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
《中华读书报》记者张洁宇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这次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比较文学所做系列讲演，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普世主义及其不满”。看来，您非常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的问题。能否请您简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张旭东（以下简称张）：“全球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到世界在缩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如果简单地把“全球化”就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被动者角度，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一种新的国际性文化；但从主动者的角度看，它却总是服从于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总带有现实的、具体的、政治性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进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引起区域性差异和发展不均衡性等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这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越过经济和技术层面，我们会看到“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特殊的价值论述。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过程，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连续性的问题，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达形式。我觉得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至于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世界如何定位，这是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大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打通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目前在一些人眼里，文化是“为艺术而艺术”或专业学院分工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要免谈政治，似乎谈政治就是对知识界自主性的削弱。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文化如果不能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根本的价值取向相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离开“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离开“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作辩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的问题，文化就会要么沦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要么蜕变为一种唯名论的虚无。我们能感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但往往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充满断裂、紧张、冲突和危机的构造。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一历史和价值的连续体建立在文化与政治的总体性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是一个民族、一个生活世界的最根本的自我意识。
因此我认为，“全球化”问题可能为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扭转以往那种单纯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有人也许会说，没有这种抱负中国人同样可以过上好日子，甚至过得更好，但这绝不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的题中之意。
记：您曾经说过，您认为较为理想的比较文化研究路径是“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文化）传统”，这显然是您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和感受。
张：我们谈“回到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作一个“传统式”的人，比如用红木家具不用西式家具、只穿旗袍不穿西装等等，我们是要去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做中国人”找到理论上的和哲学上的意义。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人怎样回到传统，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现在和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对“现在”和“未来”的界定其实就决定着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界定，对什么是西方文明的讨论，完全取决于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和下一步准备怎样做。对于他们来说，回到传统并不等于死抱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当代解释，而这种解释和启示，也就取决于他们今天如何应对和处理当前的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问题。
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不断地把“他者”包容进来，不断地让“他者”来挑战自己，从而在同“异”和“变”的缠斗中不断地把“同”和“不变”阐释或生产出来。中国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以前通过读经释经来解释传统，那么现在能否通过对西学的讨论来解释传统？以前只有读古书是界定中国传统，那么现在分析当代现象是否同样是界定中国传统？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谈“穿越西方，回到中国”的。我认为，参与到西方文化讨论当中去，实际上是要参与到当代重大现象的分析中去，而这些当代现象和事件是我们自己的当代史和现代性经验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史。不这样，我们对传统的讨论可能就碰不到真正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绕过当代、躲过现代西方学术去谈论和接续传统。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的碰撞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80年代“文化热”期间，研究西学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核心部分，事实上已经突破了西学与国学间的界限。当时的中国学者讨论海德格尔、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其实也就是对当代性问题的介入。
举一个具体例子。讨论“后现代主义”，有的学者对此很反感，认为中国连现代化都没有完成，谈论“后现代”就是忽略了当务之急。另外一种思路则相反，他们简单地寻找一种对应关系，说西方是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我们中国也能找到类似特征，这说明我们不过比你们差多少，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有“后现代”。这两种思路都过于简单化了。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和历史概念，它的核心在于质疑“现代”和“前现代”这个二元对立。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精英推动的现代化革命等等，其前提都是建立在“前现代”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这至今仍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框架。而“后现代”概念的提出，就是尝试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实践的最主要的规范。这是很有意义的。在那样的框架中，“传统”的题永远提不出来，因为“传统”就是“前现代”，我们现在是要克服“前现代”进入“现代”。同时，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也永远提不出来，因为西方就代表“现代”，非西方就是“前现代”，西方与非西方成为一个古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外的问题了。既然这一系列概念的束缚阻碍了很多问题的提出，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概念在理论上为肯定当代中国日常生活领域的内在活力和可能性提供了可能。当然它并不是惟一的可能。一旦这个理论上的空间被打开，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包括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集体经验，就成为界定“中国后现代主义”话语自身的历史内容的活跃因素。而只有这样，“中国后现代主义”这样的话题才有意义。
通过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复杂化，通过总结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的内部历史经验来反诸自身，回顾中国过去这一二百年所走过的路程，我想这是我们接续传统的路径。所谓回到传统，不是回到那个文本，那个规范，而是重建自身历史的连续性，同时重建讨论自身历史的知识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回到传统不是往后走，而是往前走，是确立本民族的当代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努力。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价值才可能被我们当代人发挥出来。
再举个例子，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核心矛盾之一是平等、公正、民主等大众革命的意识形态与自由、富裕等发展经济的“理性化选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经验看，这两者未必是矛盾的；或者说，这种矛盾未必是不可调和的；甚至可以说，大众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在价值论上是一种有关人类幸福的论述。相反，排斥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观点，在价值论上却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能在较低级的层面上，比如经济理性等层面上描述人类幸福。认为两者不可调和的看法，其实是来源于外在于这一矛盾本身的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是说，在别人的框架里，你无法解释自身的矛盾。但除了对这个既成框架的批判反思，我们并没有独立的思维框架。我们不可能脱离现代西方的种种学术和理论框架去思考中国问题。这是我所谓的“穿越西方”的又一层含义。
记：说到“现代性”问题，我注意到您在很多文章中都谈到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与反思。这其实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关心和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