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意的是，每一种“活着的”文化都是一个自足体，都有内部自平衡力量和调节机制。但这个文化群体中的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或者遭遇“闯入者”时，可能就暂时地只剩一副面孔了。
文化作为一个自足体或自洽的系统，作为一种不断演化却又长期稳定的“准生命”，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了自身的活力、稳定性和延续性，每个文化体系内部会允许甚至鼓励存在“鱼龙混杂”的局面，不同的亚文化之间会存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如果缺乏人的主体反思和探测、有意识警惕和监督，文化自身的存活机制就是自以为是、“稳定压倒一切”。
文化是人造的、人发明的。它可以为人，也可以化人。它可以是帮助人的好工具，也可以让人成为好工具。它可以让人感到温暖如春，也可以让人感觉压抑和窒息。人是自然创造物中唯一有能力反过来观照自然的物种，也是唯一有能力反过来毁坏自然的物种。
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要用“诗意的栖居”，对抗非诗的栖居。
正因为这样，著名翻译家、诗评家飞白教授提醒我们说：大学越来越成为培养机器人的基地，语言也越来越成为工具。语言专业的人也日益成为特殊工具。找到工作已不易，做创造性工作更是难有天地。……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论文中，哪怕写出了仅占5％的自己的思和自己的言，也会不至于度过自己完全物化的一生。（飞白，2011：61）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明是要不要穿鞋子，文化是穿不同的鞋子
如何区别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与关系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文明是一个与文化概念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一些场合经常与文化混用。著名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用比喻的方式说：“文明是要不要穿鞋子，文化是穿不同的鞋子。”也就是说：文明是共享的，文化是共享的不同形式。
各国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世界文化与各国文化是一种常见的文化区别。我们可以统称仍在不断建设中的全球共享文化是“现代文明”，并强调在这种现代文明样式中，存在着不同的多样的亚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等，都是现代文明世界中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分支。
亚文化还有一种变种：“反文化”（anti-culture）。反文化指那些不与主流文化和平共处、坚决反对主导文化的文化群体。
例：《阿甘正传》与反文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表现为否定一切纪律和秩序，崇拜主观自发、任意发挥的东西；轻视宗教和社会科层制、崇拜自然和肉体自然，所以在两性关系理解和交往行为上放荡不羁。例：《阿甘正传》中的珍妮，就曾经参加过此类反文化活动——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活动。她不仅在阿甘不知情的情况下私生了一个孩子，还在自己积极参加的反文化活动中不幸染上了艾滋病，年纪轻轻就离世了。应该注意的是，作为青少年的“反文化”现象是很普遍的，作为个体我们称之为“叛逆期”，作为社会运动我们称之为激进派运动，因为其中可能同时包含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推力和一些盲目冲动的言行。
例：肆意袭击平民的当代恐怖主义是一种“反文明”行为！
必须做出科学辨析的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组织、原教旨主义组织策划的自杀性袭击不是反文化，而是一种“反文明”（anti-civilization）、一种反人类文明的活动；“反文化”与“反文明”的“非文化”有根本区别，区别在于反文化群体仍具有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们遵守“文明的底线”，或者说他们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残”但不危及他人生命（虽然极可能不顾和伤害亲人好友的关心和情感），这样的价值选择或取向还不至于破坏人类生命的基本伦理准则，仍属于文明范畴。
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处于现代文明建设的某个阶段，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和机遇，虽然有的国家、团体和个人反对“全球化”，但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团体和个人反对“文明”，反对那些以正面价值为主的“现代文明”成就，或以任何名义去破坏已有的真正文明的成果，包括珍惜生命、重视人权、敬畏自然等。
调查和讨论：你如何看待互联网上对中国网民的民调中，会出现的一些对“基地组织”、“自杀式袭击者”和“本·拉丹”的赞赏、崇拜和同情言行？
没有哪一种文化缺少善与恶、真与假的概念
以赛亚·伯林说：“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过分夸大了。没有哪一种文化缺少善与恶、真与假的概念。因此，一般性的价值观是有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是一种莱布尼兹所说的事实的真理而不是原理性真理。”中华文明因为什么而伟大？
林语堂说：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维特根斯坦：怀疑的基础是有东西不怀疑
我们需要多元的“亚文化”，必须尽可能容忍各种形式的“反文化”，但不能姑息“反文明”、“反人类”，因为那样就威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码生存安全。例如：任何一种健康的文化与亚文化，都不可能容忍“反人类”或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行为。这就像当代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怀疑的基础是有东西不怀疑。
我们效忠的对象必须超越各种界限
如果要使地球获得和平，我们效忠的对象必须超越种族、部落、阶级和国家；这表示我们必须发展出世界观点。
——马丁·路德金1967年12月24日亚特兰大讲话
文化关系与国家关系
文化不能国有化
虽然长期以来政治（军事）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最具有决定性，但到了21世纪，其程度和方式已经出现明显变化。从反思的角度看，政治影响国家关系太大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文化被“国有化”了。我们在讨论国家文化时仿佛超国家和次国家的文化都不如国家文化重要，杰出的名人是国家的“门面”和“形象”代言人，普通的公民个体就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文化不能国有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被国境线和领海权“框”住的。
文化是人为的、为人的。通过文化，我们要保护和维护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健康生存、文化权利和全面发展，而不是脱离了具体人的抽象文化和抽象国家。当然也不能抽象地讨论人与人权，应该尽可能地在讨论必要的抽象理论之后，继续讨论具体问题。比如：2011年2月，3万多名中国外派工作人员在利比亚局势动荡不安时被国家派专人专机及时接回国，作为中国公民，我们都会为自己的负责任大国公民地位感到自豪；但同时，当我们在国内或在国外发现自己的一些基本人权和文化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时，也不会因为国家已有的“撤侨”壮举而默认个体或团体的丧失权益。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明显加强，而且会越来越强。所以，不要再重复一个老调：所谓“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方面国家的利益也不是永远的，另一方面，在个人和国家利益（包括核心利益和一般利益）之上，必须有共享的人类基本利益，包括人类文化中各国人民共享共建的核心价值观、世界各国共享共建的法律与制度和借助信息科技而分享共有的网络化交流平台。
国际社会的肌体上无法容忍“癌症”
有评论说，“巴以冲突”是国际社会的肌体上的“癌症”，治不好的！
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母亲，一个国家也无法选择它的邻居。
由于古老的人类动物基因，我们每个人都难免有地盘和领地意识，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对他人的国度本能地感到陌生和不安。但另一方面，世界已经联成一体，大家的命运也彼此相关，如果类似“巴以”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它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无法抹掉的创痛。最终它会扩散到我们每个人的国家和居住区。
2010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发表了讲话，他敦促联合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奥巴马在讲话中承认，截至目前“巴以”关系更多的是处于“低谷而不是高峰”，他警告说，如果不能达成和平协议一定会有更多流血事件发生，而圣地耶路撒冷不但不会成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处，反而会成为人类无法调停分歧的最大象征。
例：一个人也可以“破坏”国家文化形象？
2010年9月，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迎来9周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型（50人）极端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特里·琼斯说，他决心要在9月11日焚烧200部《可兰经》，以纪念事件中丧生的近3000人。他认为“需要给全球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发出明确的信号”。对此，联合国和美国各方都做了应急公关工作，巴基斯坦、印度、法国、英国、黎巴嫩、印度尼西亚等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对此表示谴责，并要求有关方面予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