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擤了擤鼻子，站起来，接过男人手里的水瓶。妈妈再生气，也不会扔下一桩生意一个客人。
“还能有谁？小冤家呗。”
妈妈拧开龙头灌水，妈妈说话时还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看这孩子，两眼放光，脑袋好使。”
小桃也止了哭，倒不是因为客人，而是因为知道了羞耻。
“就是用歪了地方，用来骗人。”妈妈说。
“来，给叔叔说说，你是怎么骗你妈的？让叔叔也学学。你妈什么脑子啊，你要是能把她骗了，你本事可以啊。”
仇阿宝走过来，拿胳膊撞了撞小桃。仇阿宝是老虎灶的常客，灌完开水很少立刻就走，总爱站着东扯西扯地吹一阵子牛，渐渐的便和全家都厮混熟了。仇阿宝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跑业务，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码头跑多了，说话就免不了有那么一股子油滑，倒也不招人烦。小桃被仇阿宝逗乐了，嘴巴歪了一歪，想笑，又忍住了，扭了头不说话。
“她能说给你听吗？她能先把她自己臊死了。每天看她写作业，原来都在糊弄我。老师今天来告状，说是两个星期没交算术作业了。”妈妈说。
“作孽啊，小桃。你妈这一辈子，为谁啊？还不就你一个指望？你不学好，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二姨婆蹲下身来，收拾着散落在地上的书包。铅笔盒子开了盖，米达尺、铅笔和橡皮擦滚了一地。课本倒都还在包里，只有一个作业本子飞到了桌子底下。二姨婆有些发福了，钻不进去，就支派仇阿宝爬进去把本子取了出来。
仇阿宝拿着本子，随手翻了几翻，突然就愣在了那里。
“这是，你画的？”他问。
小桃不说话。
仇阿宝把本子扔给了妈妈。“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女儿。”
妈妈拿过本子，只见那本子正面反面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画。有的画她认得出来，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关云长桃园三结义，刘备三顾隆中请诸葛，也有好些她不认得的，比如有个鬓角簪花的女人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她不知道那是史湘云，还有一个头上长了三根头发的孩子，在身上涂了一层炭黑权当衣服穿着——那是流浪儿三毛。那些人物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各式各样的姿势眼神，都极其灵动。
“真是你画的？”妈妈的眉毛挑到了头顶上。
小桃点了点头。
“你照着样子画的？”妈妈追着问。
小桃摇了摇头。“我自己想的。”
“你凭空，就想出这些样子来了？”妈妈的眼睛睁得如同两个铃铛——她只是不信。
“也不是，我是看了画儿，记在脑子里，再画出来的。”
小桃说完了，就知道自己又闯了祸：她的话里有一个大大的漏洞——一个和零钱相关的漏洞。她就是把自己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洞。
还好，谁也没在意。
“你用了这个本子画画，就没本子做算术作业了，是不是？”妈妈问。
小桃没回答。
她没法回答。一百块钱可以走的路程很短，去了画儿书摊，就去不了文具店。她可以不去文具店，但是她不能不去书摊。
“天才，勤奋嫂你懂什么叫天才吗？一家人里出一个，不叫天才。一条街上出一个，那才叫天才。算术有啥稀罕？是个人叫老师指点一下都能学会。画画可不是，画画的本事是天生的。你看你这个女儿，谁教过她？人家是生下来就会的，她爹娘血里就有的。你得好好培养培养，将来就是个艺术家啊。”
仇阿宝扔下这些话，就提着水瓶走了。当时他并不知道，就是他这番信口开河的话，把一个叫孙小桃的女孩子推上了一条她做梦也没想过的路——一条老虎灶西施们极少走的路。不管他情不情愿，在她今后的幸和不幸里，他都已经无可推诿地担上了干系。
这天晚上来灌水的客人比平常少，妈妈罕见地吃了一顿安生饭。只是这顿饭吃得太寂静，筷子敲在碗沿上的声音响得有些瘆人。
“妈，我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小桃突然问。
妈妈像被马蜂蜇了一下，手一颤，筷子咚的一声掉了下来，桌上丢了几个饭粒。
二姨婆给妈妈换了一副干净的筷子，又夹了一块咸鱼放到小桃碗里。“你妈不是说过吗，你爸是农民。”
“我爸要真是种田的，我怎么生来就会画画？”小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里边。
妈妈看了一眼二姨婆，摇了摇头，说这仇阿宝的话，她也敢信？还真以为自己能成什么艺术家。“孙小桃你给我听着，你把算术好好学会了，将来能靠上个男人最好，要是靠不上自己也能有饭吃。”
小桃没吱声。小桃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找，小桃的目光遥遥地落在了窗外的夜空里。
妈妈的话，和学校里听到的不一样，和广播里说的也不一样。妈妈的话里散发着一股和家里的开水桶一样的霉味。妈妈和这个时代，中间隔的是万水千山。妈妈只认得一条老路，那不是她的路。她的路只有她自己找了。
“你明天，去文具店买一个算术本子。多下的钱，买根冰棍吃。”
妈妈从兜里掏出一沓散钱，放到小桃手里。
小桃小心翼翼地把钱藏好了，正要起身收拾碗筷，又听见妈妈说：“多下的钱，再买一个本子吧，画画的。”
孙小桃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学校设立了中学部。于是小桃和她的同班同学连窝儿也没挪一下，就原封不动地升入了本校的初中。
只是班里少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坚持。
坚持的父亲和老家的原配离了婚，新娶了师范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并很快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坚持对这件事的反应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坚持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当着秘书的面痛骂父亲，还当场砸瘪了他挂在墙上的渡江纪念章。坚持倒是从来不骂那个取代了她母亲的女人，她压根儿不和她说话——她只是不屑。坚持的激烈反抗维持了几个月，父亲忍无可忍，最后只好把她送回了山东老家。有几个同学去码头送行，回来说坚持在甲板上依旧神情激动，骂不绝口。众人这才明白了先前那些沉着稳重不卑不亢其实只是一层纸，经不起日子轻轻的一捅。纸破了，底下的肌肤跟旁人没有两样，也流血也疼。
在这场家庭剧变中，抗战一直保持着沉默。相对于坚持的激烈，父亲似乎更害怕抗战的沉默。世上所有的激烈都有边界，身经百战的父亲能够对付任何边界，哪怕再深再宽。可是沉默没有边界。沉默不仅没有边界，沉默也没有方向。沉默像一汪表面平静如镜的海洋，底下孕育的却是深不可测的不知要把人卷向何方的惊涛骇浪。父亲不知如何对应这样的沉默，于是父亲看抗战的眼光里，就有了一丝如履薄冰的忐忑不安。
就这样，抗战在由他父亲他继母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组成的新家里留了下来。他从来不和别人提他家里的事，只是每天很早就来上学，很晚才离开学校。早上他会沿着操场长长地跑上几个大圈才进教室上课，放学了他会练很久的双杠和哑铃才汗流浃背地走回家去。他依旧不怎么主动和同学搭讪，可是小桃觉得他现在的沉默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从前的沉默是两个人的，坚持扯一个角，他扯一个角，两人把沉默方方正正地扯成了一面旗子，沉默就成了一种姿势一个宣言。可是现在坚持走了，沉默塌了一角，沉默就变得单薄起来，沉默就仅仅只是沉默而已了。有几回小桃悄悄地望着抗战，觉得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人的额角眉梢竟然有了隐隐几丝纹路，她想这大概就是日子在他脸上磨下的印记。
抗战的学习成绩依旧平平，乏善可陈，可是初一的时候，抗战却在另一个领域里显示出了超群的才能——那就是他的声音。发现他声音的过程其实极为偶然：一次年级里排练歌唱五年计划歌咏会的节目，有一个声音突然从众多参差不齐的声音里钻了出来。那个声音还未经过任何打磨，满是毛刺和瑕疵，却如此原始浑厚坚实，在老师们的耳膜上留下了剧烈的震颤。于是抗战就被挑了出来，做了那一次和后来很多次的领唱。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这不是第一次集体大合唱，也不是抗战的第一次参演，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发现过抗战的歌喉？小桃不说话，但小桃却知道答案：抗战的嗓子从来就埋在他的血液里，就像她画画的本事一样，只是从前它还没找到一个可以钻出身子的破口。现在它终于找到了——是因为坚持的走。坚持的离开在抗战的心里凿开了一个洞眼，抗战的声音就从那个洞眼里倏地钻了出来。推着那声音一路往前走的是一股蛮力，那股蛮力的名字叫孤独。
小桃暗暗有些欢喜，因为在这个五十几个人的群体里，她不再是唯一的孤独者。尽管她也知道，南下干部儿子的孤独，和老虎灶女儿的孤独，不是同一种孤独。这两份孤独无论走得多远，也汇不到一条路上。她无法在他的孤独里沾边，他也无法，他们只能遥遥相望，各自守着各自的阵地。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比如有一回，她就非常近距离地撞上过他的孤独。假如把他的孤独比作一座房子，那一次她毫不知情地撞了上去，回头才发现她蹭掉了他的一块砖。当然，她自己也蹭破了一层皮。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们还在读初二。那一天他们在上常识课，刚开课没多久，就拉起了空袭警报。
那时候南北的领土基本已经全部解放，新时代的风携带着新时代的热情像一层沙子似的覆盖住了旧时代的一切痕迹——除了天空。那时候的天空还远远不是清朗的天空。从海峡那头来的飞机，隔三岔五还会在沿海的城市上空出现，不是那种低眉敛目蹑手蹑脚的试探，而是毫不遮掩肆无忌惮的张扬。那时朝鲜在轰轰烈烈地打着仗，蒋介石挑的正是那个谁也顾不上的空当。有时那些飞机会变换着各样的队形，像候鸟一样缓慢高傲秩序井然地兜着圈子巡视着小城，有时那些飞机的尾巴上会吐出浓密的烟雾，把天空抹成一张花脸，然后扬长而去。次数多了，大家就习惯了，飞机就渐渐成了不痛不痒的一份日常。
可是那次不一样。那次的飞机飞得很低，低得让人一眼就看清了机身上那块青天白日的标记。轰隆的声音似乎就响在屋顶上，校门口插的那面红旗，被飓风压成了一张满弓。
“要投炸弹了！”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教室里一下子就乱了。
老师也慌了，老师当即决定带着学生疏散。其实老师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学校附近并没有防空洞。老师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临时决定把大家都带到操场上，那里有一片简陋的雨棚可以蹲着隐蔽起来，万一有事，跑动起来也容易些。
小桃刚跑出门就被人踩掉了鞋子，等她终于把鞋子捡拾起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跑远了。鞋带断了，鞋子不跟脚，她光着脚走了几步就意识到她跟不上了。于是她干脆不走了，找了一片树荫坐下来。炸就炸吧，她想，至少还有棵树挡在头顶上。
飞机俯冲了好几个来回，一回比一回低，巨大的轰鸣声里，地上卷起了一片眯眼的黄沙。等她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们已经飞远了，变成了天边的几只蝇子——到底还是没投炸弹。
“你脚上流血了。”她听见身后有人说。
回头一看，是抗战。原来抗战和她一样，也没跟着老师疏散。抗战是班里体育成绩最好的学生，如果他想跑，他跑得过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可是他选择了留下。
那时她已经和抗战做了几年的同学，可这还是头一回他主动和她搭腔。她觉得她的舌头短了一截，回起话来有些结巴。
“你，你为什么，不跑？”她问。
抗战手里抓着一张树叶子，他把它揉来揉去地揉碎了，捏成一团，远远地扔了，才哼了一声，说：“炸了才好呢。”
小桃吓了一跳。抗战的这句话在这个神经绷得很紧的年代里，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可以导致一个人的名字被画上一个鲜血淋漓的叉。
抗战从小桃的眼神里看出了她的恐慌，便笑了笑，说：“炸了，我就省得回家了。”
两个孩子都沉默了。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没话好跟她说，她没说话却是因为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她第一次意识到：他其实和她一样，也没有父亲。不过她的没有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没有——她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而他的没有却是黏黏糊糊拖泥带水的没有——他有，却又像没有。
她突然就有点心疼他了。
小桃升上初中之后，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谷医生的离去。
谷医生每次来老虎灶打水，勤奋嫂都会拿出几个不认得的字跟他讨教。谷医生倒有耐心，从发音到意义到用法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勤奋嫂感叹说谷医生你没当了教书先生真是可惜。谷医生就笑，说还是当医生治病救人更紧要。
后来有一阵子谷医生不来了，勤奋嫂的生字就攒了高高的一摞。勤奋嫂以为他又下乡巡回医疗去了，并没在意，直到有一天仇阿宝来打水，偶然说起医院里的情况，她才知道谷医生犯了事。
谷医生果真是祸从口出。
谷医生平素爱给领导提意见，什么科室的责任分工不明确啊，下乡巡回医疗是形式大于内容啊，领导对医疗知识太无知啊，等等等等。谷医生虽然想到了这些话兴许不招人待见，但他打死也没想到会给他招来灭顶之灾：医院的反右运动一开始，他第一个就被定了性。
有一天谷医生突然来了，勤奋嫂一下子没认出人来。勤奋嫂只觉得是眼镜太宽太大的缘故，再仔细一看，眼镜还是那副眼镜，脸却不是那张脸了——脸整整小了一圈，架不住镜框了。几个星期不见，谷医生瘦得脱了形。
谷医生那天是来辞别的。当然，辞别是勤奋嫂后来悟出来的意思，谷医生自己并没有这么说。
谷医生进了门，站在老虎灶跟前，怔怔地望着大木桶盖上冒出来的水汽不吱声。天冷了，谷医生还没换上棉衣。谷医生的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街上带进来的雾气，人中上结着一块干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