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的概念或者说“和平发展”被正式运用到两岸关系中，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而作为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则是2005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5月以后，“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中与两岸关系研究学界最热门的词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研究也成为急迫的课题。
第一节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
两岸关系中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自国共内战、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到台湾，两岸关系经历了军事冲突与对峙、“政治冷战”及和平交流等发展阶段，和平发展的思想才应运而生。
一、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
1949年以来迄今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几经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两岸军事冲突与对峙时期（1949-1979）
1949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战在大陆的基本结束，国共内战的基本战场移到台湾海峡两岸。在福建与台湾沿海地区，两岸军事上的对立与冲突此起彼伏。这一情势一直延续到1979年。
（二）两岸“政治冷战”时期（1979-1987）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主张，自此始，台湾海峡两岸紧张情势趋于缓和，由原先的军事对峙、高度隔绝转向有限度的松动与开放。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史称“叶九条”。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史称“邓六条”。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演变是有关联的：
其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岸关系“解冻”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大陆自1979年后工作重心由原先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为主”，为了使“改革开放”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国际与两岸关系环境，依此政策，大陆方面宣布停止对台湾及有关岛屿的炮击，台海两岸由此开始了至今一直和平稳定的时期。
其二：中美建交的国际大背景。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或者是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都离不开深层次的因素——中美关系的改善这一大的国际背景。正是由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撤军”与“废约”，才使中共的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言：“中美结束三十年敌对状态”，“中美建交解决了台湾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靠我们自己”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当然，两岸政治上对峙、不相往来的局面直到1987年后才真正有所改观，上世纪90年代后两岸互动真正开始，步入和平交流与发展时期。
其三：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与对大陆政策的演变。国民党对大陆的政策也从“反攻复国”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再到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尽管大陆方面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就提出两岸开展三通四流等主张，但由于台湾当时的主政者蒋经国坚持“三不”政策，两岸关系处于“政治冷战”阶段。
（三）两岸“和平交流”时期（1987-1999年）
1987年蒋经国在去世前毅然决定开放大陆籍老兵可以经第三地回乡探亲，由此开启了两岸交流交往的新阶段，伴随着滚滚返乡探亲人潮的是“钱潮”、“经商潮”、“投资潮”与“文化交流潮”。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包括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两岸交流交往潮流中出现了代表性的“上海热”。
两岸半官方接触也开始起步。90年代初，台湾当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并先后设立“大陆委员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大陆也随之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作为彼此的“白手套”进行由官方授权的接触与商谈。最具指标意义的便是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并签订四项协议，标志着两岸海峡关系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史称“江八点”。李登辉则在同年的4月8日，为了回应“江八点”提出了六点意见，称之为“李六条”。
两岸关系总体形势不错。1995年5月，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台北举行了第二次汪辜会谈第一次预备性磋商，确定第二次汪辜会谈于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但李登辉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同时，积极谋求台湾的“国际空间”活动。这样就破坏了两岸关系的交流交往局面。6月7日，由于李登辉的“访问”美国，台海两岸再度出现危机，大陆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经过努力，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提出“三不”政策（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认为台湾有必要加入需要由主权国家才能够加入的国际组织），这让台湾当局感受到巨大的压力。1998年10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领代表团访问上海与北京，两岸举行汪辜会晤，并达成四点共识，江泽民在北京也接见了辜振甫。两岸甚至商定汪道涵会长在适当的时机访问台湾。
（四）两岸“紧张僵持”时期（1999-2008年）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汪道涵访台被无限期推迟，汪辜会谈成为绝响，两岸关系也再度跌入低谷。
2000年3月18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获胜，5月20日陈水扁上台及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尤其使两岸政治关系出现僵局，政治对话无法恢复。
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实质上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的演变。台湾内部的这一政治社会情势的演变几乎是与两岸关系的缓和相同步进行的，从而使两岸关系表现为：一方面两岸在经济、文化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在趋向深化，但另一方面，两岸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交集点越来越少。两岸关系中出现这种“政经分离化”现象的原因不在于这现象的本身，不在于两岸关系的交往如何，而在于台湾政治社会情势的演变远远超过两岸社会整合的速度与力量。台湾政治社会的演变表现为“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携手并进，“本土意识”迅猛发展，再加上某些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台湾成为要求改变两岸现状的主要力量，表现在两岸关系上是两种力量的并存与相互对立：由两岸交流而产生的整合的力量希望两岸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促进两岸“和”的力量与“合”的力量；而台湾内部政治情势演变中的主张分离的力量不希望两岸走向整合，是主张两岸“分”的力量。
到了第二任期，陈水扁推行极端“台独”路线，从“废统”、“终统”到“宪政改造”、“入联公投”等一系列“法理台独”政治活动，把两岸政治关系推向紧张与僵持的阶段。
该阶段两岸关系最大的特征是“政治冷经济热”、“官方冷民间热”，所幸的是，两岸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一体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并成为使两岸紧张趋向缓和的最主要因素。从新功能主义角度来审视，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对两岸政治关系产生作用是必然的。当时，台商投资大陆累计7万家，协议台资金额超过700亿美元，实际到位500亿美元，台湾方面的估计超过一千亿美元，台商在大陆人数近百万人，经济交流的异常活跃成为两岸关系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两岸文化交流深入发展，集中在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杂技、民俗、影视、教育、体育等，尽管台湾对大陆学历还不曾开放采认，但是，台湾学生来大陆求学热潮不断，两岸民众在文化上的认知差异在减小。两岸民间交流广泛，人员往来频繁。自1987年11月以来，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经商、旅游、就学与交流等的人数，由最初的每年1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450万人次，大陆赴台交流数万人。从1987年到2004年6月底，台胞来大陆累计3189.7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累计96.7万人次。
两岸民间交流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党交流有了加强。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纷纷以政党的名义组团来北京、上海等地参访。二是城市交流开始启动。尽管高雄市长谢长廷的“厦门之行”与厦门市长的“高雄行”因为陈水扁的阻挠而搁浅，但是，上海市与台北市顺利实现了以副市长互访为标志、以城市建设为重点的“城市交流”，并成为两岸交流新形式。三是新闻交流初有进展。大陆记者赴台定点采访小有突破，两岸新闻交流实现初步的双向。四是经济交流异常活跃。
（五）两岸“和平发展”时期（2008-迄今）
2008年3月，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新一届领导人，5月20日正式就任。由此结束了民进党八年的执政。由于国民党与马英九都承认“九二共识”，主张两岸关系和平与稳定，从此紧张与僵持的两岸关系得到缓和，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对台政策“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
（一）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的阶段性演进
如果说，1949-1979年的前30年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基调是武力解放台湾，不放弃和平谈判，台湾解放以后实行社会主义，那么，1979年以后的30年中，大陆对台政策的基调则是和平统一祖国，不承诺放弃武力，和平统一以后台湾继续其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其中，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为主，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和平统一、开展交流的“三通四流”。
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着名的“叶九条”，就两岸统一以后对台湾的有关安排问题提出了大陆方面的设想，
1986年邓小平提出“邓六条”，主要是阐述“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江八点”，重点阐述了如何推动两岸走向统一，即两岸走向统一前的安排事宜。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二次会见连战的“胡连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确认“和平发展”这一主题。
2008年3月4日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分组会上讲话描绘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做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
（二）十七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台政策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顺利完成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交接后，面对国际环境、台海局势新变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继承中央前三代领导集体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江泽民关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的理论，形成了对台政略与政策新的思想。
十七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2007年10月15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党代会开幕式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政治报告中第10部分“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二是2008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11届1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会议上发表的“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的重要讲话；三是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这三个对台政策的重要文件不仅系统总结了1979年以来30年的对台工作与对台政策，而且提出了推动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最终统一的政治性纲领。
1.十七大以来中央对台政策主要内容。
其一：一个“思想”。即“和平发展”的思想，将“和平发展”正式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提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此，胡锦涛“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其二：两个“维护”。提出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其三：三个“凡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与对台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那就是“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