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宁波商帮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一批代表人物先后成为上海商会的领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得到清廷认可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慈溪人严信厚为首任总理，1903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严继任会长，在长达40余年（1901—1946）的上海商会中，宁波商帮中的朱葆三、周晋镰、虞洽卿、秦润卿、宋汉章等人历任商会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理事、执委等要职，当时的上海商会已成为政府管理商业的自治团体组织，它具有裁决会员间纠纷、管理商界各行业的权力，并接受政府委办等事项，不仅在沪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影响。
第二，宁波商帮掌握了居上海百业之首的金融领域。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秦润卿为第一任副会长，次年继任会长，其后连任四、五、六届总董，七、八、九届公会主席；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首任会长为宋汉章。19世纪中叶，执上海牛耳的9家钱业资本家族集团，宁波商帮占有6个（慈溪严氏、奉化朱氏、郸县秦氏、镇海李氏、叶氏、方氏）。他们的实力，一是初期依靠山西商帮的长期贷款经营钱庄，同时宁波钱庄发行“庄票”（期票）代替现金流通；二是上海外国银行接受宁波钱庄的“庄票”，而宁波钱庄接受外国银行发放的名为“检票”的短期流通资金；三是吸收每年由宁波汇沪达2000万~3000万元的汇款。
第三，宁波商帮在沪经营工商企业迅速发展。据1941年统计：总共有2230家，其中：商业企业1704家，分布在沪商业的98个行业，而在海运、制糖、粮油、药材、人参、颜料、西药、棉纱、五金机械、银楼、煤炭、海味、钟表等行业中独占优势。
第四，在上海的贸易、金融买办中具有较大影响，也是宁波商帮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契机。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遍地龙游纳百川
另一个赫赫有名的商帮便是龙游帮。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这反映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历史上有一个当年堪称国家级的大“帮派”，当然，这个大“帮派”系明清时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龙游商帮的发展，首先要得益于便利的交通环境和较丰富的物产。龙游地居浙江中部偏西南，俗称浙西，古为姑蔑地，是姑蔑文化的发祥地。东南多山，西北多平原，为金衢盆地的部分。多丘陵，是一个半山区县份。这样一个山区县城，是如何形成了对全国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帮的呢？
龙游交通畅便，为古代粮道盐道，粮盐由此贩运而入内地，商濬在《水陆路程》卷一中称“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从京至闽，亦需经龙游的亭步驿，这就足可见龙游四通八达之地的优越地理位置。龙游多产山货，竹木茶烟油染料为其特产，粮食也大量输出外地，而竹子也是十分优良的制纸原料，南宋建都杭州，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官邸，需大量木材，又设书坊刻印书籍，需供应纸张。于是龙游的木材、纸张源源不断输入杭城，促进了龙游的木材、植竹与造纸行业的开发。明清时龙游商人应运而起，这也是依赖龙游地处八省通衢，交通便利，商业信息灵通。又因田少人多，出产不丰。这二者的结合是龙游商帮形成发展的基因。直至明朝中叶，龙游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了明代商品经济不可小觑的强劲势力。
龙游商帮的走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它既不像徽商、晋商有着强大的身份背景，也不像闽商、甬商扼守着便利的航运，这批从浙西山区走出来的商人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究竟龙游商人是靠什么成为一代巨商团体？而在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龙游商帮却又迅速枯竭，又是什么原因让龙游商帮如此的大起大落？影响龙游商人至深的关键词又是什么？
关键词1：开拓——遍地龙游
在历史上，龙游商人的经营区域之广，遍布了中国的每一片土地。龙游商人富有开拓精神。无远而不届，不怕艰难困苦，凡有利可图，就离家远走，志在四方。俗有遍地龙游之说。明万历年间流传的“遍地龙游”之民谚，有力地说明了龙游商帮与享有“钻天洞庭”、“无徽不成镇”等美誉的洞庭商帮与徽州商帮一样，都是明清时期称雄商界的颇有影响的地域商帮。龙游帮商人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闽粤诸地，而且还一直深入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如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
龙游商人的这种开拓热情，与现在温台商人是几乎一致的。他们大都为了谋求生路，背井离乡，在外面努力拼搏得到了一定的知识、资源与人脉后，再把它们带给亲朋好友。然而，可惜的是，龙游商人却没有像浙东的商人们一样，把创业热情上升到区域文化，由于龙游商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依旧有着封建社会抑商思想，在赚了钱之后，他们大多选择了重新回归农耕行业，最终导致其可贵的商业精神被农耕文化所淹没，直至民国时期，龙游的本地商业也几乎全部被外地人占领，“遍地龙游”从此一去不复返。
关键词2：诚信之道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受姑蔑文化的熏陶，重然诺守信用，待人诚信，注意商业道德，不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人。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及“以儒术饰贾事”。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坚持而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这也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立身之本，精益求精。所造之纸，质量上乘，且比同行出产的同一件纸号要重十斤之多。他还从把握造纸生产流程每个环节入手，严格检验，次品绝不出售。其产品享誉大江南北，历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其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龙游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臾无欺，绝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
关键词3：开放的胸襟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蜗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了龙游商帮中，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有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翰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有闽商三元城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翰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正是这份兼容并包的胸襟，促使龙游的商业广泛地接纳了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冲击和熏陶，从而形成新的竞争实力。
关键词4：儒商之悖论
龙游以一个山城小县为据点，无矿产，无势力，居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跻身全国商业先列的商业团体，其能力自然让人心生佩服，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龙游商帮却逐渐没落，在神州大地上已经很难觅得龙游商人的踪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龙游商人如昙花一现呢？后人在叹惋龙游商帮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于历史舞台时，多把原因归结为当时的交通变化及战乱。然而外在的条件变化并非根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德、日两国仍然能于满目疮痍中复兴；温台地区的商业传统虽几经抑制却是“春风吹又生”，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偏而“贾而好儒”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
明代与唐寅（唐伯虎）、文徵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祯，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然而文化优势能助龙游商帮成就一个个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又注定龙游商帮走不了太远。地处南宗儒学中心的浙西地区历代方志在记述商业和商人时，都是低调处理，浙西人从内心深处都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
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等浙东南地区，却批判地继承了朱子理学，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永弃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
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浙东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金华等地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而衡州、龙游虽有柯山、清献、凤梧等大书院，但这些书院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也无一流名家学者，因此即便历史上因缘际会出现了龙游商帮这样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也未能与之结合，产生充满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区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以致几次与经济腾飞的契机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