赖！同时，亲爱的，您记住，我们同是在排山倒海的大浪中啦，假如我一松劲，我会退行千里的。俗语说：不日进则日退，逆水行舟，我俩应该各自努力才对，反正目标既同，方向不错，只要各自尽力划去，一定就能在一点相会，在胜利的那一点相会哟。……

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胜利的地方相会吧！果然是胜利地相会了，我紧紧地抱住您，您贴贴地偎住我，我们呼唤千声万声的亲爱，我们急切不停地接吻，我将尽我所有、尽我所能地慰劳您，同时也尽我所想的得到安慰！相片永远地在我身边，请放心，这是我离开您的第一封长信，也是您所渴望的东西吧！最后要叮嘱您，不要在思念中损毁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力量渡到目的地。

即祝

您的健康和愉快

竹行7月31日上

张学云，又名张竹行、张帆。1922年8月出生在四川越西县。幼年时他就聪明勇敢，敢于与封建家庭进行斗争，在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过越西县时，他就被红军的理想所感动，立即投身革命，只有十三四岁的他，经常协助红军写标语、贴传单。后来红军要走了，张学云跟着部队走了一天，一位红军连长看他年龄实在太小，让他返回家乡。没有当成红军的张学云，却从此对革命充满着追求，后在自己大哥的协助下，来到成都考入联中念书，抗日时期考入了中央军官学校。那时他的革命思想逐渐发展，加之当时社会十分黑暗，政府实在腐败无能，因此，对于革命的向往和远大的意志在他的脑海里逐渐高涨，最后他于1947年终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8年张学云被组织派到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策反，后因叛徒出卖入狱。

亲爱的，你生是为了给人类创造美景，死是解放人民为革命牺牲，你有这种远大理想和行动，你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人……

这是妻子力生于1950年8月写给丈夫的信，此时张学云已经牺牲十个月了，然而妻子坚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读到这样的信。

亲爱的容：

来信说我的信太使您陶醉了，而且还不让以后再那样的写。我接受这个意见，不过我要申明一点即是：那都是真实的梦，也可以说是我俩全部的心愿。难道这几天的月色不够供您醉倒吗？当然果然到了那一天确是我们此生的幸福的极限，但在目前这个可爱的目标难道不使我们愈加奋勇吗？没有胜利就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幸福的生命谁会贪恋片刻呢？

……

8月17日张学云又给妻子写了信，他记得这封信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妻子大名叫余显容，在做地下工作时也用过“力生”这个名字。

亲爱的，你在阴险毒辣的敌方工作，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和折磨。但你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从没有贪恋过眼前的家庭生活，你常帮助我说：“没有光辉的生命，比起死来还要痛苦万倍，为了确保未来的真正幸福，我们不能不忍痛离别，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克服情感的冲击，那一定是没有勇气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我记着，我永远地记着。我爱你，我永远地爱你……”

张学云，这信你也不会收到，因为你已经牺牲了。这是妻子在思念你时，重读你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后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容媚：

我读了您的信，就像火灼烧样地从内心燃烧到体外来，您真是我的灵魂呀，我们的爱从这次的离别更放出它的异样的光彩了，我们的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有理想的，不是仅肉体的欲念，也不是仅才子佳人们卖弄风流的陶醉，更不是“卿爱我，我怜卿”似的有闲人含有病态的怜念。我们真正是：如电一般的感人，如火一般的热烈，如钢铁一般的坚强，如泰山一般的崇高。我觉得我俩都是生命的星光，我失去了您即是失却光明，即是失却人类幸福的象征，因为您是多么的爱好人类的幸福，爱好光明的世界，没有自私的贪迷，没有把您的所有的思考放在您自己的身上。亲爱的，您越发艰苦，我越发觉您才是真美，我把您想象成一个挥汗淋淋的、昂首阔步的、舌疲唇焦的自由幸福之神，无疑的，我们之间已没有庸俗的夫妻观念了，我们有的是志同道合的两个有志气的青年男女的无可喻价的爱！……

这是张学云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由于狱中斗争越来越复杂，所以之后的日子里，张学云只能用心给他日夜思念的娇妻写信了。他相信在解放军炮声中投入紧张革命斗争的妻子会读到他的心声，也会倾听到他对她的那份炽烈的爱的。

现在是1949年11月15日的早晨。张学云仍在默背着他入狱后写给妻子的信。他喜欢写信，在革命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一边行军一边仍然坚持给妻子写信。入狱后没有了条件，给妻子写信成了一种奢侈，那是因为每发出一封信太艰难、太艰难了，所以，张学云能把每封发给妻子的信都背诵下来，那是属于他个人的藏在心底的挚爱，谁也无法剥夺，即使铁窗，即使子弹，即使黑暗。

亲爱的学云：

我写血书，我为忠实于你，我忍受一切痛苦，留下生命为革命。在这春节除夕的日子里，每户人都吃着团圆过年饭，独我坐在屋里恋着你。云啊，你等着吧，待我为“四化”作出我最后口气的努力后，我们再团聚吧！但我活着一天也永远地记着你的话：“今后生活一定严肃，学习仍需要努力。”这是你对我的忠言，我一定照着去做！

听听，这是妻子的回音。这回音是在张学云牺牲几十年后的1980年春节的那天她写的——

张学云笑了，在黑暗中的张学云笑了。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甚至感受到了妻子那股温存而激动的气息。

张学云因此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毫无畏惧。十几天后的深夜，敌人对渣滓洞开始实施大屠杀。当罪恶的枪口伸进牢房时，他一把抓住敌人的枪筒，夺枪未成即挺身堵枪口，欲以自己的身躯掩护难友。于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地穿过他的胸膛，鲜血流淌到地上，而他抓住铁窗的双手依然没有松开……

李青林、江竹筠等难友被杀害后的第一天清晨，渣滓洞的许多人都比平时醒得早。他们似乎都在看着东方黎明的那一缕鱼白的光芒是否还能照到窗口。

“来，让一下，我要把这首诗写完……”楼下第一囚室的蔡梦慰轻轻地示意靠在窗口的难友给他留出一丝晨光，便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那卷皱皱巴巴的手纸上写着……他的肺气肿已经相当严重，当看到自己“铁窗诗社”的诗友们一个个被敌人押出去枪毙时，他意识到也许自己今天或明天甚至可能一会儿工夫也会被敌人拉出去毙了，他想到了自己答应过同志们要完成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还没有最后完成，于是，现在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地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这是《黑牢诗篇》中的第一章《禁锢的世界》的部分内容。

蔡梦慰，这位年仅24岁的“黑牢诗人”，出身于四川省遂宁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从小爱好文学，尤其是喜欢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他主张“多出些进步的、革命的书籍，去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表现出“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思想倾向”。在求索中的他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面对敌人的暴行，面对同志们坚贞不屈的表现，年轻的蔡梦慰诗情愈发不可收，尤其是敌人的子弹已经上膛之后，刑场的枪声已经逼近之时，他的血管里、每一个毛孔里都在迸发革命的、燃烧的、充满浪漫而憧憬的诗篇——

牢门，曾经为你打开，

只消一提脚，

便可跨过这条铁的门槛。

管钥匙的人说：

——你想干点什么呢？

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

我给你高官，

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馆……

——否则呀，哼！

一声冷笑掩蔽了话里的刀；

像修行者抵御了魔鬼的试验，

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

只把脖子一扬，

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

凭仗着什么？

在一瞬间的若干次斗争中，

你终于战胜了双重的敌人。

像战场上的勇士：

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

一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

从此，牢门上了死锁，

铜钥匙的光亮，

不曾在你眼前晃过。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要，把这牢底坐穿！

二百多颗心跳动着一个旋律，

二百多个人只希望着那么一天——

等待着自己的弟兄，

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

写完第二章《战斗胜利了》中“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几个字时，蔡梦慰有种特别惬意的释放，真如一场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胜利了”的感觉。

是的，真的胜利了。铁窗外的旭日，将东方映得红红的——“贵阳解放了！”“解放军已经打到离重庆只有几百里的彭水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仍从各种渠道传到监狱，传到铁窗内……

敌人的阵营乱了阵脚。宋希濂部队昨晚已经撤到乌江西岸。“危急时刻，只有儿子才是最可靠的。”15日这天早晨一醒来，蒋介石就把儿子蒋经国叫到床边，将一封亲笔信交给他后这样长叹了一声。蒋介石在信中对宋希濂打气道：“厉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这封信两天以后才到宋希濂手上，蒋经国跋山涉水，吃尽苦头才完成任务，可此时宋部大势已去，根本无力为蒋介石挽回残局。

15日当天，重庆卫戍司令总部颁布了恫吓百姓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条：

一、阻挠政令，与匪勾结者杀；二、窝藏匪谍不报者杀；三、供匪枪弹、文件者杀；四、造谣者杀；五、扰乱金融者杀；六、操纵物价者杀；七、纵火者杀；八、抢劫财物者杀；九、暴动者杀；十、以文字为匪宣传者杀；十一、报道不正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十二、煽动工潮者杀；十三、煽动军人叛逃者杀；十四、泄露军机、刺探军情者杀；十五、私造军火、运军火者杀；十六、阴谋破坏军事工事、交通者杀。

蒋介石是穷凶极恶了，这“十六杀”几乎除了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可以放心不杀外，其他的差不离统统都在“备杀”之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他和他的国民党残余在垂死时的内心之恐慌。

11月16日。

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保密局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课长以上头目及公开单位的主管、副主管会议。此时，国民党的川东防线已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酉、秀、黔、彭已解放。会上，毛人凤强装笑脸，在给“弟兄们”作了一番“苦撑待变”的低调讲话后，由特务头子杨元森具体作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西南游击任务布置”和“游击行动纲领”的报告。

下午，“破坏大王”刘笃伦飞抵重庆。随之，国民党破城技术总队人员住进市中区江家巷养正别墅。

次日上午，刘笃伦一行到市区观音岩兵公署警务处办公地，由廖宗泽事前通知各兵工厂警务组员来秘密引导各厂熟悉爆炸目标环境，大厂去2人，小厂去1人，两天内完成拟要爆炸破坏掉的全市相关工厂的勘察工作。之后随时听从“破厂”命令的下达。

11月18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再次召集保密局在重庆各条块的头目会议。“现在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委座要求全体保密局的同志准备在必要时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国的尊严。”会上，毛人凤再度强打精神，借蒋介石的话激励部下。但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商定“破厂”的具体任务。决定：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由廖宗泽任处长。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和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

二、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组、技术组、运输组和总务组。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破厂部队调遣。技术组负责破厂技术工作。运输组负责爆破器材运送。总务组仅有办事人员。

三、为配合军事行动，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

四、破坏计划由廖宗泽拟具，经费预算由郭旭拟具，需银圆券5万、硬洋1万元，呈请蒋介石核定。破坏重点为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与库存物资器械、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广播电台和公路桥梁、交通要道。

五、由交警一旅、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卫团、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警卫大队担任破厂掩护，由临时指挥部统筹调配，并严厉镇压工人护厂。参加破厂人员酌发奖金。

六、保密局在重庆的公密单位要全力协助破厂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

七、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以1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度；库存物资应尽量烧毁。所需炸药及运输工具卡车10辆，吉普车1辆，请国防部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破厂办事处一成立，即陆续抽调保密局在重庆的编遣人员严达等20余人担任内勤，加上保防处、警察局、第五区公路稽查组、交警总局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共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工程局警务处处长曾晴初寓所办公。

毛人凤还“面谕”西南特区火速布置20个潜伏台；加强西南支台，增加富林、盐源、会理、宁南4个特务组，组成情报网，所需报务员由重庆支台当日妥派，19日训话，20日派出。20日，渝支台的报务员杨德川等9名报务、机务和器材修理人员出发赴西昌。到1950年4月7日西昌解放，西昌支台成了保密局指挥四川各地的潜伏台枢纽之一。

同一天，西南特区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以“百万火急”密电台湾保密局主任秘书潘其武、电讯处处长杨振裔：“顷奉领袖面谕，兹遵照领袖谕旨，为扩大川康黔情报潜伏布置，需要CMS电台20部，配发4至6个月电池，派员乘空军专机，飞送来渝。彭水已失，不可延误……”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等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第十、第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还有日子过嘛！”特务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人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时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囚禁在大牢之中即将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时，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被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注：即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最近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近日要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待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他有关我们的处境情况，他可详细告你。

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吉祥

“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据说况淑华在接信后立即向有关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不料敌人抢先屠杀，整个营救计划落空。信中提到的“蓝先生”指的是渣滓洞监狱的看守黄茂才。这位黄茂才出身贫苦，因躲壮丁出来，在渣滓洞做一般看守。经过狱中地下党同志对他的有力争取，他决心弃暗投明。黄曾冒着风险，先后从狱中为革命志士们带出信件近20封，并带回一批书报、药品，这条极其宝贵的秘密渠道一直是渣滓洞内的共产党员们同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这也足以证明党组织对身陷“人间地狱”的战友们的命运尤为关心，并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

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让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王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得行将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同时又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

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瞩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

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

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

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功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3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宪兵“干掉她！”而且还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

宪兵特务们立即从杨公馆将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带走。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就是杨森弟弟的女儿。她是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来，她总与当国民党重庆市长的伯父杨森唱对台戏。杨森本来就对弟弟的这个“不孝女”恨之入骨，偏偏因为1949年9月2日在朝天门发生了一场大火让杨家和这个不共戴天的“共党”分子结下了死仇。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8月下旬，蒋介石逃来重庆，让杨森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接着又先后委任他当了川东保安司令和重庆卫戍司令。受蒋介石“厚爱”的杨森，此时官迷心窍，歇斯底里地对付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竟然决定在9月3日这一天，要在全市组织“反共大游行”，其目的是要请蒋介石、蒋经国和所谓的盟邦使者前来检阅。蒋介石听说后很高兴，说支持这事，还为此次游行活动拨了专款。9月2日上午，获释在家的杨汉秀进城去看市面情况，当她看到市民们对第二天要举行的“大游行”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时，心中暗暗觉得好笑：“杨森大人”在老蒋面前吹了这么大的牛皮，看他明天怎么收场吧！就这样，她便放心地独自去看电影了。没有想到看罢电影出来，朝天门一带已经是火光冲天……这就是在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九二”大火灾。面对火光冲天的灾情，杨汉秀奋不顾身地冲到现场，观察情况。她听说火头几乎是从几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火势正在向朝天门蔓延。朝天门处在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三面环水；一面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就形成了一片炽热的火网，封锁了所有陆路。旧重庆的朝天门一带人烟最为稠密，一家接着一家的银行、钱庄、商号、货栈和鳞次栉比的棚户、竹木捆绑的房屋，在突然袭来的火灾面前顷刻间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逃生，摩肩接踵拥挤在这块狭窄地带，有的拥到码头，跳上各色船只。想不到的是沿江船只也起火了，“砰砰”“嘭嘭”汽油桶接连爆炸，逃难的人们只好往江中跳。江面上，顿时到处漂浮着呼救的人，以及满江散落的物品和燃烧着的汽油……大火越烧越猛，消防车根本派不上用场。朝天门的岸头、江上……一片狼藉。如此特大火灾，让杨森等重庆政府的头面人物们慌了手脚，为了逃脱责任，他们在大街上随意抓了九个无辜百姓，诬以“共党纵火”的罪名，不加审讯地就枪杀在大街之上。

身为市长的杨森对此次火灾大为恼火，一方面是因他不能在第二天为蒋介石举行原先说的“反共大游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国民党日薄西山时在自己的领地上又让蒋介石亲眼看到了如此狼狈的景象。

“肯定是共产党又跟我过不去！”杨森连一秒钟都没有多想，他一下把矛头指向他仇恨的中共。果不其然，9月3日的《中央日报》上反共文章频出，说什么“渝火”除了共党分子放的不会再有人干这事。

杨汉秀见报后无比愤怒，当着杨森的家人断然指出：“这是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崩溃前对重庆市的大破坏、大暴行！”她正义的言词，吓坏了杨森的几个姨太太，她们声嘶力竭地警告杨汉秀：“你这样招凶，市长听到了，要活剐你的呀！”杨汉秀不怕，声言她就是当着“市长伯父”的面也会这么骂他。最后她还满腔蔑视地加了一句：“哼，究竟谁剐谁？要到了沙场上才晓得！”

杨森因为“九二”火灾激起的民愤太大，也急需借一个有影响的人头，方能欺骗舆论，转移视线。回家一听说侄女“赤共”杨汉秀如此痛骂他，顿令他恼羞成怒。“好嘛，老子正好要借个人头解解恨——就她了！”杨森气不打一处来。

9月17日深夜，杨汉秀在飞来寺被自己的“市长伯父”第三次抓捕，而执行杨森这一阴谋计划的全是他的心腹爪牙。

在杨汉秀身上，杨森本是有“一石三鸟”的打算。只要能用任何办法使她同“九二”火灾联系起来，他就可以用她杨汉秀是从延安回来的这一身份，将共党分子公开枪杀。这样，上可以在蒋介石处邀宠，下可以为“九二”火灾卸责，同时也算除去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审讯中杨汉秀誓死不开腔。拖了一段日子，在毛人凤着手清理政治犯，准备分批密裁之时，杨森想到了这位与他势不两立的“共党侄女”，于是咬咬牙，嘱咐特务张明选将杨汉秀秘密杀掉。

“密裁令”下得仓促，而对于如何密裁杨汉秀又成了一个问题。刑警处的高级官员们曾作过密商，有过几种方案：一是在牢中扼死，以狱毙报案；一是雇小船载去长江，半夜后勒死推下江去。但由于杨森要看已处死的照片，还得同时向保密局西南特区呈报，最后特务们策划的方案是：弄到郊外荒僻处勒死，照相后再盖土复命。

刑警处的这次行动搞得十分鬼祟。先是出动两辆车在郊外找地方，几经周折选定了金刚坡一处松林阴森，附近没有人家的破碉堡里。特务临时在碉堡里挖了个浅坑，还派出便衣特务在路上当游动哨，之后，才在重庆大华饭店租了一辆黑色轿车，以转移为名将杨汉秀骗上车，由副处长宋世杰，刽子手谢春浓，看守所所长项正邦随行押解。

黑色轿车到达歌乐山下，已经有一部吉普车等候在那里。由特务宗慎之交了一根绳索、一幅白绸给项正邦之后，令其“过了歌乐山街上就动手”。当车辆驶入树林荫蔽的黑影中时，这两个特务猛地向杨汉秀扑去，迅速用白绸蒙上她的头，然后把绳索死死地套到她的脖颈上去。杨汉秀尽管戴着手铐，还是拼死反抗挣扎，于是车上出现了一阵激烈的肉搏……特务项正邦被折腾得使不上劲，便又改为由他来抱住杨汉秀的双脚，谢春浓抓住时机，绞勒上面的绳索。这样，两人才把杨汉秀勒闭了气。

“快扔下车埋了！”

轿车停到破碉堡前，特务们慌忙地将杨汉秀的尸体往下扔，不料发现杨汉秀还未断气。“快补枪！补一枪嘛！”特务们慌乱地又拔枪补射。随后，特务刘怀琦对尸体照了相，众特务再将尸骸抬到碉堡中掩埋。当时凶手们特别紧张，除谢春浓从杨汉秀手指上抹去了一枚带血的戒指外，在给杨汉秀埋土时竟顾不上把手铐取走，而且土也只盖了极薄一层，便驾车迅速逃跑了。

反动派如此没有人性，竟然对自己的亲属也如此狠毒！他们正是——

讲着人的语言，

穿戴着人的衣冠，

完全同人类一个模样儿，

却长着蛇与狼的肺脏。

让天真的生物学者去疑惑——

世界上会有这种动物！

这里的二百多个人，

每一个都是活证，

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的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老虎凳、鸭儿浮水……

水葫芦、飞机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呀，

在它们的辞典上，

是对付反抗者的工具，

是赏心乐意的游戏；

而在人类的斗争史上，

却用鲜红的字迹注写着：

炼成钢的熔炉，

琢成玉的磨牙。

你，断了腿的，

你，折了臂的……

让自己底躯体废残，

为了花朵开放得完美，

为了果实积累得丰盛。

是收获的季节了，

当着你的朋友、

爱人、

同志……

每一处伤痕呀，

都夸示着它所表现的光荣，

它所包含的意义。

这一天，“黑牢诗人”蔡梦慰完成了他的长诗的第三章《意志在闪光》。他完全沉浸在对敌人暴行的仇视与对那些不惧毒刑的战友的崇敬之中……

监狱外面的天即将迎来黎明，而黎明前的黑暗在重庆歌乐山那一方土地上空更加黑暗。

此时，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们虽然已经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开向山城重庆的阵阵炮火声，却完全没有预料到垂死的敌人已经开启了屠杀他们的具体行动——

11月24日上午，按照毛人凤和徐远举的指令，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面谕”文书组，将看守所全部档案，员兵、人犯名册和图书室书籍焚毁，并相继开释了保密局在押的违纪人员曾宜南、杨伯清、刘若水、李树等。

同日，毛人凤当面指示周养浩：清理丙种会报的积案，速列表呈送杨森核批。

“一下枪毙这么多人，杨市长会不会有异议？”周养浩接过名单，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在国共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像杨森这样曾与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共过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不会“反水”？于是，这位忠诚于蒋介石的特务突然小心翼翼地问了毛人凤一句。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说：“他连自己的侄女都不留情面，那些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放心吧，委座已经给他许多好处了，谅他不敢这么忘恩负义。”

“那就好。”周养浩说。

注意：毛人凤指令周养浩交杨森审核枪毙的“丙种会报的积案犯人”，并非是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那些革命志士，而是关在另一处叫“新世界”的所谓“案犯”，共32人。

25日，杨森很快批准了周养浩送来的这份枪毙“要犯”的报告。周养浩从杨森处领取“核审”的报告后，即向毛人凤作了汇报。

“别忘了梅园那边还有两个人……”毛人凤阴阴地说。

“杨虎城的副官和勤务兵？不是说不杀他们了嘛？”周养浩一听，有些疑惑起来：9月份杀杨虎城时，他曾经专门为杀不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问过徐远举，徐当时明确说是“上面”没说要杀这两个人。现在怎么又要……

“你去处理。总之，委座对留这样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毛人凤又说。

“明白了。”周养浩知道怎么干了，他回去后就忙着这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时间已经没多少了。

于是，也就有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特务小头目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路边挖坑的事。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骗出杀害。应该说，阎继明和张醒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他们两人有这样的理由相信蒋介石不会杀他们：9月6日那天，如果蒋介石已经下决心要“斩草除根”的话，那天晚上在杀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一家时，连他们两个一齐“根除”还不容易？如果想杀，又何必要等到四五十天后的今天？阎、张毕竟太天真了，他们哪里能知道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之痛恨！不杀张学良，其实也非他蒋介石的真实愿望，只是迫于太多的压力而已。杨虎城是必死的，与杨虎城相关的人也是必死的，这两点在蒋介石心目中一直十分清晰和坚定。对此，蒋介石手下的人也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就是必然的。

蒋介石和那些追随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心慈手软呢！阎、张被杀后，由特务陈紫云、李大富草草掩埋在梅园下马路旁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不想看到重庆留给共产党一砖一瓦，更不想看到那些共党分子在毛泽东的军队进城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早在前两天，听说贵阳“失陷”时，蒋介石就咬着牙关对毛人凤这样说过。

“所以，该杀的都杀！该炸的都炸！”蒋介石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是。”毛人凤对主子的指令从来不含糊。

现在留给毛人凤的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即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

“从目前时局看，共党的军队至少还有十天八天才能打进重庆城来吧！”毛人凤掌握着“一线”的绝对军情，他在嘉陵新村6号的住所里不知掰过多少回手指，算来算去，共军进城至少也是在12月初。

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200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够的时间了——每天30来个，七八天就够了。杀人魔鬼毛人凤盘算杀共产党人就像在玩麻将牌一样，轻松又惬意。

“从白公馆和渣滓洞先提30来个最不能留的要犯！”毛人凤正式开始启动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的行动令——

25日午后，特务徐钟奇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楼下的房内列表核签白公馆处决名单。周养浩走进徐的办公室，看到处决名单中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小孩小华、幼华时，有些惊诧地问徐：“怎么，连这两个娃儿都要处决？”徐答：“是局长的命令。”

周养浩不再说话了。这时，楼上的毛人凤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周、徐的对话后，冷笑着对周养浩说：“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小孩留下来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局座。”周养浩立即毕恭毕敬地说。

“局座。关于处决白公馆要犯的审核名单和渣滓洞的名单都在里面。”特务徐钟奇向毛人凤递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毛人凤点点头说：“这里面有黄显声、许晓轩、刘国鋕等要犯，得请委座亲自核批。”说完，他向门外走去，突然又折身回头对周养浩说，“你通知徐远举处长，明晚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

敌人的屠刀已经拔出……11月26日晚，已从嘉陵新村移居“漱庐”何龙庆公馆的毛人凤，将渣滓洞大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在此之前，徐远举已通知“乡下”公产管理组保管主任何铭组织人员挖埋尸坑。何铭动员交警二总队机二中队在松林坡挖了三个坑。事后给了一笔钱买来猪肉、香烟和柑橘，以示犒劳。

同日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看守组负责执行，事务组负责掩埋。

当晚，渣滓洞内的“黑牢诗人”仍在向同室难友们诵读着他白天完稿的长诗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欢迎呵！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

“妈妈，妈妈，我饿，饿……”这是另一所“人间地狱”里发出的一声声细弱的童声。这童声来自那座异常阴森的白公馆。

妈妈没有回答。妈妈看了一眼瘦得皮包骨的两岁儿子没有回答，只是把头扭到了一边，顿时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爸爸，我饿，饿！”童声转向一旁的父亲。父亲轻轻地抱住儿子，将其搂在怀里，轻轻地安慰道：“好儿子不叫，等天亮后爸爸一定给你弄点吃的呵！现在你睡，睡了就不饿。”

“可我睡了会更饿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躺下，嘴里嘀咕着。

“哇！哇——！”突然，另一个婴儿在妈妈和爸爸中间大哭起来。

“不许出声！”铁窗口，特务的手电光射进楼下的那间孩子哭叫的囚室内。

“你没看是孩子饿了才哭的嘛！”爸爸和妈妈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生气地回敬特务。

“等明天会有‘好吃的’给他们的！快睡觉，不许出声了！”特务凶狠地说着。

“听见了吧，明天爸爸妈妈一定会弄点好吃的给你们的。好，现在，儿子们，都睡吧，睡到明天天亮……”父亲抱起才八九个月的小儿子，嘴里轻声哼着，“宝贝，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天亮后一定给你们弄到好吃的……”

父亲唱着自编的摇篮曲，哄着儿子进入睡梦。而一旁躺着的妈妈则不停地颤抖着低声抽泣……

这是白公馆里一对特殊的患难夫妇，这是一个特殊的狱中患难家庭。

王振华和黎洁霜的大儿子叫王小华，两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振华，立即投入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救国运动之中。王振华串联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结果被北大开除学籍。此后热血青年王振华转到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后因触怒了当局，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促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振华被释放出狱，赴香港短期停留并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撰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等文章。这时候，他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广西苍梧籍女青年黎洁霜结识，两人相互倾慕，遂为知音。不久，这对恋人一同来到广西梧州，小住一段时间。随后王振华应重庆《新蜀报》的邀请，只身前往重庆当记者。后王振华又与几位青年知音创办了进步报刊《工人呼声》，并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1940年5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他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

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逮捕。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与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之后，敌人把王振华作为“重犯”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革命人士而设立的一座人间魔窟，位于息烽县城南不远的朗阳坝。这里地势险要，四面环山，碉堡林立，随山坡起伏，有3层城垣式的围墙。围墙之中又分3层，层层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所谓的斋房。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曾在这里被长期囚禁。

集中营的特务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图软化拉拢他们，为其效劳。他们把王振华监禁在所谓“感化所”，不戴脚镣，门不上锁，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黎洁霜则被关在“义斋”女牢，封为室长。狡猾的特务企图引诱王振华，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敌人又要黎洁霜跟他们“合作”，监视同室“女犯”的情况。黎洁霜根本“不领情”，相反，她对同室女难友说：“你们放心，我是同王振华共患难的，不是向敌人打小报告害人的。”而这期间，她与从延安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而关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露萍非常亲近，感情笃深，受张的影响，她的思想也进步了许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被迫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内处于暂时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不得已撤销了息烽集中营。然而，敌人所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们并没有获得释放。王振华和黎洁霜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关在楼下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内。

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做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杨的这个无耻企图，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次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两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两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枪杀了。重庆刚刚解放，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忍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盼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的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就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预谋后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更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6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的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表忠心。

“嗒嗒……”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摩托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戒，避免枪声泄密。羁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监狱。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人。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十余年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询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主办的监狱《挺进报》的消息来源渠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曾准备投奔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声，特务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黄显声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逮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被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他的笔记本做手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因此，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会（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军统息烽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说：“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做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他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人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玷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白公馆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黄显声的朋友和部下为了营救他，设计了越狱方案，甚至买通了看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的难友。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难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作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贵州息烽集中营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被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原型。宋绮云夫妇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6岁时，父亲曾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头’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6岁的孩子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的。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蒋介石斗争，黄显声知道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前，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的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

27日下午，时间刚过4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看守长杨进兴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作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是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不知，询问了一声。

“所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进兴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放到身上，然后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两人一起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拔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踉跄地朝前迈了两步，艰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李副官中枪“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西啊！”“要小心点，要犯们厉害着呢！”说着，两人乘车一同回到白公馆，准备实施他们的第二批屠杀……

“刘笃一、白银山！你们两个出来，保人给你们开释了！”杨进兴一回到白公馆，便粗嗓门嚷嚷开，又以一个谎点了两位被军统内部关押的“违纪分子”的名字。几分钟后，刘笃一、白银山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于步云桥边。

此时，天色渐黑。特务们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看守宋惠宽、程遂愿押着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刚出白公馆，就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边将何、陈处决。特务们分别从陈为诚的手腕上抢下手表和金戒指，然后两个刽子手互相往对方的肩膀上捶了一拳，乐呵呵地说：“收获不小！”此刻的白公馆内极度紧张，难友们知道特务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而刽子手们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有人负责在监狱里点名提人，有人则把人押到白公馆外面的松林坡和步云桥两个地方实施枪决，有人则在这两个地方挖坑埋尸，“一条龙”的杀人如屠宰牲口那么简单，那么程序化，那么满不在乎……

特务杨进兴所带的刽子手们从下午4点多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先后连续进行了四批屠杀，整个白公馆已是一片血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不许唱！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唱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地用枪托敲击着一个个牢门，然而整个白公馆的每一个囚室内的难友们此时已不再理会这些恫吓了，他们依旧高呼口号或高唱《国际歌》。有的则直冲特务们怒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今天你们杀了我们，明天解放军绝不会饶过你们！”“哈哈，明天我们在阴间等着你们这些王八蛋！”

“真是不可思议，都快死了的人，嘴还那么硬！”特务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特务们自然不知道，其实就在大屠杀开始的前两天，监狱里的临时地下党支部便作出了决定：在敌人很快实施杀人计划时，作为共产党员的狱中同志，必须做到临危“脸不变，心不跳”。当敌人行暴时，可以呼口号、骂反动看守和特务们，以鼓舞斗志和士气。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给了难友们极大鼓舞和教育，因此，每当敌人押走一批同志时，狱中留下来的人会自觉地呼口号、骂刽子手们，而且轮到自己被敌人拉出去枪毙时，依然面无惧色，表现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本色，这些都在敌人阵营里引起巨大的恐慌和紧张。

屠杀仍在疯狂地继续……

就在这时，素有“杀人魔鬼”之称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带着另一批特务出现在白公馆，他们是奉徐远举之命，专门来处决由特务组织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管的一批共产党“要犯”的。

新的更大一轮的大屠杀又开始了——

“丁地平！”

“谭谟！”

……

敌人在一个个点名提人。

“同志们，再见了！”

牢房内，难友们相互握手告别，有的则忙将身上仅有的物品留给狱中的同志。

“刘国鋕，出来！”敌人走到楼下第二囚室，冲里面吼道。

那个被点到名的年轻共产党员，就是《红岩》里“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急什么？等我把诗作好了嘛！”蹲在地上的刘国鋕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牢门口持枪的特务们。

“要得，你个刘国鋕啊！”特务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这样蔑视他们的“枪决行动”，大声吼道，“都要枪毙你了，还作他妈的啥子诗嘛！”

“走！”几个特务趁势上前将刘国鋕揪起便往牢房外推。

“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刘国鋕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头对同室的同志罗广斌等说，“记住，同志们：如果哪一位同志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刽子手今天的凶残屠杀向人民公布！”说完，昂头走出牢房。

“打倒蒋介石反动派！”

“人民就要胜利啦！”

“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国鋕一路高喊口号，一路大声背诵着他刚刚写就的诗句：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神经有毛病！死了还不后悔？快快去死吧！”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早已不耐烦了，端起枪杆，连续向刘国鋕的头上、身上扫射……

“你们……不得好死！”倒在血泊中的刘国鋕没有立即断气，当他最后睁开眼睛时，仍冲着刽子手们愤怒地骂着。

“看你的嘴还能动不——”一个刽子手举着手中的枪杆，用刺刀猛地捅向刘国鋕的嘴里……刘国鋕再也没有动弹。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刽子手似乎依然不解恨，举起枪托又朝烈士的头上砸去……几天后，解放军大军在挖开敌人残害烈士的“万人坑”时，刘国鋕的弟弟看到了自己哥哥的惨状：“他的头被打扁了，眼珠子流了出来，肚子被打穿了，嘴唇都被刺刀割掉了……”（注：摘自刘国鸾：《为革命先烈复仇》，原载1951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此刻，留在白公馆内的共产党员听到外面的枪声，知道又一批亲爱的同志倒下了，他们瞪着愤怒的双眼，齐声朗诵起刘国鋕那首仍在冒着热气的英雄诗篇：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他们真的没有玷污党的荣誉，他们此刻最想向自己亲爱的党表白：我们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党的荣誉。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自己以英雄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和钢铁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呵，共产党员在此刻是多么崇高和无畏！

“李仲达！”

“石作圣！”

“冯鸿珊……”敌人又在点名提人。

“许晓轩！该轮到你了！”特务打开又一个“重犯”囚室，对一位长满胡须，戴着手铐脚镣的瘦高个“犯人”吆喝着。

“老许！老许也被点名了……”这时，监狱的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在这样说。

老许在白公馆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是这座“人间地狱”里共产党的秘密地下组织负责人，又是坐了九年多敌人监狱的“老资格”，加上他是狱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的人之一，每天戴手铐脚镣的“要犯”，所以，无论在特务眼里，还是难友心目中，老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许晓轩被捕前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是位具有卓越才干的青运工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6年10月，许晓轩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童年的他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郁而死得早，这给小晓轩的心灵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记。“为什么有的人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有的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不能避风挡雨的破棚烂屋？”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穷人的活路在哪里？这不公平的世道怎样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和在参与进步的工人运动中得到的洗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有了远大理想。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先后在银行和工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位富有经验的工运领导者。1938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许晓轩参与了川东青委机关刊物——《青年生活》——的创刊，他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发行者。这期间，许晓轩不仅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刊发刊的具体工作之中，而且还写了不少激扬的革命文字，对教育青年产生很大影响。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许晓轩到大溪沟二十一兵工厂分厂参加一个地下活动时被捕。这位重庆重要的工运组织者和青年运动领导者的突然“失踪”，让同志们和他的家人异常担忧，后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传出消息，才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里。

“我出世八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抓了起来。当时爸爸被抓到什么地方，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回忆自己牺牲的父亲时这样说，“一开始只有我伯父知道我爸爸失踪了。因为他们在重庆市里工作，我和祖母及妈妈都住在乡下，我伯父怕祖母和我妈妈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瞒住家里人。事过半年，我们才得知爸爸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爸爸被捕以后，我可怜的妈妈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便病倒了，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瘦得不像人样。爸爸在监狱里知道后，托人秘密送回一封信——其实只是在香烟壳子上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宁关不屈’。据后来越狱出来的同志说，敌人对我爸爸硬的软的都用，强迫他在烈日下做苦工，戴重镣，并罚他禁食，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还常用严刑拷打他，但却休想从我爸爸嘴里挖出一个字。硬的不行，敌人就改用软的，假装要释放他，说给我爸爸自由，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让我爸爸在悔过书上签字，我爸爸断然拒绝，并直截了当地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忠诚，鼓舞了许多难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许大哥’。”

许晓轩后来从白公馆被转入贵州息烽监狱。在这座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上刻有“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那便是许晓轩的杰作。那刚劲有力的刀法，不仅显示了他的雕刻艺术才能，更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他是个异常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便开始学习外文。晚上，他利用走道上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读书，天天如此。狱中两三年下来，许晓轩不仅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而且还能读英文《孙子兵法》。有难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许晓轩说：“既然敌人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出不去，就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为将来有一天出去更好工作打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许晓轩和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要犯”重新回到白公馆后，他与共产党员谭沈明、韩子栋等同志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的越狱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考察和分析，许晓轩认为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韩子栋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些杂活，有机会逃出魔掌。“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这是临时党支部的决定。越狱计划开始了：先由韩子栋利用跟监狱看守一起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回来，再由狱中支部的同志们详尽商量。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亲自指挥下，韩子栋利用与看守一起到磁器口街上买菜的机会，趁特务们在茶馆打牌之时，终于逃脱，并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红岩》中的“疯子”就是根据韩子栋的传奇经历塑造的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韩子栋的越狱成功，让特务们一下提高了警惕，他们要许晓轩带头保证不越狱逃跑。许晓轩断然拒绝，因此被罚戴重镣和在烈日下做苦工。然而，敌人的阴谋无法消磨许晓轩的革命意志。

有一天，狱中发生一件意外事：一位无辜的青年难友遭到敌人毒打。“快说，这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特务们一边用鞭子抽打这位青年难友，一边逼着他“交代”。

“住手！那纸条是我写的！”突然，一个洪钟般的声音从楼下一室牢房传出。

“又……又是你啊！许晓轩，你给我出来！”特务又气又恼地吼道。

牢门开了，许晓轩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坦然地说：“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这纸条的字是你写的吗？消息从哪里来的？”特务问。

许晓轩轻蔑地看了一眼特务手中的那张纸条，说：“消息是你们提供的……”

“不可能！”特务叫了起来。

“那可不！”许晓轩镇静地解释道，“有次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便进去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消息。”

“你，你敢！”特务听后气得快跳起来。当罪恶的皮鞭正要落到许晓轩身上时，整个监狱响起了“不准打人”的怒号。这声音让特务们胆战心惊，只好当即宣布：“算了算了，今天停止放风。”

许晓轩表现出的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监狱里的难友们异常感动和敬佩。

有难友在放风时问过许晓轩：“如果有一天敌人要枪毙我们的时候，你老许有什么要求？”

许晓轩拢了拢尖尖的下巴，笑笑，说：“真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完后我死无遗憾了。”

“许晓轩！出来！”这是1949年11月27日夜晚白公馆内特务的叫喊声。这一天，被狱中难友称为“许大哥”的许晓轩将被特务们拉出去枪毙。此刻，许晓轩没能实现他最后想看一份当天《新华日报》的愿望，然而他却以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向有可能留下生命的同志转达他用九年多牢狱之苦铸炼出的一个带血的心愿：“……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说完这句话，许晓轩轻轻地将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然后深情地披在一位难友肩上：“亲爱的同志穿上吧，它会对你有用的。”随即他大步跨出牢房。

刑场上，许晓轩一双蔑视的目光像两把利剑，刺向对他举枪的敌人：“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必将审判你们！”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刽子手们的双手在发抖。“嗒嗒，嗒……”子弹穿过英雄的身躯，打在手铐和铁镣上的子弹“当当”乱响，溅出斑斑火星……

又一个倒下了。

又一批倒下了……

“宣灏！”

“文泽！”

……

“现在轮到你们啦！快出来吧！”满身沾着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回到白公馆，又开始新一轮的屠杀。

“你这个瞎子，问你一句：还有什么要求？说来我们听听……”特务走到四室牢房，问一向走路都看不清的高度近视者宣灏。

不想，弱不禁风的宣灏淡淡地瞥了一眼刽子手们，微微一笑。

“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

宣灏心想，当然要笑嘛！你们不是问我最后的要求吗？我的“最后的要求”是个秘密，只能向狱中的党组织讲，而且我已经在前些日子完成了这项使命。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要求吗？”突然，宣灏愤怒地对几个刽子手大声说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要求是：我们的生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你们既然敢犯罪，你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你们这些杀人犯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当人民法庭审判你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你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还敢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后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代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八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句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他是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集中营、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被押到重庆白公馆。八年牢狱，文泽没有中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广为流传：

……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

恶棍、流氓、窃贼，

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

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

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

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

“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

失踪、捕杀、关监，

搜索到床底，叫声……

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

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啰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

“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待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两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预感到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自己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一边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

……呵，兄弟，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

他们要泄愤、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难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同室的一位难友，后来这位难友侥幸脱险时将文泽的诗稿藏在鞋内，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读到这异常珍贵的英烈诗作。

文泽、宣灏等人是特务们预先计划的白公馆在押“要犯”中最后一批被枪杀的。这场白公馆大屠杀从下午4时左右，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共杀害28人。其中，谭谟在中三枪后未死，醒来后从尸体堆里逃出来得以还生。

当时监狱里尚有罗广斌等19人是属于徐远举亲手处理的各种“关系”人物，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仍在犹豫不决。就在这时，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二处徐远举的电话指令，告知他“特区”里的国民党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

“估计共军这一两天就要进城了，务必在明天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馆里剩下的囚犯。”电话那头的徐远举异常沮丧地说道。

“这么快啊？”雷天元惊恐地反问了一声，抽动着脸上的横肉，道，“放心处座，就是共军明天进城，我们也绝不会让手上的那些共党分子有一个活到天亮的！”

“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要利索！”徐远举作最后的交代。

“是！”

“丁零零——”雷天元的电话又是一阵暴响。“雷长官，我这里近200号犯人要处理，照我现在的人手，估计明天上午都处理不完啦！能派点人支援我们吗？”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这样吧：我把白公馆这边的人手给你调过去。”雷天元想了想，说。

“要得嘛！”渣滓洞那边说完便挂了电话。

“警卫连的人，你们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馆外面的警卫连武装人员。

“集合啦！”特务们忙排成队，提了枪和其他杀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带领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后渣滓洞发生的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暂且放一放。回头再来看看此时的白公馆将要发生的事——

此时的白公馆像个垂死的老人，方才还是里外三层警戒森严，口号声、辱骂声、恐怖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如一座杀人魔穴。这会儿特务头目雷天元将警卫部队一拉走，惊恐万状的监狱内一下就消停了下来，顿时整个白公馆显得空落落又阴森森。

此刻谁最惊恐、最紧张？不是别人，正是杀人魔鬼、刚才还穷凶极恶、疯狂杀人的看守长杨进兴。他不觉有些心慌意乱，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他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重庆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那可惨透了呀！再看看这时的歌乐山下，黑乎乎的一片，自己的武装警卫部队也撤了，万一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一阵阵发虚。

“陆长官啊，我这边任务完成了，弟兄们要求撤离。”杨进兴打电话给上司陆景清报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务，那就撤吧。”陆景清一听，便同意了。

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楼上只剩下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撤！马上撤！”杨进兴向他的一群如惊弓之鸟的手下一挥手，离开了白公馆，自己比谁都跑得快。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位置，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监狱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强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监狱当中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所以，日常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实施越狱计划时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生命攸关时刻，党组织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试图通过内外接应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琢磨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相比，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洗脑、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

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诱导，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疑，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的共产党与长官所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这些人大都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这些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说：‘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时，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调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的时候多一些，都是年轻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后把锁锁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听到这一暗号后，再等上十几分钟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哪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跺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爬上汽车，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支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争取过来的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下面的人听到楼上跺脚三下的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求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向监狱外跑。未料，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道。“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嗒嗒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丛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让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农民的破烂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有突出贡献。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逝。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跺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跺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跺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员’，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两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两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

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天据看守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汽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200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杜文博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还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1949年11月27日晚上……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的是杨钦典，他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了就打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就跑到罗的面前说：‘如能出去，给我家里带个信（记得我向罗说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她还年轻）。’记得郑业瑞，还有好几个围着罗都叫给自己家里带信，罗发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带不了。’杨不久回到楼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杨与罗又悄悄在风口谈什么。之后，杨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风口处，杨给了罗一把钥匙，杨就匆匆出去了。这时，罗就向大家宣布：‘杨钦典答应了把通路的门先打开，二号房的钥匙给了我，他有信号！在楼上蹬足三声就表示通路的门打开了，过了十分钟我们才能打开二号房冲出去。’并宣布什么‘冲出去的路线是向后山坡，老幼互相照顾，三人一个小组’，他还临时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我及他本人，各照顾一个组，扶持老人。罗一宣布后，大家就忙着准备，我赶紧换了衣服（把囚衣脱下，换上进狱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藏有文泽烈士的诗稿，那是原先彼此交换的诗歌）。也有换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乱作一团。突然，听到楼上蹬足三声，这时见罗就拿钥匙打开二号房的锁了，大家匆匆忙忙往外冲，我见有两个老头就扶他们一起走，临时互通姓名，才知一个是周绍轩、一个是尹子勤，我们刚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厨房后面，就听到山下有人问口令（往山下有条较宽的大路，到山底有个固定岗哨，出来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着，我们就听到密集的枪声，我把周、尹扶进乱草丛中后，叫他们各自分散走，我就单个一直向后山冲。黎明时，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气跑上歌乐山的师范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顶（未被捕前，我有同乡同学在师范读书或工作，曾到学校玩耍过）。到了傍晚，我进了师范学校，在同乡康顺天处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在肖立、杨家珍处住下来，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庆市内，那时到处是解放后的新景象……”

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在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的难友之一。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4岁的女儿小波和2岁的儿子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英雄见面并听她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象他们干出什么吗？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把衣服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孩子身边放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后，我又写上他们两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会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他们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的，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是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后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出来，于是，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子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嗒嗒……’地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到了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还有机枪声又跟到了我们身后。我带着孩子和李先生又只好向山上逃命。跑到半山时，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便说：‘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丛里休息一下吧！’说着，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就在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转眼间李先生也不见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丛里不敢出声……幸好追来的特务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听到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我又高兴，又紧张，想答应她，可又不敢答应。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叫了，我担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又心想：或许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捂住了她的嘴。要不，如果我出声答应了女儿，或女儿再要叫妈的话，可能我们都得被追赶来的敌人发现用乱枪打死了。这一幕好悬……就这样，我搂着儿子小可在草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匆忙地在山下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见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映得漫天通红。心想那边一定出大事了。于是，我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相反方向的歌乐山上跑。走着走着，脚底感觉特疼，一看双脚是光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鞋子掉了。那个时候，逃命第一，啥都顾不得。后来我们翻过了几重山，跑着跑着，看到了公路，我认得这条路是通往成都的老成渝路。这时天有些亮了，看得到路上逃难的人很多。我心想，现在已经逃出白公馆魔穴了，谁都不会认识我，再看看自己的样子，也很像个逃难的人。在监狱里，平时只有穿囚服，27号晚上，我知道自己要被敌人枪毙了，就干脆换了入狱时带进来的旗袍，所以现在逃出来后，觉得这身衣服让我更像是个富家的逃难者了。这时，见路边有个茅舍，便想进去歇一下。走近一看，里面有位老婆婆，我告诉她，自己是做小的（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男人是做生意的，现在重庆在打仗，没处跑了，想在这儿住一宿。老婆婆一看我带着孩子，不像个坏人，便说，你就住嘛！又说，她只有红苕吃。我忙说没关系，啥都可以。老婆婆不仅让我和小可住了下来，还给我娘俩各找了一双鞋。睡了一天，第二天是29号，我看到公路上的解放军，便疯了似的跑过去大喊：‘解放军同志，敌人在大屠杀，你们快去救救我们的同志！’说着就瘫倒在地上……”

郭德贤后来带着儿子住进脱险同志联络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是，她的女儿小波却走失了，是在特务追搜时，原先背着她的周居正与她失散了。29号那天，同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知道原因后，罗广斌立即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到歌乐山上去找，然而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当罗广斌将实情告诉郭德贤时，她一听便昏了过去。

十几天后，小波终于找到了，郭德贤喜出望外。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大屠杀那晚，周居正背着小波逃生时，遇上追赶来的敌人，一慌神，两人一跤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几米远。这时，四周漆黑一片，周居正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独自藏了起来。4岁的小波一时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看身边空无一人时，惊恐地躲在农田的小水沟里不敢动弹。这时，特务们的车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她顿时害怕了，叫了声“妈妈”，见没人应她，便再不敢吭声，加上又吓又累，便一头睡倒在田坎边。当她醒来时，天已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睡的田坎走过时，她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哪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将她拉了上来，并问她：“你去哪？”她说：“你们去哪，我就去哪。”国民党士兵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挺有意思，便将她拉上车，拉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重庆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处，即现在的解放碑一带。到了那里，国民党士兵们把小波丢在了马路上。可怜的小波不敢远行，只得在路口游荡。天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摊主是位女的，叫王素珍，她早就注意到这个没人管的孩子，便问小波：“你住哪？”小波马上回答说：“我住白公馆。”王素珍是个老百姓，也不晓得白公馆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能住公馆的必是有钱人家，可眼前这个小姑娘为何穿得这样破呢？收摊时，小波无处可去，王素珍便把她领回了家。到家后，夫妇俩给小波吃饭，洗澡，换衣服，把她当作女儿养起来。王素珍家意外得了一个“女儿”，喜气洋洋；这边的郭德贤可是整天为失去女儿哭得要死要活。党组织和政府对她的事十分关心，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不久，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凌晨，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这说明小波肯定还活着，党组织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做广告。说来也巧，一张登有这则广告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王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她的注意。她便请人把报上的字读一遍，当知道报上要找的孩子正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娃时，她激动地搂住小波，喊了起来：“波儿，你的妈妈找到啦！”好心的摆水果摊的王素珍夫妇，立即抱起孩子，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

“妈妈！妈妈——”

“波儿！波儿——”

郭德贤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4岁的小波在流浪十几天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此次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公馆革命志士的大屠杀，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死里逃生的谭谟，共20人是幸存者。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郭小波母女了（郭小可解放后意外死亡）。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的中心地带渣滓洞了，时间也逆推到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作向上司交代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队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于是，杨英杰叫值班分队队长孟繁义派班长夏登禄带了9名士兵去了刑场，忙着一件事——挖坑。这是敌人为即将处决的烈士们准备的最后一个“动作”……

8时左右，渣滓洞监狱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只听看守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似的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

“邓惠中。”

“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从一个个囚室内赶着点到名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监狱内，顿时口号声、歌声和告别声，交融在一起，悲愤而壮烈。敌人一下慌了，大声吆喝着：“不许唱！唱什么呀！”还散布些假象：“快上车！上车了就有好日子过！”

“蔡梦慰，你还不赶紧拿自己的东西走啊！”特务见瘦得像个竹竿似的“囚犯”蔡梦慰还弓着腰在黑暗中寻找什么，叫唤道。

“忙什么？我找我的眼镜。”蔡梦慰竟然不慌不忙将找到的眼镜戴上，然后整了整衣服，才走出囚室。其实在黑暗中，他趁敌人不注意时，将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再见了，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蔡梦慰和其他23位难友被敌人用刑车押到歌乐山的松林坡杀害。在迎着死亡的夜幕途中，蔡梦慰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将藏在衣服里的一样东西趁敌人不注意时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在他遇难后的第三天，解放了的重庆群众在敌人屠杀现场找到了这件物品，打开了看，便是烈士没有写完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这首长诗的最后一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写的，然而敌人的屠杀提前了，所以诗人还没有完成长诗的最后篇章——第五章《铁窗里的等待》——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

你，向自己的弟兄，

裸示出深藏的灵魂和躯体，

看哪里还有暗迹，

看哪里还有污点，

进入那圣洁芬芳的田园地呀，

谁，好意思带着一身垢腻！

莫说包过脚，

老了便不能解放；

五十几岁的老大哥，

天天在学读书、写字；

还在梦里流尿的孩子，

也会用稚气的口语，

讲说革命的大道理，

描述新社会的美丽。

……

第一批24人被分别拉出去杀害后，渣滓洞内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这是因为看守所所长李磊觉得牢里还有那么多人，照刚才一批批拉出去枪毙的速度，到第二天（28日）白天都说不定“处理”不完，于是，他打电话向正在白公馆的雷天元求援。

那边的雷天元接到电话后，便带着便衣特务们和警卫部队往渣滓洞赶。这当口，渣滓洞才有了短暂的“平静”。

此刻，夜已深。雾气浓浓地笼罩在渣滓洞监狱的四周，天上还下着蒙蒙细雨。渣滓洞的牢房里，不管是反动派的看守，还是关押在牢房内的革命志士，此时此刻，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十分紧张，敌我双方都在密切注视着监狱内外的一切动向。

敌方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由，强行用枪将所有在押人员集中到楼下的八间牢房，他们的意图很明确，一旦动手，“解决”得快些。“他妈的，要来接收白天又不来，深更半夜怎么移交嘛？楼上的人都下来，让那些龟儿子来点名。”为了掩盖真相，李磊装模作样地在监舍外破口大骂道。等所有“囚犯”下楼后，特务们分头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至7室，“女犯”则集中在楼下8室，然后逐一把牢房的门锁上。至于什么时候动手，得听上司的命令。特务们时刻等待着上面的命令……

难友们被驱赶到楼下囚室的那一刻，多数同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怎么办？横竖是死，冲出去跟这些狗日的反动派拼了！”有人握紧拳头，恨不得将铁牢窗门上的根根铁条和枷锁砸个粉碎。是的，再不采取办法，恐怕只能让敌人屠杀了！怎么办？可又能怎么办呢？牢房像一只只铁笼，再勇猛强悍的勇士也只能如困兽一般……

“唉，什么时候天亮呀？天亮了，敌人就不敢胆大妄为地公开屠杀了吧！”有人透过牢房的窗口，向天空看去……可是，天幕黑得根本见不到任何东西。

“真黑暗呵！”有人叹了一声。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就是看得见，

也是不忍见。

道路虽不远，

走要下细点，

有亮照出来，

照给大家看，

纵然狂风暴雨多，

为了发光要大胆！

黑暗中，牢房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这是大家熟悉的、在监狱里有“人民歌手”之称的古承铄在诵诗。他的这首《天还没有亮》早些时候就在狱中被难友们传诵，此刻当他再一次吟诵时，其意显得更加凝重。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

同室的难友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古承铄吟起来。“不许出声！不许——！”特务们出面干涉了，他们用枪托狠狠地敲击着古承铄待的那间牢房的门。

“雷长官，你总算到了！怎么样，马上行动？”这时，李磊见雷天元带着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渣滓洞，顿时来了精神，他问。

“都把人赶到楼下了？”雷天元一边巡视各囚室，一边问李磊。

“对，都在楼下，只要长官一声命令，我们就……”

“雷长官，你的电话。”突然，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过来报告。

雷天元进值班室接电话。“是老杨啊，有什么事？”雷天元一听对方声音是杨元森，听着听着，雷的脸色一下难看了许多。“明白。转告徐处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后马上撤！”雷说完，放下电话。

在这个电话里，雷天元知道了徐远举通过杨元森向他转达的最新情况和新的指令：徐远举从罗广文部情报处处长林茂口中得知，解放军已打到重庆市郊的南泉了。国民党川军司令官罗广文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渣滓洞的警卫部队必须在28日一早就要撤走，处决渣滓洞的“案犯”一事因此要提前到拂晓前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这是徐长官的命令。”

“何铭，你马上给我调4箱子弹来！”雷天元放下电话，就像一条疯狗似的开始上蹿下跳着指挥身边的特务。他让手下准备2000发子弹，就是为了“彻底干掉”关在渣滓洞内的这些“案犯”。

“雷长官，徐处长又给我亲自打了电话，说马上要行动了，否则没有时间了。”李磊这时提着枪也慌忙地跑到雷天元面前。

“牢房门全部关好了？”阴森的灯光下，雷天元的一双眼珠闪着贼光，他问。

“全部锁好了！”李磊答道。

“集合警卫连和交警七中队的全体人员！”雷天元一声吼叫。

“集合——！”敌警卫连的几十号人在三排排长刘建的哨子声中，迅速排成两行，“弟兄们，共党的军队已打到南岸罗家坝了。奉上司命令，今晚我们要把关在这里的共党分子处决完，原准备分批拉出去，现在来不及了，所以我命令你们：每两人守一个监舍门，然后听枪声一起行动，要彻底干净地处决完所有犯人，不得有误！完成后长官有赏！弟兄们，行动吧！”

敌警卫连的士兵立即端着机枪、卡宾枪，快步站到楼下各个牢房的前后门窗口。随即，一把把罪恶的枪对准困在狱中的我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志士们……

“同志们，敌人要大屠杀啦——！”

“冲啊！跟他们拼啦！”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于是，骂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拳打脚踢门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监狱顿时沸腾起来。

“打——”特务徐贵林第一个开枪。紧跟着，敌人的枪从四面八方伸向牢房的门窗口，如雨点般地射进各个牢房，狭窄的牢房内，挤在一起的难友们，个个赤手空拳，根本无力抵抗，当即纷纷倒下。

“狗日的，你们算什么本事！有种把门打开，老子来吃你的子弹！来，往我这儿打——！”共产党员何雪松从血泊中站起来，将身子紧贴在窗口，极力想保护身后的难友。“嗒嗒嗒……”敌人连打三梭子弹，何雪松的双手依然紧紧抓住窗口不松手，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窗口。

“嗒嗒！”

“嗒嗒……”

“嗒嗒嗒……”

这是最为暴力的一幕：刽子手们采用的屠杀手段极端卑鄙无耻，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枪杀方案，将枪架在牢房前后的门窗口，然后对准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进行突然袭击……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内原本关押十多个人，挤得整天鼻子碰鼻子；屠杀前，特务们将牢房合二为一，牢房内更成了煮饺子似的。此刻，当罪恶的子弹从前后窗口射进牢房时，几乎没有人能逃过。有人在第一声枪响时便倒下了，有人的脑袋和身子被子弹打得蜂窝一般，有人在第一轮袭击时倒下后没有断气，刚有一丝抽动，便有更加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血溅满了牢房墙壁，飞扬到房顶后又往下直流，再从牢房的门缝中流淌到院坝内，然后汇成河流一般涌出渣滓洞……

“你们这些畜生！不得好死！”头部已经连中三枪的共产党员陈少白从血泊中站起来的那一刻，像个血人一样。当他无比愤怒地张嘴痛骂刽子手时，“嗒嗒嗒”又一梭子弹将他的一双眼睛打得稀烂，惨不忍睹。

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在战火硝烟中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周后楷躲过刽子手们的第一轮、第二轮子弹的扫射后，他从战友的尸堆里跃起，将一块床板猛地砸向窗口，然后用身子堵住敌人的枪口。“嗒嗒！嗒嗒……”不想，他身后的卡宾枪又响起，周后楷的身子顿时被打得血肉模糊……

“嗒嗒嗒……”

“嗒嗒！嗒嗒嗒……”

一番疯狂的扫射持续了十来分钟后，整个渣滓洞各牢房似乎一下寂静了下来，只有偶尔的痛哼声和低声的哭泣从死人堆里发出……“把牢房门打开，一个个检查！”雷天元和李磊命令道。

于是，提着卡宾枪和手枪的刽子手们又闯进牢房内对那些仍在抽动或者他们认为还可能有气的“犯人”补枪射击。死不瞑目的共产党员屈懋修因为愤怒的双眼还在注视着来犯的敌人，于是又一梭子弹将他的双眼打成两个淌着血水的黑窟窿；牙牙学语的“监狱之花”小卓娅在尸堆里哭喊着妈妈，一梭子罪恶的子弹竟将小娃娃的她打跳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床铺底下，再也没有吱一声；刽子手们补枪时，双脚受伤的陈作仪，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吼道：“不要打脚，现在你们冲着我的头打好了！”当他身中数弹时，仍在高呼着“打倒国民党法西斯”的口号……

渣滓洞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已是28日凌晨3点多钟。

“今晚李所长和兄弟们干得好！”满脸溅着血迹的雷天元拍拍李磊的肩膀，夸奖了几句，随即登上汽车，说，“我要回城向徐处长汇报，你们在这里看好现场。”

雷天元刚走，刽子手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牢房，拼命地争抢着“囚犯们”留下的各种值钱的物品和衣服。

抢劫尚未结束，另一伙带着汽油和酒精的特务们又到达渣滓洞。“别抢了！快把木柴堆到楼下的牢房，然后再倒上酒精和汽油……”李磊觉得自己手下的行为太丢人，便挥着手枪，骂骂咧咧地赶着特务们忙乎最后一桩要办的事——焚烧屠杀现场。

“噗——！”一根火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渣滓洞顿时火光冲天……

“快走吧！共军天亮就要到这儿啦！”

“啊！长官，那我们去哪儿呀？”

火光中，惊慌失措的特务们开始有组织地撤离。

火光中，监狱的铁门断裂了，监狱的墙壁也在倒塌……这时，死人堆里有人在艰难地往外爬……

1个，2个……

5个，10个……共15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他们是：肖中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张泽厚，还有一位叫盛国玉的女同志。

关于大屠杀最后时刻的那一幕，只有这些人是清楚的。下面是几位脱险幸运者的回忆——

刘德彬：“……敌人机枪开始扫射时，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我当时和陈作仪坐在床上，立即倒下。由于门口堵塞的同志较多，自己未中弹，这时扫射的子弹在一、二室打得密些，我们五室打得少些。这时已有个别同志中弹后高呼口号和骂特务的声音，自己当时还是想表现得勇敢，因为想到反正是死定了的，但也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在敌人扫射的间隙，黄绍辉同志拉我一把，我们就从床上卧倒在屋的正中。因为屋的四周都挤满了人，特务的扫射也集中在四角。正在这时，我右臂中弹了。当时鲜血直流，昏迷了过去……接着听到特务把门打开进来补枪，幸未中弹。后来房子着火了，这时我爬了起来，接着另外受伤未死的钟林、杨培基，还有一个贵州人，我们一起冲到门口，但牢门被锁了，冲不出去。这时我发现门的下面有缝隙，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木门扳开了，冲了出去……”

盛国玉：“11月27日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突然听到特务喊：‘起来，起来，马上办移交！’我们不知道是往哪里办什么移交，等穿完衣服走出来，特务就把我押到底楼的第八室。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哨子吹响，听有人喊：‘开枪！’还有一队跑步的声音向我们的牢房跑来。‘嗒嗒嗒……’随即子弹声乱响，我立即趴倒在窗边的床下。一会儿，听见特务开门进来说：‘还有活的没有？’我不敢动，只听到那几个娃儿在哭叫。特务说：‘斩草除根！’枪声立即又打响了，以后再也听不到娃儿的哭声了。其他声音也没有了。特务又到牢房的后面补枪。又听特务在喊：‘有活的没有？要放火烧了！’过了一会儿只感到牢房被烧了起来。我感到腰上有人压着，是个活人，她已经感觉我也活着，便轻声地说着：‘张大，快点起来跑！’我听声音是胡芳玉，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张静芳，因为平时我们叫张静芳是张大，她年岁大些。胡芳玉这时就站起来出去了，可突然又听到两声枪声，胡芳玉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心里十分紧张，不敢动。后来我看到门口起火了，心想：反正都是死了，与其在里头被烧死，还不如出去被一枪打死痛快些！于是就往外爬，爬出火堆时连鞋子都掉了。在地上爬了一阵，我就往厕所方向爬去，我想那里肯定不太容易被人知道。刚进厕所里面，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人了。当时天冷，里面又臭又湿，我卧在里面不敢动了。过了好久，听见有人在说话，是两个女人在说话：‘还有活的没得？打你们的人走了，快点起来跑呀！我们是兵工厂的家属！’我一听原来是来救我们的人，赶忙抬了一下手。她们就过来拉起我，说：‘这个还活着。快抬出去！’后来她们就把我抬到她们家里，我就这样被救了出来。”

刘翰钦：“我在敌人枪杀的时候卧在床上，装死不动，敌人打枪未打到。后来敌人用火烧牢房，把牢房门柱子烧了，我和肖中鼎用床架子把门柱捅断了，出门就跑……我走在后面，听到外面又在打枪，便退回牢房里待了一阵，才想起渣滓洞脚下有个煤洞，可在那里躲藏。因此，我就往打米室跑（即上楼的那个角旁的房子下面是个洞口），跳下洞子里去，见前面有个人往里面跑，我跑近一看才知是傅伯雍，他也是难友。我原先不知他的名字，后谈起了知心话，才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很年轻，是学生出身。11月28日那天中午，一些特务又回到渣滓洞进行搜查，我们发现后，赶紧躲进洞子底的黑暗处，特务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在里面等到第二天的天亮才走……”

28日黎明前的渣滓洞，已如一口化为灰烬的棺材，焚焦的死尸味和酒精味、汽油味混杂在一起，异常难闻。浓浓的烟雾冲天而起，将东方的霞光掩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群乌鸦在那里低声地鸣叫着……

“11·27”夜，仅渣滓洞一处，反动派一下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180人。他们是：

章培毅、汪进仪、古承铄、程仿尧、李泽、易仲康、张现华、刁侠平、胡其恩、黎功顺、陈诗伯、黄位贤、郭俊铎、胡剑峰、胡小咸、王树林、郑继先、廖瑞卿、傅立志、李犹龙、伍时英、邓积玉、蔡梦慰、薛传道、毛锡霖、杨翔、赵家麟、郑寄松、邵文征、史德端、黄宁康、廖模烈、吴正钧、文学海、陈少白、陈邦文、张朗生、陈贻、潘仲宣、唐玉琨、郭重学、苟悦彬、程谦谋、何懋金、高天柱、刘笃君、伍大全、陈尧能、邓诚、唐征久、郝跃青、蒋开萍、李健民、周殖藩、丁鹏武、屈懋修、张学云、刘石朱、何柏梁、艾文宣、粟立森、周后楷、卢秉良、杨子龙、蒋启平、盛腾芳、陈丹墀、冉思源、陈柏林、周显焘、颜昌豪、段定陶、荣世政、廖忠良、白深富、曹文翰、刘祖春、李仲弦、刘振美、沈君实、唐茂传、陈子金、余祖胜、张永昌、刘德惠、张孟晋、涂鑫源、韩秉炀、马正衡、王钧、王屏、张力修、张德明、张鹏程、唐文渊、张守正、何敬平、丰炜光、王锡敏、陈本立、王德伟、蒲小路、向成义、师韵文、张文江、张铭新、刘文蔚、唐建余、张光伟、高精益、李承林、周鸿钧、陈鼎华、李明辉、黄绍辉、荀明善、赖德国、李铭山、夏惠禄、潘鸿志、唐慕陶、胡作霖、陈作仪、沈迪群、韩子重、邵全安、杨华友、杨泉新、席懋昭、吕英、周致钦、陈用舒、黄铁材、杨积超、陈俊卿、李怀普、李仲炳、李维邦、傅绍裔、周尚文、李维田、何雪松、李子伯、张兆琦、陈仲书、许盛清、赵时衡、张国雄、朱镜、杨光沛、袁德朗、聂滨、叶正邦、李惠明（女）、黄玉清（女）、马秀英（女）、彭灿碧（女）、荣增明（女）、左绍英（女）、胡其芬（女）、张静芳（女）、陈继贤（女）、朱世君（女）、罗娟华（女）、邓惠中（女）、胡芳玉（女）、卓娅（幼女）、苏菲娅（幼女）……

未定性人员张泽安、陈世林、邓华朗、张健、李君、赵金声、杨绪藩、胡子韩、周柏芝、刘干，及叛徒陈永福、任达哉。

28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并说：“尸体要处理好，不让共党拍照宣传。”在旁的雷天元递上卷宗，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一旁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人执行。肖光炯等打开后门，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远的一个防空洞内。关在同一牢房的董务民、陶宜昌、杨亮西、贾子谦、雍国都等10人，乘机破窗脱险。

同是28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接到上司杨森对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政治犯”的杀人签批后，命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组长廖雄执行。廖雄原是交警一旅五中队队长，11月份才到保防处当行动组组长，他刚到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政府人员都纷纷逃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请求抗战时的特务团老手、原警察局刑警二股股长邓培新协助。邓是上午刚上任的保防处专员。

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饶振邦、稽查员麦育平和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纭，有的提议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队长陈国清、副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饭店。廖雄派王跃彩和杨进兴、李家骅、马相时、黄光书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和看守所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特务将32名“政治犯”一一上绑，并押上一辆从街口临时抢来的大客车。

“你们想干什么？”这时，“政治犯”们一边上车，一边疑惑地责问特务。

“送你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特务只好扯谎。“走走！快出发！”廖雄紧张地命令车子马上开向刑场。随后，大客车在饶振邦、麦育平等的押解下离开新世界饭店。

车子进入大营门，经过白公馆，直奔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

“下车！快下车！”屠杀开始，第一批四人，第二批十几人，他们刚被押到敌人事先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还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从不同方向扫射而来……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到枪声，见难友们纷纷倒下，知道敌人下毒手了，立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面向敌人，愤怒地向前冲，却被敌人无情的子弹猛烈地扫射着……

“狗日的，你们的死期不远了！”

“反动派不得好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悲愤的怒吼伴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的一双双握枪的手不住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部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于11日晚不幸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饭店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

新世界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来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嗒嗒、嗒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

“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

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二人所乘汽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躺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11月30日。

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飞离重庆，前往成都。蒋介石从飞机上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

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新华社北京1日电］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

至此，关于重庆“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从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85人，加上5人是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另有未定性者（含叛徒）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黑色而悲壮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和牺牲，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的沉痛教训。

这也是笔者为什么选择了“忠诚与背叛”这个书名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