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电脑”是中关村的传统行当。1992年我就在中关村的小公司攒过电脑，只是电脑行业把小公司攒的电脑叫做兼容机，尽管普通话也有“山寨”一词，但用于形容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则源于广东、源于手机行业。
我攒过电脑，大致清楚手机其实本质上和电脑类似。但是，2000年的时候，通讯设备公司的专家告诉我手机虽小，可是一个大系统，研发难度非常大。当时，手机市场被国外的几家公司垄断，我当时并不怀疑这种说法，起码手机不像电脑一样可以买到各种配件。
相比电脑，手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网络的手机没有用途，而电脑插上电源就可以工作。手机是网络终端，全世界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很多都受到监管，比如，自来水网、电网、有线电视网等。
牌照，牌照！
不仅仅是技术，要想生产手机，牌照也是一个重要障碍。电信设备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没有牌照肯定很难搞”，至少人们当初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越是控制，人们就越想得到，其情形就像明星越东躲西藏，就越能吸引媒体挖空心思地跟踪追击。唱片公司发行唱片故意限量，反而勾起了人们的购买热情。手机生产许可证就像限量唱片一样，被人为地搞成了一个稀缺物品。
按照政府的观念，发牌照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停发牌照也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否则会造成过度竞争。
早在1998年12月31日，信息产业部和前国家计委就曾发布过“五号文件”，该文件提到“严格控制移动通讯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同时“对移动通讯产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由信息产业部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出计划，报国家计委列入国家年度指导性生产计划，外经贸部根据上述计划批准生产所需配套件及零部件进口，并从严控制移动通讯产品（含移动交换机、基站、移动电话）的进口”。
1999年信息产业部发放了9张手机牌照，领取牌照的公司包括熊猫集团、波导、TCL、天时达、夏新等。
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后，牌照审批的大门一度紧闭；到2000年5月，信息产业部决定不再发放牌照。随后，政府文件还规定，严格控制外国手机的进口，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手机至少要出口60%。显然，政府此举意在通过行政力量来保护处于婴儿期的国产手机行业。按照政府的观念，发牌照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停发牌照也是为了保护国产手机，否则会造成过度竞争。
1999年，国产手机13万部，占当年全国手机总产量的2%，销量只占全国市场的2%左右。
2000年国产手机440万部，占当年全国总产量的5%，销量达到8%。
2001年国产手机1048万部，占全国总产量的13.2%，销量占到15%。
2002年国产手机占到了30.02%，市场占有率突破30%。国产手机冲破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国内的波导、TCL等进入市场前五名。
起初手机牌照并没有那么俏。1998年，蔡清楚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通讯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手机生产。而那时国内手机多是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手机制造商中进口手机成品，贴上自己的牌子直接销售，然后到消费者手中。当时，很多人不看好国产手机，尤其是对民营企业。蔡清楚却认定手机的普及在中国未来是个大趋势，对民营企业商机无限。“我以为做手机与做无线电话一样，只要在工商局注册经营项目就行。”蔡清楚回忆当初的创业。在没有手机牌照的情况下，他就投了2000多万元买设备，进行自主研发和生产，次年便研制出第一款TS-288手机，投放市场后首战告捷。
一次，邮电部一位领导到天时达视察，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已经开始生产手机了，就提醒要有牌照才能生产。“牌照到哪里审批？”蔡清楚赶紧派人去北京问，后又到广东工商局、深圳计委。再后来，深圳、北京都派专家来看，觉得他们设备最全，对比评价很高。1999年，信息产业部发放第一批手机牌照9张，天时达公司是当时唯一一家拿到牌照的民营企业。
一直到2005年3月手机生产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前，进入手机生产行业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等待信息产业部审核下发生产许可证。可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行政审批遥遥无期。这让众多手机厂商备受“坐失良机”的煎熬。奥克斯四次申请牌照遭拒，情急之下，把信息产业部告上了法庭，当然最后不了了之，奥克斯成为核准制之后第一批获得牌照的5家公司之一。
随着第一批手机企业的赚钱和手机市场的火暴，大家迅速嗅到了手机行业的商机，牌照立即成为最紧俏的资源。为了取得生产手机的权限，企业各显神通，或是收购有牌照的企业，或是和有牌照的企业联合生产，“曲线救国”，有的借助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等关系组成合资企业，也有花钱买牌照的。
2001年8月底，软件起家的托普悄无声息地收购了国威电子，投入6亿元在成都建厂，专门生产托普手机（手机生产牌照是深圳国威的）。
2002年初，联想为推出联想牌手机，花了9000万元和厦华合资建厂，收购厦华的手机业务。
牌照越炒越贵。2002年4月，民企出身的侨兴为进军手机行业，斥巨资3.2亿元收购了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通信）65%的股份，以净资产溢价70%的价格争取到了中电通信的CDMA和GSM两张牌照。
在非受迫合资中，双方起初都有优势互补的理想，最终没有几个不演化成相互利用的。有些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条秘而不宣的规矩，那就是万不得已绝不合资。
2002年夏，市场上突然出现的多普达手机正是依托中电通信，并由中电集团旗下的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中电通信是必须提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电通信演变的历史揭开了山寨手机的序幕。
中电通信是一家获得GSM和CDMA双制式手机许可证的“多国部队”，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和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6家单位联合发起组建，注册资本总额3亿元。
合资公司是一种很常见的公司形态，我觉得大多数人，包括商界知名人士对合资的本质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合资的理由大多是优势互补，你有资金，我有人员，你有技术，我有市场等。
但我认为，如果你相信上述观点，那就错了。对合资问题应该慎之又慎，绝大多数合资都是被迫成立的。大家都熟悉中国合资公司的历史，主要是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指引下成立的。人家原本不想合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允许他进入你的市场，这样他就被迫出让一些利益与你合资。
在非受迫合资中，双方起初都有优势互补的理想，但最终没有几个不演化成相互利用的。有些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条秘而不宣的规矩，那就是万不得已绝不合资。在上述6家单位组成的“多国部队”中，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公司，此前曾经有过和美国思科公司合资的“辉煌战绩”，这也是庞大的思科公司全球唯一一家合资公司。
实在点说，很多公司想利用牌照优势捞一把，捞不到拉倒。从业绩来看，把当初的中电通信定位为想捞一把的公司并不为过。作为一个拥有3亿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其2001年只销售了几万部手机。
侨兴的贴牌
这么多人都想进入手机行业，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在固定电话领域打拼多年、成功地实现“后发领先”的惠州侨兴公司。早在1999年，侨兴就在尝试进入手机领域，当时侨兴创始人吴瑞林的大儿子吴志阳专门负责这个项目，计划通过跟韩国现代合资来做CDMA项目。在韩国现代提出的几个合作要求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侨兴要拿到手机生产牌照，而侨兴“在牌照这块报批了一年多，报到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但政府认为侨兴是民营企业，又在海外上市，在中国不可能享受牌照的待遇”。虽然侨兴集团为了这个牌照花了1000多万元建了一个小型的研发中心，但最后还是因为没有牌照，跟现代合作告吹，吴志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现代转投南方高科。那一年，南方高科是19家获得手机牌照的幸运者之一。
后来，侨兴与获得CDMA手机生产牌照的19家企业都谈过合作问题，手机牌照在当时奇货可居，而吴家父子又希望采取控股的方式合作，结果全碰了壁，时间也浪费了不少。正当吴家父子有些束手无策时，机会却出现了。他们了解到中电通信的一个股东天津泰达（占股35%）准备转让股份，吴志阳立即前去洽谈，在与泰达谈判的过程中，泰达方面透露中电通信的大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也想转让所持的中电通信股份，这个信息让吴家父子喜出望外。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侨兴先收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持有的40%的中电通信股份，然后再收购泰达持有的35%的中电通信股份，这样侨兴就拥有了中电通信75%的股份，成为绝对控股的大股东。
侨兴是市场经济下由草根打拼出来的公司，由于以固定电话生意为业，他们理所当然有信心在移动电话领域一飞冲天。收购中电通信股份的当年就定下了生产120万部手机的目标，以当时的情形来看，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在当时一下子把手机产销量从几万部提高到百万部以上是有点儿脱离实际。但花大价钱拿到的牌照不能浪费，中国的民营企业通常都有一种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狠劲，很多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国产手机竞争白热化的过程中，被侨兴收购的中电通信率先打出了贴牌这一招。所谓贴牌，主要是贴上比较知名的品牌以获得销量和价格，出让牌照的一方和受让方各获其利。而手机贴牌，图的不是名牌，而是许可权。从技术上说手机的贴牌异常简单，就是生产时加上一个中电通信的商标，在每部手机里面贴一个进网许可证，中电通信卖的就是这个小纸片。这个生意看上去很简单，其实潜藏着两个副作用：第一，出卖这个小纸片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所谓牌照的实质意义就是政府是出售这个小纸片的唯一合法单位。进网许可证是不可转卖的，因为它不是商品。第二，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打出出售许可证这一招。当时鱼龙混杂的“黑手机”万一有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既然贴了中电通信的牌子同时人家又是花了钱的，中电通信理应负责。即使不涉及法律和经济赔偿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也会砸掉中电通信的牌子。
2005年，侨兴摘掉贴牌机的帽子。吴志阳说：“我们自己现在业绩很好，没必要再走回老路。”手机生产牌照核准制度到两年之后的2007年才取消，当时上门求牌的大有人在。
中电通信贴牌机是山寨手机发展的里程碑，当初还没有山寨这个概念，通常把这种手机称为“黑手机”。但这个不好听的名字并没有影响它的销售，“黑手机”就像春天的野草迅速蔓延到全国。
中国手机的发展历史可谓错综复杂，我们的产业政策到底怎样才能不重复“好心办坏事”的老路？回溯机制的缺失，导致政策制定者脱离市场越来越远，有意无意地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傀儡。
国产手机下水
1999年，波导、TCL等国内公司准备杀入手机市场，制造国产手机，当时主要是贴牌，即把国外的手机贴上自己的品牌，这是新手进入市场最通用的手段。2002年，TCL的“钻石手机”、波导的“手机中的战斗机”风靡一时。2004年2月21日，波导公布的2003年年报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年，波导共销售手机1175.59万部，超过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在国内的销量，成为国内手机业的老大。主营业务收入108.41亿元，比上年增长70.26％；净利润2.45亿元，增长13.28％；每股收益1.53元，净资产收益率19.25％。
然而，国产手机风光没几年就陷入了全线亏损的境地。2004年9月1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产手机困境》的报道：
“质量实在是太差了，不仅给消费者，同时也给经销商带来很多烦恼。”说起某国产手机，一位刚刚代理该品牌不久的经销商显得既无奈又气愤。
他的这句话成了现在国产手机困境的一个缩影——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从去年的“半壁江山”跌到了37%左右。“今年第二季度，国产手机厂商手机销量仅1580万部，同比下滑了23%。”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昨天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上半年，科健手机的销量同比下滑了51%，而2003年上半年科健曾销售了93万部手机。更令人担忧的是，截至6月底，其库存手机产品的总价值达到6.85亿元。处于痛苦中的还有夏新，今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6.08%和48.24%，净利润更是暴跌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