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厢子还有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对此，学术界一直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我的理由是：其一，陈云当时的记录和周恩来等多位亲历者事后的回忆都是在向威信进军途中川、滇、黔交界处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或村子）。当地的学者实地考察后确认，在三省交界处，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一个以“鸡鸣三省”命名的村庄，而三省交界的岔河一带被人们通称为“鸡鸣三省”。具体地说包括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等地、贵州毕节县的德胜等地和四川叙永的水潦（距石厢子仅有10分钟的车距，同属今天的石坝彝族乡，笔者在2012年6月22日曾实地考察）等地。⑼其二，杨尚昆回忆“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刘英回忆也是2月5日。⑽更重要的是，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于2月4日1时来电请示行动方针，并要求“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再次来电催促中央“请立复”。2月5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复电，郑重告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指原中央苏区——引者注）的问题”，指示他们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指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以及军委分会与中央分局的分工等重要内容。这份电报开头处标识“万万火急”，电报末尾又特意说明“决议详情续后”，这表明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发出的（比如马上要出发）。根据项英4日的来电和5日中央的这份回电确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肯定在2月4日至2月5日召开过会议。而且，学术界也普遍推论，在讨论给项英复电内容之前，肯定要先讨论决定了张闻天与博古交接权力问题，然后才可能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正式复电项英。其三，军委纵队在石厢子的两天正好是除夕和大年初一，这是中央领导在一渡赤水后至2月9日到扎西镇期间，唯一一次在一个地点逗留两天的机会。朱德2月3日22时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明确：“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因为没有会议记录留存，我们只能从发出的电报分析开会讨论的内容。查朱德在2月4日的23时半和2月5日的凌晨3时，分别签署有电报。其后最早的电报则是5日21时的。其中2月5日凌晨3时的电报分别调整了红一、三、九军团的行军路线，并明确：“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这一计划实际上也是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四，在5日的21时半的电报中，朱德明确：“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⑾据当时因受伤而和军委纵队同行的陈伯钧日记记载：2月5日，“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75里”，“到宿营地已次日2时了”。陈的日记中还讲到有滇军一营固守碉堡，不能立即克敌，形成对峙。军委二局（负责收发电报和监听敌台）的伍云甫2月5日日记记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即花房子——引者注）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约行3小时），23时半才到。”这些电报和日记表明，2月5日白天，军委纵队行军一天到水田寨，因为有守敌干扰，又绕道到3里外的花房子宿营，已经很晚。翌日（2月6日）天亮就又行军45华里到石坎子了。由此，我们推论2月5日晚抵达花房子后，中央和军委领导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集会讨论党的最高领导权交接、给苏区中央分局和项英复电和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等多项重要内容。所以，在没有更可靠的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认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凌晨（至少可以肯定2月4日是开过会）在石厢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朱德在2月5日的凌晨3时签署的电报可为佐证，说明至少在5日凌晨3时会议还没有结束。综上可知，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
著名学者程中原把2月5日至9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行军路上分别于水田寨、石坎子、大河滩和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的一系列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并认为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了的”和“未解决好的”问题。⑿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受其启发，我认为尽管从地域关系说，石厢子会议不像其他几次会议都是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召开的，但就其所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与上述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是上述会议的开端。或者说石厢子会议属于“扎西会议”系列之一，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继中央常委再行分工更换最高领导之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有一些重要的举措和行动。一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军传达，用毛泽东一贯力行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针武装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二是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减少了番号和指挥层次，充实了一线战斗部队，并进一步彻底清理了行装；三是加强了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区（原中央苏区）的沟通和联系，促成各路红军的协同配合；四是划拨400多精干指战员，组织了由干部团政治科科长余泽鸿和红三军团师政委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队，以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这些举措和行动，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地加强。
（三）扎西会议期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度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这时，通过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电报得知，不仅滇军主力从昭通、毕节压了过来，而且川军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都跟进围追上来，形成合围之势。毛泽东和军委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杀个回马枪。主力红军于2月18日和19日，出敌不意，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再渡赤水河，插向敌军防守薄弱的黔北地区。2月下旬，红军强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追歼吴奇伟，取得击溃黔军8个团、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俘虏3000人的重大胜利。这是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1934年4月广昌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4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为加强和统一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签发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重新担任的第一个军队领导职务。
（四）遵义战役胜利后，红军上下，欢欣鼓舞，高级将领们也都积极寻找战机，欲图再打几个大胜仗，彻底转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但是，在事实上，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特别是又无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不仅在实力、装备方面，而且在伤员安置、后勤补给、敌情侦察和隐蔽行动等方面，都存在超乎寻常的困难，很难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才是第一位的任务，而寻机歼敌则需要足够的耐心。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打打鼓新场，并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的后果担忧，就去找周恩来，经过仔细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因此事触发，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以来每每要通过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决定作战方针的状况，不能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建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部队。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主导地位从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五）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二阶段的主要情形。
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不仅为亲身经历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所称道，而且也一直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毛泽东本人更是称其为他战争生涯的得意之笔。但是，2010年第11期《炎黄春秋》发表夏宇立的文章《四渡赤水评价考》，对此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其中特别把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自己成为成员一事，称为“权谋”。这里谈两点我的认识。
第一，遵义会议除了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外，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党和军队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隶属关系和其由历史形成的影响力，也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当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因此，在这次自主决定主要领导的权力过渡中，采用的是平稳的逐步过渡。首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决策权，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第二步是遵义会议上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立即撤消博古党内最高负责人的职位。而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张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第三步是在叙永县的石厢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第四步是成立“新三人团”，进一步组织上突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核心地位，但是并没有改变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地位。不仅如此，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还一度让他接替王稼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而实际是党内和军内主心骨的毛泽东，却始终不肯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边，赞同和支持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这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高明。上述情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坚定的党性原则与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