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端午节，妈妈起得很早，收拾家什，打扫卫生。太阳出来的时候，妹妹叫醒了我，要我带她到资江河边去看龙船。
我起床，看到屋里屋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妈妈坐在堂屋的门边，在补一件破旧的衣服，不时抬头望着大路的远方。
妈妈见我起床，说，你去菜园里砍几蔸牛皮菜回来，洗干净，等你爸回来了就煮饭吃。妈妈说着又望了望门前伸向远方的大路。
我按照妈妈的吩咐，去菜园砍了牛皮菜回来，洗净，放在灶台上。我想主动帮妈妈做一点事情，就去淘米煮饭。我发现米桶里居然没有一粒米。这时我才隐约知道，妈妈不住地望着大路远方的缘故。
太阳已经老高了，仍不见爸爸回来。妹妹催妈妈快些做饭，吃了饭好去看龙船。这时候，我看见下边屋里的袁婆婆慢腾腾地朝我家走来。妈妈其实老远就看见了袁婆婆，但却低下头去补衣服，装作没看见。袁婆婆名叫李金秀，她男人叫袁汉斌。袁汉斌与我父亲同岁。我们管他叫同年爸爸。父亲称他老庚。在那个年月，我们家有一门袁汉斌这样的近邻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两年前，袁汉斌因急性阑尾炎耽误了治疗去世了，丢下袁婆婆和五个儿女艰难度日。因此，父亲经常去袁婆婆家，帮她家干一些重的体力活，袁婆婆一家都很感激，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走一走。
袁婆婆来到我家门口，和我母亲打招呼。我母亲没说什么，只是很不自然地点点头。我拿来一把竹椅子，请袁婆婆坐。袁婆婆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他看了我母亲的神色，大体上猜到了其中的原因，她径直走到厨房灶台前，看到灶里没生火，再揭开锅盖一看，锅里一粒米都没有，她的猜想不到一分钟就被完全证实了。
袁婆婆转身走到我跟前，对我母亲说：“今天过节，快点烧火做饭吧，小孩吃饱了好去看龙船。”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拿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对我说：“三里桥有议价米买，你去买点米回来，快去快回，不等你爹的米了。”
袁婆婆给我钱时，我看到她的手很粗糙。她打开那个小布包时，手指有一些发抖，很吃力的样子。因为她的动作比较慢，我看到她给了我一块钱后，小布包里面只有一张五角的和几张一角的钱了。
母亲看我接过袁婆婆的钱，眼里含着泪，一再表示感谢，说等我父亲回来了，钱一定还给她的。袁婆婆说：“快莫讲些这样的话，今天我是碰巧身上有一块钱，平时你们家老郭帮我的事情多着呢！”
我拿上米袋，带着那珍贵的一块钱，飞快地跑到三里桥，买了三斤议价米。妈妈很快煮熟了饭，炒了一大钵子牛皮菜。我和妹妹都吃得很香，吃完饭我带妹妹到西流湾去看龙船。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很晚。睡意朦胧中，我听父亲说，公社修猪舍，要赶在市领导下来检查前完工，所以不放假。父亲对母亲道歉说：“让你们母子三个失望了。”母亲说：“别说了吧，别把孩子们吵醒了，你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于是父亲和母亲都停止了说话。夜很静，窗外青蛙的叫声显得特别的响亮，我不知道青蛙们是饿、还是吃饱了撑的，心里无端地诅咒了一阵青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太阳很鲜亮，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去了公社基建队。日子没人挡得住，延续到了今天，那个端午节的记忆也一直保持至今。
6.忆苦餐
上世纪60年代末，深秋的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略带寒意。生产队长通知，根据上级的指示，全生产队的壮劳力带碗筷到队屋里集合，开一个诉苦会，然后吃忆苦餐。
我按时出席了。大家聚在一起，先唱了一支当时很流行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枉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大家这么唱着，有的音高，有的音低，有的记得歌词，有的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着瞎哼哼。但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唱得很认真，有的人还很投入，很动情，甚至声泪俱下。当然也有不是很认真的，边唱边用筷子敲碗，那场面很引人发笑。
唱完歌以后就开会，队长首先引导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讲了一通话，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同时安排副队长带我一块儿去做忆苦餐。
副队长叫臧杏林，他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好，是我们队上有名的老实人。他和队长商量了一阵，大概是商量忆苦餐怎么做的问题。商量完以后，副队长叫上我跟他去做忆苦餐。
因为生产队上的二十多个壮劳力都要吃了这顿忆苦餐才能散会回家，我想这活儿恐怕是相当不容易的。没想到副队长这老实人也有好点子，他叫我用一些现成的废砖头三下五除二打了一口临时灶，安上一口大灶锅，然后向大锅里倒了半锅水。我把水烧开之后，只见副队长从生产队的猪舍里挑来一担喂猪仔的粥，他把粥倒进锅里，又加了一小瓢谷糠，再用锅铲搅拌了几下，所谓忆苦餐就这样做成了。
忆苦餐做成之后，副队长首先请队长尝了一点点。队长尝过之后说，行呢，你给每人分一碗吧。又交代说，吃不完的还要挑回去喂猪仔，不要浪费了。
队长说完以后，副队长就招呼大家吃忆苦餐，但他没给大家分，而是让大家自己去舀。这时队长站在一旁，和几个老社员商量秋收后抓紧种油菜的事情，根本就没吃忆苦餐。
到会的社员都挨个儿走到大锅边，用筷子挑了一点粥，尝了一下，都说“真苦”，能够使我们回忆起万恶的旧社会的苦，看到今天新社会的甜。我也用筷子挑了一点尝了一下，但并不觉得很苦，只是有点儿涩，还有点儿谷糠的气味，但我没说什么。我知道，这个年代，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什么场合都不要多说什么。
散会了，副队长挑着比原来还满很多的一担粥，送回猪舍去了。
7.半斤肥肉
1976年初夏，秧苗由黄转青，微风拂去，洞庭湖平原，蓝天白云之下，宛如一望无际的绿海。
这是希望的田野，这是象征着丰收的田野。但是，在那个年代，在这希望的田野上辛勤劳作的农民，很多人家都面临着青黄不接，饿肚皮。我家由于国秀精打细算，善于用粮，粮食还能吃一段时间。
只是家里也有好多天没油星了，明明吃得饱饱的，很快又饿的慌。我明显地感觉全身乏力，步履艰难。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国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国秀对我说，家里还有半斤肉票，你明天早上去买半斤肥肉回来，熬了油，也能顶一阵子。我说，那怎么行呢？家里就只有那半斤肉票了，万一来一个客人什么的，一点点荤菜都没有……国秀没等我说完，抢过话头说，现在管不得那么多了，你看你这个面黄肌瘦的样子，这么多天没看见过一个油星子了，把你拖垮了，家都没了，还来什么客人……国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我听从国秀的主意，第二天4点多的时候就起床，拿了那半斤肉票，去大队代销店去买肉。我到达代销店时还不到5点，但还有比我更早的，我排在第五位。
那时候，猪肉由市肉食公司统一供应，全市只有西流湾一个屠宰场，郊区的每个大队代销店每天只有半边猪肉供应，大概五、六十斤重，另有少量猪头、猪脚，以及心、肝、肺、肠、肚等下水。每天早上，大队代销店的陈师傅到西流湾屠宰场把猪肉运回来，再凭票卖给大队的社员。我和许多买肉的社员在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队时，店内空无一人，因为陈师傅去西流湾运猪肉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