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原来是北京朝阳区的使馆区，大量的外国使馆云集在这里，再加上名扬四海的秀水街，廉价商品加上时髦女郎，使得朝阳区的这块地界，成为了在世界各国旅游手册上必然记载“到此一游”的地方，也是外国人到华旅游、经商、开会，必然要去的地方，因此这里总是外国人云集，三教九流人等，热闹非凡。
像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开酒吧的好去处，客流众多，而且还都是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正在到处找乐子，整天变着法想着解消沉闷、打发光阴的人，于是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应运而生。这样一来，三里屯就成为北京真正的热土，吸引着无数的浪荡客，也让北京变得多姿多彩。
可惜城市化这个东西一来，一切迅速变了样，急着趁城市化赚钱的建筑师们声称城市可以设计得更好，当然是按照他个人的想法来设计，也希望人们按照他的想法来生活，这样的“科学点子”加上官员们急于用土地换资金，实现自己的梦，于是酒吧一条街被拆掉了一大片，留下的只是一隅，秀水街也面目全非，变成了普通的大商场。这个时候再要让外国人来写北京的旅游手册，恐怕出多少钱也没人愿意干了，只好自己来写自己看了。
现在的三里屯分成两部分，沿着大街，北边是消费娱乐区，南边是写字楼和办公区。好在三里屯Villge在北边的消费娱乐区建了起来，来自香港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似乎从香港的拥挤中本能地知道，一个地方要想热闹起来，不是这么个干法儿，城市要有生命力和活力，就必须要有城市街道，要有邻里关系，要有人的接触和人的交际，这个道理简单到任何一个酒吧老板都能告诉你。于是一个模仿街道性质的多元化的商业综合体出现了，并且迅速成为了三里屯的时尚中心，事实上也成为了北京的活力中心。
在三里屯大街的南边，是一大片高耸的写字楼，有盈科中心，有三里屯SOHO，还有历史悠久的兆龙饭店，这些现代化的写字楼和酒店，引来了众多的跨国公司，改变了三里屯地区的面貌，让这个地区的道路拥挤不堪，也让这个地区充满了怀揣高学历证书，时而讲几句英文，念念不忘自己各种奇怪梦想到城市来寻金的年轻人。波音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就在这里，它长期以来就安安静静扎根在盈科中心。没有人知道它在干什么，只知道它的生意很大，一架架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天空飞翔，让中国的天空变得像北京的交通一样拥挤，但波音公司依旧很安静，安静得令人奇怪。
安邦咨询的总部，也在这里，只是在远离波音公司的另一侧楼群中。
智库机构的办公室通常都很安静，人们都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伏案工作。智库机构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机构不同，智库是以信息分析为基础、以跟踪研究为特色的研究模式，工作领域经常处于专业学科的黑箱领域，几乎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而常见的学术机构很多都是在白箱领域，你可参考的现成研究成果总是有很多，学术理论的框架也是相对固定的，学术和知识的传承和脉络都是很清晰的。所以一个时点上的项目完事了，就可以转去做别的项目。信息分析工作则是持续的跟踪研究，经常要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持续跟踪研究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渐渐有所积累，有所归纳和总结。
所谓的信息分析，其实并非是可以浓缩于几本大部头书中的一个边界清晰的领域，它是数据库、资料的跟踪研究、田野考证、辨识逻辑，以至结构模型和模型之后解释工作的大汇总。这些工作模块有效地拼接到一起，实际就是一个有序运行的大系统，智库的信息分析人员按照一定的流程，就在这个时刻运转不停的大系统中工作。而这个大系统的建设质量有高有低，时间也是有长有短，这也就决定了智库研究的水平和能力。
智库的信息分析人员，在外人眼里来看，性格都颇为古怪，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们当然都是些善于思考的人，并且实际上也是以思考为乐趣的人，不少信息分析人员都还有着一定的社交障碍，他们更习惯于独立地观察和思考，喜欢在一个小范围里发表成果，喜欢做幕后的工作，喜欢龟缩在一个安静的壳子里面，所以没什么社会上的朋友，至少也不是那种交游广阔、热情奔放的人。
我平时在办公室里除了打电话之外，很少说话，当然会议、讨论和演讲的时候除外。由于今天来得格外早了一些，坐在外间办公室里高挑漂亮的女助手看见我疾步走进来有些吃惊，茶水从她双手捧着的茶杯中晃出来不少，她赶忙问好：“陈先生早啊。”我边走边嗯了一声，依旧沉郁着一张脸，只是从紧闭的嘴角边挤出来6个字：“今天可能有事。”
心累的人，总是话不多。做智库研究这20几年中，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回头望去，几十年来，各路豪杰和精英们简直是“尸横遍野”，人也就养成了遇事不惊的习惯。女助手跟了我快10年了，恐怕这还是第一次从我嘴里听见“有事”两个字，所以心中可能不免略略抽紧，但她也没说什么，只是静悄悄地站了起来，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写字台前。我则像往常一样头也不抬地嘱咐了一句：“技术部门的人来了，要立刻告诉我。”女助手轻轻地说了一声“好”，然后立即回到座位上去打电话。
我平静了一下心情，顺手点燃了一支烟。
我属于那种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学者，我是经济学家，因为我研究经济和产业问题，并且一研究就研究了20多年，也写过几本经济方面的书；我是信息分析专家，因为很早我就开始带研究生了，教过信息分析的课，为新华社等机构做过培训，还作为作者而不是翻译者，写过几本信息分析的专业书籍；我是公共政策问题专家，因为我更多的时间，为了项目的进行，还是要泡在各级官员堆里，整天与公共政策问题打交道，毕竟这是在中国，什么事情最后只有转变为公共政策，才能见到成效；我可能也是一个令人奇怪的城市学者，研究城市是我的乐趣也是主要方向之一，我有一大帮交往了十几年的建筑师朋友，从院士到总师都有，我见过世界上很多的城市研究权威，从彼得·霍尔到萨森，我走过70多个国家，去过三四百个城市，驾驶越野车穿越过中国几乎所有的沙漠，也进过无人区，并且活着出来了；当然战略和地缘政治问题，也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战略通常是个莫测高深的领域，装神弄鬼的时候比较多，但在我眼里，这只是一个代表着高层与宏观的概念，与未来、趋势和拐点关系比较大。也许是沾了战略研究的光，我进过几次中南海，也见过几位中央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依旧健康地活着，有些人现在还是领导集体的核心。虽然如此，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永远只是一个学者，属于那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点小忙的学者。
所以总的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也许一个智库学者的定位，就已经足够代表一切了。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讲究包装的时代，因为没人有时间详细分辨江湖中的是非，这就给各式各样的“包装行业”留下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我绝对不是那种自诩非凡的人。我曾经戒烟5年，还是那种一跺脚就戒了的主儿，但戒烟之后胖得厉害，对我来说，减肥的战斗比戒烟要艰难多了。一看不行，脂肪肝出现了，心脏也出现了点问题，再加上事务繁多，戒烟5年之后又复吸了，但体重也随之减轻了20公斤。现在每天清早来到办公室，点燃一支烟，喝上几口茶，让一天到晚紧绷的神经飘一会儿，已经属于是享受了。不过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同，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于是吸了几口就掐灭了香烟，伸手拿起了电话，决定先跟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谈一下，看看他对失联飞机了解了多少情况。
安邦的研究团队分成几个组，说是研究小组，但其实每个小组的人员比很多公司的人都多，但习惯成自然，大家也适应了这种规模很大的小组。负责趋势判断以及消息最灵通的是我们的宏观组，他们的负责人是整个研究团队的“头儿”，也是我搭档了十几年的老朋友。
我在电话中毫不寒暄，直截了当地问：“马航客机的事情，你还知道多少信息？”他回答说，现在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其中有100多位中国乘客。他也注意到网络上有关的信息开始增多，注意到这个航班失去联系的人也开始增多。我立即简明地指示，马上同马来西亚安邦取得联系，看看他们那边是否知道更多的消息。
安邦咨询是一家规模很大的中国智库机构，它的机构分布在我国的北京、香港、成都、重庆、杭州、深圳和上海，而近几年又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分支机构，还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研究伙伴网络，最终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一家不折不扣的源自中国本土的跨国智库。
当时在设立马来西亚安邦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高层非常重视，贸工部长拿督莫斯塔法博士，非但亲自单独接见了我，而且还亲自详细安排和落实了各种开办计划事项，并且指示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以及马来西亚的相关机构一定要密切配合，确保安邦咨询能够顺利走完开办程序。后来安邦咨询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支机构的计划一帆风顺，与拿督莫斯塔法博士的全力支持有很大的关系，而安邦咨询也因此与马来西亚国内的官方统计部门以及各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用到他们的时候了，我在心里暗暗想道。
门外传来短暂的敲门声，IT技术部门的负责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是编程的高手，性格直爽，开口就是一句：“老大，找我什么事情？”
我略一皱眉，我从不喜欢人家用江湖的方式称谓自己，但IT人就是这样，他们随便到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可以编程和设计的。
现在的IT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老北京人通常都能从大街上行人的行头，分辨出他们的职业。如果个子不高但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个地产销售经理；如果留着短发，穿着整齐的白衬衣和夹克衫，并且经常一个人打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他们很可能是外地来京的干部；但如果其貌不扬，衣着随便，但总是昂着头赶路，又背着一个电脑包的，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一个IT人。
我对IT人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是很有些心向往之的，事实上我也曾经是个IT人，编过10年的程序，搞过软硬件，玩过操作系统。搞技术开发的IT人，随意逍遥，晚睡晚起是很常见的，神一样的日子，神一样的人，因此这是一种我最向往的逍遥和意淫。我很清楚地知道，IT人所有的三大乐趣：骂领导，骂外行，编排别人的人生。
不服还不行。
现在当然也不是讲这些个东西的时候，于是我只简短地吩咐道：“立即启动波音系统，建立一个新的窗口，跟踪马航370航班事件的进展。”并问道：“什么时候能搞好？”他回答说：“中午之前吧。”
“尽快。”我催促道。
此时，电话铃声大作。
拿起电话，宏观组要汇报与马来西亚安邦的沟通情况。
“马来西亚官方没有任何表态，但社会传言很多，情况现在很乱。”电话的另一端在转述马来西亚当地的情况。
任何一个研究团队，团队的领导都必须时刻清楚地控制工作秩序，我于是指示他，在官方消息出来之前，马来西亚安邦团队要尽快动员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信息方面，尽量多地了解情况。
只有信息尽量实现覆盖，才能有利于做出判断，这是信息分析的常识和规则。
放下电话，又拿起手机，这段时间中，手机的振动不断，信息不断地涌入，很多都是有关马航370航班的，当然没心没肺，整天在微信中发段子、胡乱扯的人还是有不少，而且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我很快地浏览着手机上的信息，同时点燃了一支烟。
仅仅是半天不到的时间，安邦投入搜寻马航370航班的团队成员就已经达到了几十人的团队规模，地理上也跨越式地联结了中国和马来西亚，只是这些人在技术上未必都清楚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事实上，我现在也不知道。
三里屯大街，现在还是早晨，但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已经像往常一样越聚越多了。我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活动了一下有些麻木的腿脚，眺望着窗外。看着年轻人拿着手机，端着星巴克咖啡，步伐轻快，不禁心中暗想，自己做这一行的年纪是不是有点大了。
电话铃声又紧促地响了起来，这是技术部门打来的电话，“波音系统”的窗口已经建好，可以使用了。这些家伙的手脚真够快的，我暗想。
转身回到写字台前，打开电脑，设定好一连串的地址，“波音系统”立即弹了出来。伸手抓起电话，接连拨了几个电话，连续做出安排，要求研究团队在“波音系统”跟上，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个系统是安邦咨询内部的一个通常不开放的跟踪研究系统，是专门针对大事件的。每当有大事件发生就会启动，系统很简明，但很有效，最重要的是，经常用于判断的时间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智库机构，要是没有各式各样的数据库系统支持，要是不会利用各式各样的开放系统，那就基本无法有效开展工作，等于是胡猜、乱想，或是只能做点跟风评论，结果自然会很可笑。我经常爱讲一句后来流传得很广的话：“即便你是个神，你也不能只靠理论推断去决定政策，上帝还要降临凡世呢。”
这个“波音系统”，每弹出一条新的信息，就会发出一声“叮咚”的声音。很快，波音系统中的信息弹出声就连在了一起，响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