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系辞上》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与“器”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以“形”为中介，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中的“道—器”关系。所谓“形”，是对天象地形、宇宙万物的总体概括。“形而上”指的是在“形”上的抽象原理，也就是“道”；“形而下”指的是在“形”下的具体事物以及它们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器”。
唐代的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言：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
（元）赵孟頫《行书三段》卷，此为首段。
节录《周易·系辞》，署款：“大德九年十月十一日谒介真馆，为南谷尊师书此章。弟子赵孟頫。”钤“赵氏子昂”印。书于元大德九年（1305），作者时年52岁。
这是说，“道”是天地之间最恒久的存在，也是无限无穷的过程，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形态，才能生出无穷的可能性；在“道”的基础上生出了“形”，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与能量；有了“形”之后有“器”，才是可以让我们感知到的万事万物。
道家的观念与《周易》对“道”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中曾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这是道家对“道”和宇宙万物关系的描述。“道生一”，是说“道”孕育出了最原初的物质，然后分化为“二”，即阴、阳；再继续分化为“三”，即天、地、人。
西汉刘安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是这样解释的：
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著作。
这里的“一”可理解为太极，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存在，也就是“有”和“无”的合体；“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和合，冲和为人。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继而有万物的发生，由此构成了万事万物。
以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说法。这一观点听起来好像很玄秘，其实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论也是这么回事。现代物理学界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37亿年前。在这过去的有限时间内，宇宙是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初始状态演变而来的。这是“一”的阶段，此时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温度不断下降，经过持续的膨胀，能量和物质被释放出来，构成了质量，方能形成万物。
在这样的过程中，“道”可以被视为贯穿始终、无所不在的内在规定性，存在于万事万物的规律之中，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发展状态，它并不是后天或人为的力量形成的，而是在宇宙的起点便存在，永远不会变更。
“道”的外延可以无限广大，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能说出来的“道”，都不是“道”的本身。我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所感知的“道”，不过是此时、此情、此景的概括，并非可以放之于天下皆准的“道”。换句话说，凡是能说明白的“道”，都是局部的小道，大道是不能言传的。
2.形而下者谓之器
如果我们思考问题，都是从较高境界、较远视角入手，那我们就会不断地改进，不断地向前走，最后到达更遥远的成功之地。反之，如果思考的都是琐碎的小问题，停留在具体操作层面，或者说技术性的层面，那我们就会被此所束缚，在这个有形的圈子里兜兜转转，只能做很普通的事情，成为再普通不过的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在提倡“形而上”和“道”，有关于它们的思考要比西方的管理学早得多，也透彻深入得多。我们不妨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政府机关或公司，一般称管理人员的部门为人力部，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一般称为人事部。“人力”与“人事”，看似差别不大，可显示出的是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的思维多是归纳性的，重视网络化、扁平化的模式，故而把人整合为人力，认为众多的人与人力，是整个社会管理或生活管理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做出的人力，相互之间可以叠加；而中国传统的思维多是演绎性的，重视金字塔式的模式，故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事，个人与个人不尽相同，人事自然要分而视之。例如，我们的《二十四史》皆是以人为中心编撰的，基本上是一人一个传记，再结合每一个人的事来记载。所以说，西方文化提倡的理念是，人是生产的要素；而中国传统提倡的管理，则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要把人与事结合起来考虑。
再具体点说，尽管两者的对象都是人，许多管理内容与管理方法也是近似或相同的，但区别在于：
所谓人力资源，是把人或员工视为一种资源，将他们贯穿于公司的整个运转周期中，可以对其工作进行细致的设计和量化的分析。比如竞争上岗，重视能力选拔，而其更高的目的是开发潜能，将人的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优化，在为公司服务、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发展个人，这其实是一种战术思维。
所谓人事，是把人与事捆绑起来，事与事之间有关系，人与人之间也要得到良好的协调，人不是开发主体，而是管理对象。比如晋升，多重资历，而其更高的目的，是把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实现对人事的更好控制，这可以视为一种战略思维。
无论如何，要做大事业的企业者，必不能纠缠于细节，要站得高，看得远，抓住主干问题、主干矛盾。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教导他的弟子子贡，要牢记“君子不器”的信条，君子不要只像器具一样，只有单一方面的用途。这句话放在《为政》中，也是说明了孔子教导自己的众多弟子，无论谋求官职还是从政为官，都要“为政以德”，修君子之为，为天下之事，而不要仅求得自己的温饱无忧。
子贡，本姓端木，名赐。他是孔门弟子中最会做生意的人，同时也是做官做得位置相对较高的人，一度官拜鲁、卫二国之相。他的经历恰好与他的同门颜回形成鲜明的对比。《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孔子心知肚明，德行出众的颜回不善经营，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对行商之事颇感兴趣，可能是他在此事上颇有些天赋，用心猜测商品涨落行情，每每都能猜得对。
子贡将赴任，向孔子辞行，孔子勉励他要勤俭、公正、廉政，处世要谨慎。
但孔子仍认为子贡停留在“器”的层面。《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对子贡的一段评价：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子贡在与孔子学习的时候，曾请教过孔子：“先生，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称他为“器”。子贡反应得很快，马上就又问了，我是什么样的器呢？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什么？瑚琏是宗庙盛黍稷即小米、黄米的盛食器，用来祭祀天地和鬼神的器具，是非常珍贵的大宝礼器。
孔子的评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肯定了子贡是难得之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有夸赞褒扬之意；另一层意思，也是在教导子贡不要执着于具体而烦琐的行政事务，不要只顾着赚钱，同时也要观天下之事。
子贡听从了孔子的教导，他后来许多的商业活动，都与孔子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子贡先后在卫国和鲁国担任过重要职务，政绩不凡，还曾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诸侯，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外交成就。可以说，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实现儒家理想最有利、最实际的支持者。也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识见与才学、能力，子贡被后世推崇为儒商的始祖。
3.管理以诛心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讲道和器，同时也讲心和性。以思孟学派为始，孟子在《孟子·尽心》、《孟子·告子》、《孟子·公孙丑》中多讨论“尽心知性”的思想，“礼、义、仁、智”皆根于心性；《大学》强调“明”，而“明明德”正在于正心，在于明自本心，《中庸》则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尽在一心之中。宋明理学的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王阳明，更是将“心有体用”、“心统性情”、“良知”等视为基本观点。以上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都在努力思考人之性、人之心，也就是人的性情如何，人心在想什么，进而考虑怎样修炼自己的性情，如何透视他人的心性。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的管理，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对方，熟悉人的心性，直接洞穿人的内心，这样方才能够抓住人性的好恶、人心的向背以及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此基础上进行心性管理，必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故宫外朝三大殿的中和殿，其宫殿之名“中和”二字即出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提倡儒家的中和之美。而“中和”的观念，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全句为：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帮。
释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钤印：有德司契、咸丰之宝、养心殿宝、经纬阴阳。
题识：咸丰元年孟春月，御书。
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被称为“十六字心传”，相传最早出自尧、舜、禹禅让之时，提醒接任的帝王，人心才是治理天下的关键，只有明心，才能担负起天下与百姓的重任。宋明理学更是将此视为圣人心性的精义相传。
所谓“人心惟危”，指的是人心险恶，人心叵测，尤其是从事商业活动，大多时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一个人都有分别心、是非心，还有胜心、妒心、悭心、吝心，人我心，或在声色，或在名高，或在货利，充满了各种欲望的沟壑，无一不需要我们去警惕。而真正跳出私欲的“道心”，则是最为精微的规律。“人心”与“道心”的对比，正如程颢所言的“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道心即天理，是天命之性，是天地自然之心与万物的融为一体，彼此不分你我。
唯有用天下之心去修养人心，才能达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最高境地。这个“中”字，是核心，更是精髓。《中庸》中说，“中”是天下之正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中”，可以是天地之中的天人合一，也可以是人与人之中、事与事之中，不偏不倚、不远不近。而这种“中”，还要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下，方可大成。
我们集中讨论的“商”，正有商量的意思，何谓商量？就是要协商到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都能认同的、理解的、支持的、中间的状态，用最大公约数来维系一个团队的运转。
2010年我去台湾，到过很多当年迁台学者的故居，听了不少让人唏嘘的往事。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阎锡山。
阎锡山当年在山西割据千里，叱咤风云，统治山西长达三十余年。在此间，他耳濡目染了山西晋商的习惯，有了钱财便置备不动产，买房子、买地、建院子。当然，阎锡山的产业财富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比拟的，山西的好多山林、煤矿，包括铁路都属于他的个人资产。却不料在1949年迁台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时间无法迅速出手，也没办法随身带走。结果阎锡山辛辛苦苦置下的产业，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
到了台湾之后，阎锡山最初上任为行政院院长，后来又当了总统府顾问。尽管这听起来名头很响亮，其实不过是个虚衔空职罢了。蒋介石又颇为忌惮阎锡山之前的兵权和实力，更是不敢把重要的政务给他，只是象征性地咨询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一时间，阎锡山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不仅清闲起来，而且生活水平也跟着降了下来。他在台北的零星收入，怎比得上在山西时的割据一方？
聪明者如阎锡山，他透彻地看清了局势，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自己已经很难东山再起。与其招来蒋介石的猜忌，莫不如过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平平淡淡才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在阳明山上盖了个小院子，几间草房，几亩耕地，平日里读读书，写写字，消遣悠长的时光。后来，宋美龄实在看不过去，给阎锡山捐了点钱，让他把草房修缮成了瓦房。这几间房子现在还在阳明山上，但早已人去屋空。
故事就是从盖草房开始的。
阎锡山当年去台湾，颇有避难的性质，不可能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的大军都留在了大陆，随身只有7名侍卫，这些侍卫多从小就跟着阎锡山，算得上半个家里人，他们的衣食用度都需要阎锡山来支付。所以说，到了台湾阳明山之后，他们8个人亲如一家，同甘苦、共患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