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比利·杜兰特不同，阿尔弗雷德·斯隆没有留下任何能反映他生活的私人文件，也没有一个所喜爱的女儿来讲述他生活的世界。但斯隆知道，一定会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肯定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来讲述。
至于别人，一谈到斯隆，都会讲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就，而不是他这个人。1966年，他在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斯隆这个名字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和大企业的同义词。他的妻子一直待在幕后，他们也没有留下子嗣.但他的成就得到全世界的景仰，当然也受到许多对头的嫉恨。1966年2月18日，《纽约时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比利·杜兰特的只有1／4版）
编发讣告，也是主要谈他对企业作出的贡献，就像斯隆所希望的那样：当斯隆先生在1920年任通用汽车公司经营副总裁的时候，公司的汽车销售份额只占全国的不到12％；而在他1956年从主席职位上辞职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52％。通用汽车公司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它还是最有盈利、运营最平稳的企业之一。这些成就都归功于斯隆先生的经营策略。他实行了集中管理、分散运营的政策，把具有共同关系的那些部分组合起来。他还重组了企业的产品，使一种汽车品牌不与另一种品牌相冲突。
不用说，里面没有提到比利·杜兰特。在阿尔弗雷德·斯隆主政通用汽车公司期间，杜兰特的名字实际已经从公司消失了。今天，有关这位创始人的遗迹，就只有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前总部那栋15层高的大楼屋顶四角檐口上刻着的四个字母“D”了，而那座大楼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公司捐给了密歇根州政府。大楼原本准备命名为“杜兰特大厦”的，但是比利自己反对修建它。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出于经费方面的考虑，反正谁也懒得把那几个字母“D”除掉。
在纪念文章中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及，就是斯隆对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所有胆敢去组织他的员工的工会的激烈反对。斯隆甚至在他的工厂里安插了反罢工密探，储藏了武器和催泪弹。1936～1937年间，弗林特工人们那次声名狼藉的静坐罢工引发了福特汽车公司工人们更为血腥但最后也没闹出什么名堂的战斗。尽管有1937年的罢工风潮，但通用汽车公司是唯一在大萧条时期既增加了市场份额又保持盈利的汽车制造商。不过，阿尔弗雷德·斯隆经过这个动荡之后，反对工会、反对政府管制的立场更坚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通用汽车公司在1937年勉强屈服于工会以后，为工人提供了诸如企业买单的健康保险、退休金、强制性的年度工资增长和雇用保证等项福利。
但是斯隆个人则始终拒绝会见工会领导人，并且将罢工的后果及其影响归罪于罗斯福总统。他成了罗斯福总统最激烈也最坚决的反对者。
不过，在美国正式加入二战后，斯隆就全力支持罗斯福总统的工业转型计划。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向盟军提供了价值120多亿美元（约合现在数千亿美元）的军用物资，还培训和重训了超过75万多名员工，以使他们适应新岗位的要求。这些员工中，25％是妇女，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妇女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劳工的面貌。
战后，斯隆领导了同样让人瞠目结舌的创建全新的产品组合、将上百个工厂和超过80万名员工转到消费品生产和销售上来的运动。由于更加自信、更加自尊，工人和士兵都向其雇主提出了增加福利和保障的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成了有名的“大方公司”，它为满足工人的要求所开创的先例成了美国工业界普遍遵循的模式。
对所有这些，斯隆一直保持沉默，是一个看不见的幕后计划人和管理人，许多同事都称他为“沉默的斯隆”。到最后，他留下的遗产就是在他领导下公司为工人所做的许多好事。不过，在他那完美的现代首席执行官的表象下面，也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记仇；他不能容忍蠢货，尽管那些人告诉他自己不是蠢货；他还把底线看得高于一切。
控制信息
通用汽车公司档案中关于斯隆事业的记载，只有一些他的讲话稿、小册子、讣告以及由公司公关官员撰写、在斯隆死前6个星期即1966年1月1日发布的12页的官方传记。这个传记很可能经过斯隆本人的同意。虽然他于1934年创立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所获捐赠超过10亿美元，但也没有保存任何关于创立人的传记资料。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在他死前两年以他名字命名的斯隆管理学院，情况也是如此。
20世纪30年代，当大企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之时，斯隆设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公共关系部，一来是替他阻挡记者，二来是使记者们只能从公司得到公司想让他们得到的信息（通用汽车公司还是第一家设立专职的公共关系官员的企业）。每个信息都是加工过的，都是为了促进公司本身的特定目标而发布的，而非为了给斯隆个人增光添彩，这也是值得后来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效法的榜样。
除了原先由比利·杜兰特保存、现在由弗林特的凯特林大学（原通用汽车研究院）收藏的一小部分早期文件，现存的有斯隆签名的信件或者备忘录就只有当时他个人雇用的那个研究小组所选择的那些了。他雇用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撰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那本书在1963年出版了。
那些材料就是《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所描述的核心。’
因为斯隆想确保所讲述的故事首先要符合自己的要求，其次所引证的材料要经得住推敲，所以《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研究小组有时多达20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中间的字母“D”代表杜邦，钱德勒教授恰好是杜邦家族的远亲）。钱德勒后来还写过几本管理学名著，包括《皮埃尔·杜邦与现代公司的形成》，它是第一本考察通用汽车公司1920年危机的核心（企业管理和政策问题）的书…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阿尔弗雷德·斯隆就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亨利·福特名列第一）。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但是他没有什么爱好，也从没有出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他唯一一次已知的（不管是时间方面还是金钱方面用于通用汽车以外的事务的）投资，是在朋友和妻子的敦促下买了一艘游艇。他在拿定主意去购买游艇的时候显得很兴奋，但不久就对它没兴趣了。
正如1966年2月《纽约时报》刊登的讣告所记述的：几经犹豫之后，这位细长身材、公子打扮的工业家同意并且花100万美元买下了236英尺长的游艇。他给它起名为“雷尼”，以每年119 609美元的代价雇了43个船员，还乘坐游艇出行几次。但漂流生活很快就让他厌烦了，游艇一直就闲置在那里，最后他在1941年以175 00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海运委员会。
“雷尼”也是斯隆为数不多的投资中赔了钱的买卖之一。他的讣告特别强调他不吸烟，很少饮酒，从来不打高尔夫球，也不做其他运动。《纽约时报》称他是一个“工作型的、没架子的人”。曾经跟他在一起待了9年、一起撰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的约翰·麦克唐纳说，斯隆是一个“在19世纪长大的非常严谨的人，紧绷着脸，衣服的硬领似乎开始时能托起他的下巴，慢慢地才松了下来——他是斯隆先生，我是约翰；除了他早年极少几个朋友，很少有人叫他阿尔弗雷德”…
斯隆绝对忠实于妻子艾琳，而且努力不使她的名字和形象公众化。在她久病之后于1956年在他们位于棕榈滩的冬季别墅去世之后，他辞去了通用汽车公司主席的职务，但将自己的感情秘而不宣。麦克唐纳回忆道：在文化和思想方面，斯隆先生属于那种坚信技术会不断进步、生活就是工作、金钱是成功标志、成功就是目标的一类人。在她妻子去世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宗教情感；妻子去世后，宗教领袖们来看望他：斯佩尔曼大主教来看过他两次，据雷蒙德（斯隆的弟弟）
说，那真是“非常非常有益”。后来比利·格雷厄姆来看他；但比较起来，这些来访似乎都是礼节性的…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马上成了畅销书，也成了那些想成为企业领袖的人的案头必备。斯隆无疑很高兴，但他避免发表评论，甚至在通用汽车公司试图阻止其发行的时候，他也不说一句话。通用汽车公司的法律人员声称，该书的高调在当时的反托拉斯高潮中可能损害公司的最佳利益。
当捉刀人麦克唐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允许该书发行时，斯隆才替自己说话，绿灯才开了。斯隆去世的时候，那本书仍在畅销书榜上。
一个极严肃的年轻人
跟比利·杜兰特一样，阿尔弗雷德·斯隆的童年时代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评说或者预示其未来的伟大的资料。不过，比利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不安分的梦想家，而年轻的斯隆则一直是个严肃的学生。
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年5月23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他出生那年，比利·杜兰特被抛弃的妈妈买下了自己的住房。1885年，斯隆10岁的时候，父亲的生意迫使全家迁居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年轻的斯隆很快就学会说当地话，而且对机械和工程非常感兴趣。高中毕业以后，他于1892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时年17岁。
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只念三年就毕业了，还获得了加入“BK联谊会”的荣誉，而且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从那年以后，流传下来的实际上就只有斯隆的生活了。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本书中，只有不到一页的篇幅是写他的父母和自己的成长过程的：
我的父亲是做茶叶、咖啡和雪茄批发生意的，有一家企业叫做贝内特一斯隆公司。1885年，他将生意迁到了纽约的西布鲁克林，所以我从10岁起就在布鲁克林长大。别人说我还有老家的口音。我的祖父是个教师。我外祖父是一个循道公会的牧师。我父母有五个孩子，我是老大。我有个妹妹，即凯瑟林·斯隆·普拉特女士，现在寡居。我有三个弟弟：克里福德，从事广告业；哈罗德，是大学教授；最小的弟弟叫雷蒙德，是个教授、作家和医院管理专家。我想我们都有一种献身于各自兴趣的能力。
我差不多是在美国汽车业开始形成的时期成年的。1895年，早就在试制汽车的杜里埃兄弟在美国开设了我认为是第一家制造柴油动力汽车的企业。
同年，我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先在纽瓦克的海厄特滚柱轴承公司干了一段时间。这家公司后来迁到新泽西的哈里森，它的防摩擦轴承以后成了汽车零件，就是通过这个零件，我进入了汽车行业。
拿着自己优异的成绩单和崭新的文凭，年轻的斯隆很希望在自己中意的领域——工程学——找到一份工作。但实际不是这样。他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那年找工作的经历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郁闷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