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花旗银行买办）、胡寄梅（华比银行买办）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各行号认捐助饷，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
“宁波帮”中一些商人如李云书、谢蘅窗、任炳荣等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向社会募捐。
另据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上周晋镳所作的报告称，沪军积欠上海商家之借款实数共有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向各业筹集的。
为稳定上海市面，军政府对上海商务总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上海光复后的当天，沪军都督府就给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照会：“军兴以来，东南各省以及鲁、晋、陕、汴次第响应，痛饮黄龙，指日可待。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要使申外侨民，安如磐石……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遍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上海商务总会没有辜负军政府所望，毅然担负起安定上海市面的责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宁波帮”始终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条约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13年，刚刚当选参议院副议长的国民党党员王正廷获悉袁世凯图谋后，即刻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与议长张继去见袁世凯，准备面陈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不得见而留书。王正廷还去各国银行交涉，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
善后借款成立后，王正廷与议长张继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斥责该项借款是“丧失主权”。
并在4月28日参议院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
“二次革命”爆发后，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以地方免于糜烂为理由，致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放弃制造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四明公所又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革命军退出吴淞，从而保护了革命军的力量。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商务总会首先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随即，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
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中，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5000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得到全国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
1916年，袁世凯经与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于5月12日发布了停兑命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兑现。
这使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
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坚决抵制，于5月13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并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剜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去不复，沪上中下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支持。勒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此文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
以“宁波帮”为主要领袖的上海总商会，也于1916年5月17日向北京政府及各部发出通电，一再催促交通部归还拖欠交通银行的巨款，认为发行纸币是北洋政府命令，此次又要停止兑现，“试问商办股份公司有此条例否？今大部仅以股东之一欲卸责任，决非商民所敢承认。若就公司股东而言，即无向公司拖欠巨款之理。以股东之一而欠上海分行一部分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试问此项欠款是否尚在法律之中？”北洋政府在上海总商会一再函电催促之下，被迫于1917年4月30日宣告开兑。
通过停兑事件，袁世凯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1916年5月21日，上海总商会给北洋政府的一些国务要员和驻节南京的冯国璋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报，要他们敦促袁世凯退位，“从速解决，以定国事”。电文指出：
“天祸中国，降此鞠凶，滇黔事起，兵连祸结，盗贼盈野，民不聊生，万商失业，奄奄待毙；又令中、交银行纸币横不兑现，全国金融信用陡失，立国以信，古有明训，以此示民，何以善后？人民苦虐政久矣。”反映了“宁波帮”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立场。
（三）“宁波帮”与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1.“宁波帮”——控制江浙财团的核心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舞台，扮演起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角色。
近代中国财团主要有三个：一是北方财团（亦称华北财团）；二是广东财团（亦称南方财团或华南财团）；三是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以上海为地盘，以金融业为中心产业，控制着当时的我国民族工商业。当时上海各业江浙财团所占的情况为：金融业主要的银行和钱庄有35家，江浙财团占21家；纺织业主要厂店有118家，江浙财团占103家；航运业主要有11家，江浙财团占9家；钢铁业与铜锡业主要有22家，清一色属江浙财团；制粉工场主要有6家，江浙财团占半壁江山。在江浙财团中，浙江系的资本家占了优势。1925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记载有会员505名，浙江籍会员占264名；会长、会董42名，浙江籍占30名。据1933年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都经过上海；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上海银行公会的26家银行掌握着所有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
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中写道：“这一集团起源于‘宁波帮’——一个上海商人（他们是浙江宁波周围七县人氏）的联盟。‘宁波帮’的势力最初在钱业和商业中，但是1875年以后，它扩展到买办活动和工业之中，后来扩展到近代银行业。”“‘宁波帮’的领导能力如此强盛，以至于它终于控制了上海商界，并在上海形成了更大的浙江系的核心。浙江系的成员控制了大多数上海钱庄、绝大多数上海纱厂、海关经纪人、主要的船舶公司和大多数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这个集团控制着前面谈到的许多企业家组织，如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庄会。”（转引自《蒋介石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就是说，所谓“江浙财团”就是盘踞在当年“金融中心”上海的江浙两省籍的金融业者、实业家，以及财界、政界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商贾群体，其代表人物除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外，几乎清一色是“宁波帮”如虞洽卿、陈其采及叶揆初、蒋抑厄（浙江兴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宋汉章（中国银行）等人。资料表明，江浙财团在上海控制着近代中国经济成分的所有领域，包括商业、工业和金融业。
2.蒋介石与“宁波帮”
蒋介石（宁波奉化人），作为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发迹”史是与以“宁波帮”为核心力量的江浙财团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
杨树标、杨菁在《蒋介石传》中考证，认为下述这些说法均同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远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前，在1918年春就南下广州了”（下述资料均从《蒋介石传》中摘录）。
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中国的全貌》一书写道：“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到上海时，他通过同乡老前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没有虞、黄二人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
《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是民国十年与国民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即指蒋介石）之培植。虞氏出资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祖，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某巨公为经纪人助理。后来证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结果投机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账本为经纪人所欠，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账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
美国人在《出卖的上海滩》中，认为是张静江资助并鼓励蒋介石赴粤投机革命，说蒋介石在交易所发财之后“继续投机，尽失所有，还负了三万多元的债。年老的张静江给他三万元还债，还给了他一封致孙逸仙博士的信，并且对他说，他在战场上会比在市场上更为满意”。
我们以为，从《蒋介石传》提供的这些资料看，至少可以得出这些史实：
第一，蒋介石在“发迹”前，曾混迹于上海滩，并与张静江、虞洽卿有来往且得到他们的帮助，从事证券投机活动；第二，蒋介石投机证券失败负债累累后，张、虞仍予资助赴粤投奔孙中山。
不过，在蒋介石上台执政问题上，《蒋介石传》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研究者是一致的：蒋介石首次赴粤，是在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曾两度辞职，1920年10月6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年4月23日又辞职离粤赴沪。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
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中国的全貌》一书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一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
以后，张静江甘心为蒋所用，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留守广州，并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
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晓籁等启程赴粤。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晓籁等到广州后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蒋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