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完成后几年之中，大约有十来项有关清代历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我从这些研究以及关于拙著的评论中获益匪浅。某些重要问题一直是专家研讨会上热烈讨论并通信交流的主要议题。因此，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要我修订本书并为再版作序言时，我原以为，我或多或少能利用序言提醒读者对于我已发现的初版中的肤浅或错误之处加以注意。然而，当我再次重温这部著作时，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它的主要思想似乎依然站得住脚。
我努力纠正了初版中的印刷错误和一些史实错误。例如：举行殿试的场所和文祥亡故的日期。在确定这些问题的准确性方面，我得到何炳棣教授、刘广京教授和孙任以都博士（Dr.E-tu Zen Sun）十分慷慨的帮助，他们每一个人都小心细致地反复核对这部著作，而按照常规，学者只有对待自己的作品才会持如此审慎的态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贝尔先生一直异常热心，既注意这一修订版的要旨，又不忽视其细节。
何先生、刘先生、孙女士和格雷戈里先生提醒我，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应该在我论述得比较简略而最近有详细研究成果问世的问题处加上脚注。再版增加的脚注被插入初版脚注中间，并用*标明（中译本的注释处理，见译后记。——译注）。文献目录没做任何增补。我不打算用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多卷本的中文档案集来填充新注释。这些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海防档》（九卷，1958年台北出版），以及《洋务运动》（八卷，1961年上海出版）。诚然，这些资料选辑十分重要，但是，在我所能够查阅的范围内，这些资料没有使赞同或反对这部书总论题的观点在份量上有所变化，因为这些资料选辑包含了同样类型的文件，有时是同一种文件，而那些文件我已从《实录》、《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以及当时重要中国人物的官方和个人书信文件集中征引过。
自本书于1957年初版以来，有关的评论、研讨和通信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总体看来，这些问题我似乎已在初版中给与回答，但是也许还不够清楚。因此，在此对这些关键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可能是有所裨益的。
太平天国起义。一些评论者指出，在我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简短论述中，“对朝廷一方有明显的感情投入”。我认为在一部以清帝国努力重建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为主题的著作中，感情的投入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我因此被指责“对中国人民持有敌意”。然而，不管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太平天国起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中兴时代，中国人民是以惊恐和憎恨的心情来看待太平天国起义的。
对外关系。关于西方列强的合作政策是一个帝国主义阴谋的见解，迄今没有任何证据。在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没有改变原有的基本内容，仅有一点细微的变化。英国政府采纳并支持了由普鲁斯和阿礼国凭经验形成的一项政策；英国政府没有系统地阐述它。凡是熟知英国外交史的人都不会持相反看法，但是驻华公使的作用比七年以前我所了解的甚至更富有开拓性和重要性。在添加的注释中，我已表明赞同英国年轻学者们最近关于这一点的研究成果。
经济。由于采用新方法对已知的史料加以利用，以及最近大陆出版了原始资料，最新的研究已毫无疑问地证明：整个清代商业活动的水平比以往估计的要高。然而，本书的论点——清政府坚持不懈地用道德原则限制商业，并卓有成效——得到了肯定。
中兴领导人物的品格。我对中兴领导人物高尚品质的赞美受到批评。争论的焦点是曾国藩。他已被中国大陆定论为“卖国贼和刽子手”，台湾则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已献出一个曾氏私敌的日记。这部日记比曾氏任职时的文献记录更重要。日记表明他受到上级和部下的一致尊重，并受到了解他的外国人无可置疑的真诚赞誉。无疑，他在惩罚起义领导人物时过分严厉，这在拙著中已作了阐述。然而，我仍找不出理由改变我对这位人物的赞誉。
至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的断言，说我对中兴领导人物的尊重转移为对国民党的尊重，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推理。
科举制度和社会流动。我们现在了解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通过科举向上升迁这一公认的途径，仍没能扩大到足以应付清初及清代中叶的人口爆炸。这一事实并非直接适用于同治时期，该阶段经历了人口的灾难性损失，并且特别广泛地增加了各级科举的地方名额。然而，官职的数量不是根据科举按比例地扩大；此外，日益明显的迹象是，新式军队中大量重要成员（虽然不是他们的领导）未经过科举的训练。因此，19世纪末叶在野的不安定的文人士子日渐增加和军队人员不断增多，而中兴的领导人一旦去世，地方上的文官权就会移交给后者。
究竟有没有一次中兴？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始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基本体制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兴失败后，军事和财政大权从正在瓦解的中央转移到地方。中华帝国在1870年后的痛苦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所谓的同治中兴从未出现”，反而映衬出中兴十年间的巨大成功。同治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芮玛丽
1962年8月写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