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西文文献还是俄文文献中，关于洛特曼和巴赫金的捆绑研究屡见不鲜，当代俄罗斯著名洛特曼研究专家鲍·费·叶戈罗夫在1999年出版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专门就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关系特辟一章，可见二者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在中国，学者们也发现了二者之间在思想上的共享性。张杰的《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一文认为，两者都是在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符号研究体系的，只不过两者所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从语言学，一个是从超语言学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因此，作为苏联著名的两大符号学家的理论支柱交汇在一起。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苏联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对语言的研究是将语言与结构联系起来，反对任何将内容和形式对立起来的做法。张杰指出，在国内，巴赫金的研究热度和研究文章数量远远超过了洛特曼，然而，在俄罗斯，洛特曼却是与巴赫金并驾齐驱的两位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正是在研究二者的基础上创立了互文性理论，在互文性理论中凸现的是前一文本与后一文本的多种关系，这种对关系的倚重在巴赫金与洛特曼这里同样十分明显。国内学者张杰指出：“巴赫金与洛特曼都十分注重‘关系’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只不过洛特曼注重的是艺术符号体系(语言)内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巴赫金重视的则是体系之外的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艺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曾说：“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把世界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思考，探索出它们在某一时刻的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这种共时性研究的眼光正是互文性的精髓之一。
从实证方面来看，洛特曼的挚友叶高罗夫曾写过《巴赫金——对他的继承以及符号学的现实问题》一文，说明两人之间的交往及各自的对话理论、世界观的异同。对话性是巴赫金诗学的重中之重，他甚至消弭了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关系，将独白纳入对话的范围之内，认为独白乃是一定程度上的对话。巴赫金说：“独白与对话的区别是相对的。每个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白性(因为是一个主体的表述)，而每个独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对话，因为它处于讨论或者问题的语境中。”对话关系充斥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普遍意义的东西。他说：“在一切中听到各种声音和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他用一种对话的眼光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归纳为对话性的复调小说。洛特曼在研究中常常谈到对话性，他在《在思维世界里》辟专章讨论“对话的机制”。他认为“作为一种符号的替代形式，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还有其他联系形式。而且在各个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单位之间对话也是不可能的”。据国内学者赵晓彬考察，洛特曼在自己的研究中，的确用过巴赫金的某些思想，并将之有效拓展。洛特曼写道：“M·M·巴赫金对时空体概念的引用实质性地推动了长篇小说体裁类型的研究……如果我们补充上由M·M·巴赫金深刻分析出来的长篇小说的话语特性和涵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那么小说读者和研究者对情节的无限性的感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B·C·赫鲁舍夫在评论洛特曼的《在思维世界里》的书评中说：“当洛特曼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的多相语言的复杂多声的特点、各个对话系统的离散性等问题时，作者常常跑到巴赫金的领域上来。”。洛特曼自己也指出：“一种文化必然具有两种以上的语言符号这个思想，就直接来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样，巴赫金、洛特曼、克里斯蒂娃之间的思想就有了交汇之处。克里斯蒂娃曾详细地研究并统计过洛特曼的著述，他的文章与著作的总数超过了550种，其中译成英文的11种，论文50篇，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洛特曼的作品总数不止这些，而应该在800多部左右。这些情况在克里斯蒂娃1994年发表于《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的《洛特曼记事》中可以找到佐证。
洛特曼说：“那些凭借由自己主观选择的代码去译解作品的读者，无疑会极大地歪曲作品的原意；但如果完全脱离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去译解作品，那作品则不会有任何意义。”可以看出，洛特曼将文本与文本联系起来是从解读层面而言的。洛特曼诗学研究的贡献正如国内学者王坤所言：“洛特曼运用‘文本与外文本’、‘系统与外系统’等范畴，以文本为中心来看待社会历史，这一转换，既跳出了内部研究的窠臼，又避免了外部研究的缺憾，成功地将艺术文本的内部机制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为填平关于文艺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鸿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学界已经有论文指出洛特曼与巴赫金的承继关系，国内学者赵彬的《洛特曼与巴赫金》、张杰《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与黄玫《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观》是目前洛特曼研究中的重要文章。而关于克里斯蒂娃对洛特曼的研究及其对洛特曼思想的吸纳研究尚属空白，今后的研究可沿着这一领域进行。
作为巴赫金后辈的洛特曼曾有过被巴赫金轻视的经历，那是因为巴赫金将他归入俄国形式主义阵营内。对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是持明确反对意见的。这种轻视缘于巴赫金只看到了洛特曼早期的文艺符号学思想，对于后期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巴赫金没有机会也无从了解。实际上，洛特曼后期的符号学思想已经带有解构主义味道，与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已经十分靠近了。这表现在他的核心概念，符号域的提出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广义的文本观。
1984年，洛特曼在《符号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符号域”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苏联生物学家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域”。维尔纳茨基认为，生物域是先于单个生命体而存在的，它并不是单个生命体的简单相加，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生物域内生命个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洛特曼由此提出了符号域的概念：“这样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在现实的运作中，清晰的功能单一的系统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只有进入某种符号连续体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个符号的连续体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处于不同结构层次上的符号构成物，我们按照类似于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域的概念把这种连续统一体称为符号域。”由此而来，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就必然处于这种文本链之中，符号域由此可以推展为文本域，作为符号组成的文本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处于与其他文本的参照之中，通过其他文本来确立自身的意义。整个文本构成了一个广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文本与文本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与互文性思想自然联系了起来。
洛特曼认为文化文本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它的未完成性，未完成性不是文化的缺陷，而是文化符号运作的基本条件之一，文化认知世界的功能就意味着赋予世界以系统性。符号、文本、文化不能孤立存在，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和其他符号、文本、文化的相互关系之中，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符号域、文本域、文化域。符号域是文本生成的空间，“文本的生成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封闭、单一静止的结构中实现，文本意义的生成需要一个动态的交际环境和空间，而符号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这一点”。洛特曼指出：“符号域的边界是符号高度活跃的地带，其中运转着多种在文本转换的两个方向来回摇摆的隐喻性的翻译机制，这里大量生产着新的文本。”符号形成文本，文本构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圈，符号圈生成新的文本。洛特曼强调符号、文本、文化之间的联系性，这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的生产性观点非常相似。
张海燕通过对洛特曼的符号域的研究，说明了符号域——文化——文本——符号这一独特的洛特曼逻辑，接着为我们指出了洛特曼的互文性思想。她说：“按照洛特曼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孤立的文本都不能实现其文化功能，只有处于与另一文本的相互联系中，亦即处于整体的符号空间中，某一单独的文本才能发挥其作用。文化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它是由众多的文本构成的文本集合。同时，不同的文本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发生碰撞和对话，从而又生成了新的文本，新的文化也随之出现。”我们可以看到，洛特曼的文本思想始终与他的文化符号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符号、文本、文化只是一个递增的符号圈，作为符号聚集物的文本和作为文本总和的文化始终脱离不了符号的动态性、生成性和联系性。因而，互文性对他的全部理论来说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只是在阐明他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时才不得不涉及这一问题，文化符号学的思想仍然是他后期的主要思想。
文本是一个贯穿着洛特曼后期文化符号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恰如洛特曼之子、同为著名文化符号学家的米哈伊尔·洛特曼回忆的那样：“洛特曼喜欢的一句圣经格言是‘被建筑者所抛弃的那块石头最重要’。文本是被结构主义所‘抛弃的石头’，洛特曼使它成为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奠基石。”
洛特曼将文本分为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这种二分法让人回想起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的区分，同样将文本分为两极——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洛特曼认为文本的新的意义就产生于这两极之中，文化意义的机制就在于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翻译，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由于模仿世界的方法及运用的代码不同，因而他们之间具有不匀质性、不平衡性，因而不可能形成完全对等的翻译，翻译就意味着信息的丢失、意义的变形与异质性的不断克服，新的符号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迸发。“两极结构是所有系统的不变式，在一极上是连续性文本，而在另一极上则是离散性文本，在系统的出口是这些文本的混合，这些文本内部交织着相互不可翻译的、多种多样的代码。从这个系统产生的任何文本都因此具有雪崩似的自我意义生产能力。”因而，文本就变为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生成文本了，文本因而变为生成性的了。
洛特曼指出的两种文本类型之间的张力说与现在的图文互文说非常相似，对于文化文本的理解或许要借鉴中国古代的做法“左图右史”。洛特曼指出：“离散性或是连续性文本的主导地位与文化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这两种文本同步存在，它们之间的张力(比如说，词语和图画的冲突)构成整个文化最为永久的机制之一。”实际上，这种异质文本间的张力并非只有洛特曼指出的意味着不合的冲突，还存在二者契合的同质，这样文本与文本之间就形成了对话、交流与互补。
洛特曼指出文本有三个功能，即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信息生成功能、信息记忆功能。在这三个功能中，第二个功能即信息生成功能，就是解构主义文本观。在洛特曼看来，文本于是不再被看作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静止的客体，而是被作为一种由多语性构成的信息空间，在文本内部存在着信息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游戏，它们之间的这种机制构成了意义的不断生成，也造成了文本没有终极意义，意义总处于漂浮和滑落之中。文本的意义在对话与交流中不断地删减、增加、变形、改写自身，从而生成新的意义、新的文本。洛特曼在完全脱离文本去理解作品和将文本看成孤立的存在去译解作品之间表现出一种中立，他既不同意前者脱离文本之根的天马行空式阐释，也不同意后者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式的狭隘解读。他说：“那些凭借自己主观选择的代码去译解作品的读者，无疑会极大地歪曲作品的原意；但如果完全脱离文本与其外文本的意义去译解作品，那作品则不会有任何意义。”这与主张文本意义的无中心、非确定性、未完成性的互文性思想是相通的。但与克里斯蒂娃等人不同的是，洛特曼始终相信文本有内部结构，他的文本观始终立足于文本去寻找意义的无限性，这与解构文本观彻底颠覆文本，强调误读，强调可写性文本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一名写出了《结构主义诗学讲义》的重要学者，生活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大潮中，洛特曼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构主义的同时，表现出了对结构的热情与回望，这与他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我们不妨说他的“互文性”思想仍然带有浓重的结构主义成分。在论及引语这一重要的互文手法时，他武断地说，文本思想不会包含在引语里，哪怕是精心选择的引语也对思想的表达无益，思想只可能包含在结构里。他说：“不理解这一点并且在孤立的引语中搜寻思想的学者，极像这么一种人：他见到一幢按照设计图纸修建起来的房子，就开始动手拆墙，想找到埋藏设计图纸的地方。其实，这设计图纸并没有砌进砖墙里去，而是实现在建筑物的各部分之中。那设计图纸就是建筑师的思想，房子的结构便是其思想的实现。”对引语的思想涵义的菲薄，对结构的过分偏爱都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