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浙江会产生这样一支反对学派呢？原来在宋廷被迫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之后，浙江便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尤其沿海的浙东地区，具有优越的经济生活条件，使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好的发展，商品经济氛围浓厚。在这样的环境下，兴盛一时的永嘉（今温州）学派和永康学派逐渐受浙东繁盛的商品经济感染，一扫重农抑商的陈腐论调，标新立异地讲究功利，认为不能产生实际利益或者积极意义的“道义”论调只不过是虚言而已。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创立各自学派，有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有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此外还有以所谓“甫上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磷、沈焕为代表的四明（今宁波一带）学派等。
这些浙东学派有共同的愿望，在学术思想上又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强烈要求恢复祖国领土的完整，“复故疆之半”，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以求统一；他们都主张从实际出发，整顿社会的各种弊端，讲求实事实功，反对虚妄不实的空谈，并注重从历史的研究中吸取有用于今的经验，这也正是南宋浙东学派事功之学的基本思想。而永嘉的叶适和永康的陈亮当为“事功之学”最突出的代表。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经济上，他们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学术思想上，他们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汉儒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义利并重”观，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
南宋的事功学派，开启了中国商业文化的新境界。永康、永嘉和浙东这三大学派合力推崇经世致用，驳斥腐儒高谈阔论，既为忧国爱民，也是顺应时势。南宋政权的贫弱无助，令活跃在当时政权中心浙江的哲人们忧思难酬，企望经由工商事功，梦寻超越《清明上河图》往日繁荣的美好理想。
从宋代的永嘉学派提倡“农商一体，发展工商业”，到清代浙东学派强调的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在这样的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浙商群体的精神支柱，就是这个“重商价值观”。
陈亮与他的商业思想
自古以来，“民富国强”一直是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追求的理想治国目标，因此，我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大量求富民、“藏富于民”、寻强国之道的思想和主张。所以，到了南宋，“民富则国富，民富则国强”、“下富则上富，下贫则上贫”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但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等人却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富民强国的思想加以深化、系统化、具体化，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具有鲜明的事功色彩的思想中，紧跟时代步伐，将富国必先富民，民不富则国不强，只有将富民与富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才能富强的道理阐述得深入浅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一直是经济思想的主流，厚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但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人们也渐渐改变了以往把商业视为“末业”的观点，商业逐渐成为社会的“本业”，有人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仍固守厚本抑末的传统政策显然是有悖于时代潮流的。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的重要性并不比农业低，相反，在某种情况下商业的繁荣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业可以增加百姓的财富，从而增强国家的财力。而且，陈亮就如何发展商业提出了不少有益的主张：
1.正视商人的社会作用
陈亮认为，要推动商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商人的社会作用，对统治者来说必须树立“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成功的商人，其才能不会逊色于科举之士，而相对于一些迂儒的士族而言，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更大，理应取得合理的社会地位。陈亮对于那些品行端正且有才能的富商巨贾是相当推崇的。
2.实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
政府对商业是扶持还是压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税收上，是否实行宽商政策，直接关系到商业的发展与繁荣。陈亮强烈反对向工商业征收重税的做法，认为繁重的赋税是导致大批工商业者破产的直接原因，从而造成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此同时，他认为，政府对社会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并征收合理的赋税以充国用，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必须以推动商业的正常发展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实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注意保护商人，肯定经商的合法性。
陈亮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商人，承认商人正当经营的合法性，并保护其财产不受侵犯。他认为，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与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发财有本质区别，应当受到政府保护。他还对王安石变法中某些具体做法如重农抑商，抑制富商大贾的轻商观念，无视商人利益进行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困商贾”不但无助于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大批商人破产，增加失业人员，增加国家的负担，从而不利于强国目标的实现。
陈亮的事功之学一经提出，即在当时的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商贾们纷纷拍手称道，而当权者也采纳了他的部分观点予以实施，减去了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增加了对商业的保护与支持，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踊跃投入到商业经营之中，而受影响最深的，自然是浙东文化的发源地区，人人以从商为乐，于是，便有了名噪一时的宁波商帮。
第三节千年传承商帮渐成
古语道：“亲不亲，故乡人。”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都是有着极其浓厚的乡土情结的。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兴农抑商”和“重仕轻商”思想，一直制约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经历了秦汉和唐宋时期短暂的商业兴盛，然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活动一直不受到主流人群和主流文化的赞许，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封建政府对商业的重视通常是一种短期行为，即在建立统治政权之初，为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通常采取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一旦社会经济有所好转，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其“抑商”的本能便又暴露出来。这种短期行为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遗传病”。
到了明朝初期，在历经了多年的反元及统一战争之后，虽巩固了新生地主阶级政权，但此时已是国力空虚，民生惨淡，恢复经济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因此，明初统治者与其前代统治者一样，制定并施行了一些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而这时的商人们，经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发展商业不过是统治者的缓兵之策，出于保障自己的个人权益以及更好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便形成了依据地缘和宗亲组成的商业集团。
而在明清时代，更是发展出了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帮。他们分别是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的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商帮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发展繁荣。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也影响了商帮的兴衰演变。当然，“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各种帮会组织也规范和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兴衰的共性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天时决定商帮兴衰
“天时”是指一切客观的机遇和条件，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对外交流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军事政策和政局的稳定性等。中国最早的商人产生在夏朝，到西周时有了“士、农、工、商”四民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秦朝至宋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没有间断过，抑商轻商的传统成了封建社会一脉相承的理念。
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商人队伍不断壮大，终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革命”，在全国各地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商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总体来看，十大商帮中的绝大多数商帮萌芽于宋、元，繁荣于明及清初期，没落于清末及民国。这是由于宋、元特别是明及清初中期，国家统一，政策开明，社会经济发展，政局稳定，从而促进了商业交流和商帮发展。清末及民国时期，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军阀战乱频繁，外国商品入侵，内忧外患，从而使各大商帮先后衰落。从各大商帮的兴衰历程看，天时决定了各商帮的兴衰。
2.地利影响商帮特色
“地利”是指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交通运输条件、资源优势、风俗民情等人文地理因素。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间，既有相似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影响因素，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各大商帮从形成开始就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们的经营项目、活动范围、经营风格、经商观念等都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粤商、闽商、宁波商濒临大海，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局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贫苦的生境迫使其凭借良好的海运条件从事海上商品贸易活动，广州、潮州、泉州、福州、宁波等都是当时的东方大港，表现出外向型的蓝色海洋文明特色。
晋商、徽商、鲁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陕商处于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些区域大都水患连年或土地贫瘠，但在当时以水路为主的贸易交通条件却颇具先天优势。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相对于广大中部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和边关地区的战乱，这些地区更适合发展以货物流通和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商业，适合从事地方特色产品的内陆贸易。
3.人和促进商帮发展
“人和”是指内求团结，外谋发展。在封建半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各商帮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唯有这样，才能以势取利，形成形势。而要形成形势就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这种商业思想与现代“产业要有规模”如出一辙。
其中，最能突出商帮互帮互助“人和”思想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帮组织。如晋商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从朋合赢利到合伙经营；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徽商网络构建的基础是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通过会馆处理内外的商业问题。
宁波商帮注重乡情友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在它的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龙游商内聚血缘地缘，外容纳其他商帮商人。洞庭商利用东山、西山乡帮的力量展开商业竞争。江西商形成“木纲会”、“鲁班会”等形形色色的行会。
早在12世纪闽商建造的妈祖庙（天后宫）是后世商帮会馆的雏形。另外还有鲁商、粤商等都通过会馆等组织规范促进商帮发展。各种帮会组织强调会员对商帮的义务与责任，强调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强调团体合作、信息交流与共同发展。有利于商帮势力的巩固和扩张，有利于协调解决商业活动中的矛盾纠纷，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商业秩序。
另外，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也占有很强优势，它与当时的商业发展环境和形势是相互适应的。但是这种传统的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帮会组织与现代开放流动的市场是矛盾对立的，对建立“大商业、大流通、大贸易、大市场”的现代商业新格局有阻碍作用。
第四节宁波龙游个中翘楚
说起浙江商帮中的翘楚，大名鼎鼎的宁波帮不得不提。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宁波商帮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以头脑灵活、发展迅速而闻名，可以说，是十大商帮中的后起之秀。
所谓的宁波商帮是指原宁波府属的郸县、奉化、镇海、慈溪、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的余姚七县旅居外地的宁波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群体。它是以同乡情谊为纽带，行业为依托，互助互利为目的，具有地域性的同乡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