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情况，沈小姐店内开展了促销活动，只要是节日，包括周末，都会举办较大幅度的打折活动，如果是老顾客购买，还还有更优惠的活动。虽然单件商品的利润空间缩小，但“薄利多销”之下，依然可以提升商店的营业额。
沈小姐感受到金融危机风暴，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以锐敏的市场嗅觉，抵挡住了金融危机的进攻。而温州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刘，却抓住了金融危机中的机遇，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2008年刚毕业的小刘，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外贸跟单。但金融危机来袭，外贸订单的锐减，导致小刘第一份工作就“流年不利”。但在一次上网的时候，他发现很多女生为了省钱，在网上购物的频率增多，因此，她开始将精力转移到淘宝网上开设小店。她经营的网店不仅商品品种丰富，而且价格也较为低廉，因此受到众多大学生群体的喜爱。
在很多人面对金融危机唉声叹气时，小刘却调侃地说：“我还要谢谢金融危机呢，让我既有钱赚，生活又轻松。”
与一家大企业相比，一个网店的分量自然轻微，但只要保持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敢想敢做的精神，谁又敢保证，今天的小舢板不会成为明天的豪华游轮呢！
迎合政策的风向
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商机。有时候，企业的成功与否，就看你能不能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商机。
温州人向来以靠近市场著称，但靠近市场并不代表远离政策，温州人深谙怎样迎合政策风向去投资，而且还可以跟随者政策的变化寻找到商机。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一部分土地，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在耐心地等待政策的出台。而在此时，在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男子，如同勘测员一般在东张西望。整整5天时间，他们的搜索范围从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
随后，他们回到了温州，但仅仅两天之后，他们提着装有65万元的蛇皮袋重新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上海人以为两位温州人要得到沿马路的门面，却没有想到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浦东严桥乡，距离杨高路30米远的一间仓库。
精明的上海人为他们的选择纳闷，而温州人自己心里却有数。根据掌握的信息，两位温州人认为杨高路注定要改造，改造的结果必是6车道，或8车道，到时马路拓宽，这间仓库就蕴藏着一笔大财富。
经过双方交流与沟通，两位温州人与上海方面达成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之后，收入二八分成，5年时间内不变。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人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上留下了足迹。很快，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而两位温州人承建的出租房，其价值自然就水涨船高。
要成功地抓住机遇，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目光，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高瞻远瞩，走在别人的前头，从而做到先知先觉，达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境界，从容面对每一个政策变化。
在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民营资本出生的软环境并不理想，也造就了其对政策的高度敏感性。
在温州，注意观察中央一级的政治风向，善于跟随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温州最高级的党政机关报《温州日报》是一份不靠国家机关征订，完全依靠自身发行就能有较好收入的党报。
2006年，在全国房价一片唱跌中，北京浙商商会副会长陈俊却看到了商业地产的机遇。他热衷在政策变化中寻找商机，曾经带领60余名浙商精英北上投资。自2005年国家对房地产实施宏观调控以来，面对政策变化的突然，他就意识到揣摩和迎合政策的重要性。此后，只要有重大政策出台，他都要仔细阅读并反复思考。
2006年5月29日，建设部等国家九部委联合颁布《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在对其分析后，陈俊得出以下四个有效信息：首先，九部委新政调控范围主要局限在住房领域，对商业等其他领域很少涉及；其次，调控重点是房产交易的过程；再次，从具体条款看来，这次新政的动作虽然很大，但毕竟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策的效用是引导，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最后，国家不可能出台政策干涉商业发展，没有针对商业地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于是，陈俊得出“新政将引导投资以商业为主”，为保证收益，他建议将投资领域从“住房、商业并重”转向“以商业为主”。此后，各方面的反应更加印证了陈俊的分析：北京的地产开发商开始主动约见浙江投资团；丰台区政策召开座谈会，表示了对浙商扩大长线投资的欢迎；此外，浙江投资团在考察吉林5县市投资项目时，受到了极高的待遇。
看准了这次房产调控的投资机会，陈俊带领着浙商投资了万年花城、明天第一城等多个项目，最高获利200%之多。
2008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控政策转向。陈俊在马不停蹄考察多个项目后，他认为房价不会一直下降，最晚到2009年6月就会回暖，因此，他得出推论：投资的最佳机会就在春节。而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2008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经过2008年中国房地产房价跳水，成交低迷等状况，也塑造了2009年房地产的“牛市”，而浙商投资房地产又再一次获得极大回报。
我们不能迷信政策，毕竟一个行业的兴衰最终不是由政策决定。但如果不观察政策的风向，选择与政策违背的“逆风”方向发展，可想而知，其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或者被刮进政策的汪洋大海中，奄奄一息。
看清时局并顺风而上者，往往是时代的胜者，而出身草根的温州资本，顺着政策的风向，利用政策的东风，就能将自己送上另一个高度。
“人格化”集合
中国地域广大，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关于各个地方特色，有这样一则故事：
外星人坐飞机来到地球，见到北京人，北京人问他：“你在你们星球是什么级别的？处级还是局级？”；见到上海人，上海人觉得可以把外星人关在动物园里展览，赚些小钱；见到广东人，广东人也觉得外星人长得很奇怪，认为用它来煲汤一定很好喝；见到温州人，温州人一张口就问：“你们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这原本是个笑话，但北京人的政治情结、上海人的利润情结、广东人的美食情结和温州人的商业情结，被展现得一览无余。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地方特色的烙印。一位美国学者曾经用三个“M”和一个“I”来总结温州人的成功。所谓“三个M”，指的是大众模仿和创造性（initiativess）、流动性（mobility）和市场（markets），而“I”则指的是空隙（in-terstices）。
凭借着先知先觉的市场意识，温州人很早就走出了温州，进入各地市场。当其它地方人们的市场意识还没有被激发出时，温州人就开始在市场上奋斗打拼。尽管开始之初，他们经营的内容多是缺乏技术含量的服装、鞋类商品。但当其它任开始要参与市场时，温州人却已经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和市场经验。这就是温州人打的一种“空隙战”，也将“流动性”和“市场”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在有限的时间差中，“抢占”到更多的市场与资本。
此外，温州人善于模仿，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创新。在商品生产之初，温州人善于模仿，“复制”相同商品是家常便饭。但在经营时，温州人并没有放松观察市场、观察新产品，一旦市场上有新产品出现，他们很快就会模仿并制造。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温州人必做的选择就是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由此，现在的温州已经不再是模仿经济的“代言省”，而是一个品牌经济的“中国式典型”。
不可否认，这位美国学者对温州人进行了细致的概括。的确，温州经济的发展和温州资本的积累，是温州人“人格化”集合发展的结果。但“三个M”和“I”并不能囊括温州人成功的全部特质。在我看来，以草根姿态生长的温州人与温州资本，还代表着一种吃苦耐劳的坚韧品质。
中国有句口头禅，“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创业阶段的温州人身上，再合适不过。对于温州的吃苦耐劳，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一篇书评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艰苦的工作，但似乎没有温州人干不了的工作。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和冒险精神，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
作为一个非温州人，莫言对温州人的刻画却颇为深刻。的确，在温州，绝大部分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而其背后也都有一段段艰苦奋斗的过程。
巴黎第11区伏尔泰大道的一位温州黄姓企业家，在20岁时就来到法国，借住在亲戚家中。最初，并无特长的他只有学习针车，“每天坐在针车前十六七个钟头，累了就睡在针车旁边，醒来继续干活。我太太也一样。”
辛苦拼搏了七八年后，黄先生开始做代工，给客户“赶货”。由于缺少人手，他每天都要推着超市的手推车取货送货。在不取货送货的时间段中，黄先生还要暗无天日地赶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办下居留证。
拿到居留证之后，黄先生的梦想才从只有30多平方米的店面中得以起飞，此后，他的事业渐渐走上轨道。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温州企业家的形象，他们自立自强，就像国际歌中所唱“从来就不靠救世主”，以一种顽强的草根姿态，展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顽强。而在顽强姿态的背后，温州人的骨子里还流淌着诚信的血液。
在诚信方面，温州人有一个知耻而后勇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一个北方女青年为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产皮鞋。不料，这双皮鞋却在两天后的结婚宴席上开了帮，细看之后，才发现原来皮鞋里塞的全是马粪纸。愤怒之下，他们将劣质皮鞋寄给了当时的温州市市长。此后，温州又发生了性质类似的“柳市黑潮”和“火烧武陵门”事件，使温州人的市场信誉降到零点。
一时间，温州商品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人的市场占有份额急剧下降。严酷的现实刺激着温州人的神经：假冒伪劣可能获得一时的富裕，但绝对不能维持长久的发展。痛定思痛之后，温州人毅然与失信的昨天告别，开始寻找曾经丢失的信用。
现在，在温州，如果一个人从银行借钱不还，无非就是打官司；而如果在民间借了钱不还，失去在民间的信用，可能会无法找到立足之地。
2009年，国家宣布整治山西小煤矿之后，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团体中国的“重灾区”，而小叶和小蔡则是“重灾个体”。在温州刮起“炒煤热”时，仅温州平阳县就有300亿资金，流向山西，购下200多座煤矿。在这股风潮中，平阳县水头镇的小叶个人投资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则自己投了几百万，还带来参股的几百万元。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如果发现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温州人就通过亲缘关系网络，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等，迅速调动巨额民间资金。在这种高效运作模式下，让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在房产、石油、煤炭等利润丰厚产业中辗转腾挪。
具体有多少人参股他们的煤矿，小叶和小蔡也说不清楚。“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在分红时，大家彼此都不会去查账，就是因为信任。在这方面，温州人“拎得清”，谁也不愿意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否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就是因为彼此间的信任，忌惮失信之后的出局，才让小叶和小蔡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
将诚信视作生命，将吃苦耐劳的坚韧视为通往成功终点站的不可缺少的特质，温州人集合了这种“人格化”特质，将温州民营经济的草根特色演绎得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