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既然是谈谈，总是希望谈话的双方，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不管是中国是“天朝”，还是轮到了欧洲作为中心，这种谈谈总失之于傲慢与偏见，其背后显而易见地都是民族优越感在捣鬼。韩毓海就发现，1911年出版的《牛津简明英文词典》里，关于“东方”的条目是这样的，“东方：指光芒四射的、闪光的（绸缎）、高贵的、兴盛的、光明的所在，是宜居之所，是理性关系的确立，是朝向，是确定自我方位的所在，朝向东方。”而到了1980出版的《剑桥美语词典》，这个条目被改为了短促的一句话，“东方，指中东的东部，尤其指东亚。”当然，这还算是好的，身为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的黑格尔，就干脆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而他本人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这对昔日的天朝上国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和讽刺。当然，也正源于双方的傲慢与偏见，造成了各自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导致了各自无视于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最终对自身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有人曾撰文指出，这种基于狭隘的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中心论”，显然是禁不起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对于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开始反思，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而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Max，2006）也企图从全球的与生态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对中国来说，那种面对世界霸权的抵抗情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提升，在全球化中俨然成为世界生产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由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到近期的《中国不高兴》，弥散在中国民众的心头。曾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老师对谈过，他就开宗明义地表示，我们该把“欧洲中心论”扫进垃圾堆。
重拾民族自信，开始思考着怎样做大国的中国，在世界面前，已经不再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像在公婆面前低眉顺眼的小媳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谈谈，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和高频率。只是，就有蜜月期的恋人，还是欠缺一些磨合，甚至还有一些猜忌。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拜在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石榴裙之下，但在贸易不平衡、全球金融机构改革、气候保护以及伊朗和朝鲜的核争议等重要问题上，中国的表现很难让世界满意。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也很难得到解决。有人想问，中国将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一边，声称自己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为由，拒绝对上述国际问题承担责任吗？！另外，从五四运动时开始，昔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曾投身于民主、自由和阶级斗争，投身于妇女解放，然而，为什么到了今天，中国却将普世价值看作西方玩弄阴谋的武器，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东西，忘记了共产主义思想也同样来自西方——也许，这也可以看作世界对中国的疑虑，以及掩盖在其外表之下的内心不安。而对中国来说，也需要时刻防备世界打着“全球化”旗帜的阴谋对自己耍流氓。《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全球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的自由化，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抹平全球差异，使得世界经济自动达到了均衡……另外，正是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家阶级推进了全球工业化，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共同富裕”。只是，也一如韩毓海所认为的那样，这套说教听上去十分美妙，但却是美妙地掩盖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资本对于世界的“发展”从来就不感兴趣，因为它唯一感兴趣的是利润率的“增长”、是资本的积累，是如何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榨取最大利润——不得不说，深受美国金融危机之害的中国，应对所谓的“全球化”提高警惕。
如何积极融入世界，又如何在世界的游戏规则下保全自己，将成为世界与中国谈谈之间的拉锯战。但幸福的是，延着“留美幼童”以及鲁迅、蔡元培、傅斯年等人所踏出的足迹，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普通民众走了出去，将中国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只是，在他们心目中，“救亡图存”已经不再是梦想，而这些梦想却已包含了更多丰富的内容，或者是去了获取个人的幸福，开启人生的多种可能性；或者是为了让中国的声音更能被世界听到……他们甚至已不在意死抱着国籍不放，突破了地缘政治的边界，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全球公民，也就是跨国公民。他们爱自己的祖国，也爱自己的所在国。他们不反对自己的内心，同时效忠两个国家。美国著名民调专家佐格比在2009年曾撰写一份有关美国的变迁报告显示，未来美国社会是由那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动荡的1960年代完全没有记忆的成年人主导的。他把这些人称为美国的第一代全球公民，他们对世界有全球意识，最有可能在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方面主张平衡，最不可能主张跟伊朗打仗。他们更有可能拥抱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在中国，幸运地避开了全球冷战，以及国内文革废墟的80后、90后以及完全在全球化的阳光雨露下生长的00后乃至以后的所谓几几后，亦将成为“全球婴儿”。在本书中出现的人物，像身在南非的王晓鹏和身在加拿大的连鹏，便是这种“全球婴儿”的代表。当然，也有很多像刘瑜（《民主的细节》的作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讲师）、徐贲（英语文学博士。现任职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玛雅（1992年转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翟华（1984年7月赴法国留学获得能源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国际组织从事发展援助工作近20年）、徐滇庆（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目前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任教，终生教授）、田原（现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任教。曾获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他们大多出生在1950-70年代之间，但是也无一例外地具有相似的“特色”：他们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毫无障碍地进进出出，如电子产品的按钮那样自如地来回切换，甚至乐此不疲。这注定着他们，既有本土性，亦即中国性，也有全球化的视野，亦即国际性。他们很动情地欣赏世界的美好，并积极地投身美好当中，也很清晰地触摸到了中国的痛，并与中国感同身受。他们可以以中国的立场看世界，以此捍卫自身的利益不受外在的侵犯，也能用世界的立场看中国，以此保证自己所说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并不是在自娱自乐，并可以借之校正或定位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形象……除了他们之外，本书还有几位外国友人，来自日本的加藤嘉一以及来自韩国的李旻泰。他们或为大国所吸引，或想从中国身上找到自己解决某类问题的钥匙……总之，就如当年盛唐时万国来朝一样，他们也纷纷加入到了来朝的大军。当然，这里的来朝也许会包含景仰，尊敬，但绝对不会包含那种跪拜式的不平等。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世界主动表达要和自己对话的姿态。在他们身上，有世界性，同样也将有中国性。
常常想，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代表世界，来和中国谈谈？或者，让他们代表中国，来和世界对话？！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中国和世界的谈话内容会发现，中国先是想要学习西方的“器物”，主张“师夷长技”，接着是想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再接着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下以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新文化运动兴起。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抵达社会主义。如今，世界和中国谈谈的内容，也许更集中在，如何让这个国家的躯体保持健康更充满活力；如何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如何让这个大国在国际上更好地使用自己的话语权；如果让受大国诱惑的世界更能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美好……中国安，世界安。期待一个更和谐的世界。期待一个更好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