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
西三环路，过了新兴桥向南，东西两侧各有些奇怪又不显眼的建筑。东侧有一栋小黄楼，楼顶有好多天线。西侧的楼是灰色的，顶着古建筑才有的飞檐斗拱。它们都不高，是老楼，在众多杂七杂八的建筑中显得毫不起眼。但它们分别是空军司令部大院和海军司令部大院，俗称空司或者海司，一般人就叫空军大院、海军大院。
没有三环路的时候，两个大院是可以隔路相望的。大院的孩子们互相斗殴，也就集中在这条路上。打架的传闻我听到过多次，好像是空军大院的孩子更强悍一点，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叫“陆军土，空军洋，海军个个是流氓”，这让空军大院的孩子们有了不少优越感。不过，我没赶上打架那茬孩子，那是大孩子，王朔那拨部队子弟的事情，拍婆子（现在叫泡妞儿）也是他们干的。等我们长大的时候，拨乱反正了，也就没机会蹦跶了。
两个大院之间的那条路，也就是三环路的前身，向北一直到公主坟，也就是现在的新兴桥区。那有一个巨大的街心花园，现在成了立交桥下的环岛。拍婆子之类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当时谈恋爱没什么地方可去，花园是个好地方。而那也给了纠察队不少八卦机会——纠察队是当年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我都不知道是哪儿组织的。一到入夜，他们就经常去那个花园。见着动手动脚的小男女，就叫起来，威胁和训斥。他们也不是为了罚款，就是为了细节，盘问各种不宜问题，那可是一大乐趣。当然不能否认，他们也抓了不少劫女青年的坏人。
我父亲是空军的人，所以我小时候住在大院中。但我爹倒霉，文革开始没多久就受牵连支左下部队了，对于大院里的干部来说，这等于是一种发配。所以我对部队大院的美好记忆并不多，其中有件特别美好的事，我妈曾经带着我去买牛奶。那时候我拿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我们一直走到公主坟，穿过花园，向北走到翠微路，也就是现在城乡贸易中心的西侧。那有一个养牛场，买回一大缸牛奶，上面漂着油花。那牛奶可真香啊。很多年后我还在找类似的牛奶，可惜找不到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奶都是炼制过的，里面的油都被提炼出来做了黄油，而牛奶变成脱脂的，对身体更有好处。这个解释我都觉得扯，算了不说了，一提牛奶就头疼。
操场是大院孩子们的乐园，我指的是放露天电影的时候。要知道那时候只有个别人家有电视机，但有了电视机也没有电视剧。看电影仍然是娱乐首选。大人小孩都早早搬着板凳、马扎到操场上占位置，开始是翻来覆去的那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什么的，还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等等。后来放了个《春苗》，算是另类，但没多久就是“毒草”了。再后来，有些外国片子，比如越南的《火》《消息树》，还有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爆炸》《第八个是铜像》什么的，都挺好看。第二天早晨和同学拼台词，证明自己昨天看电影了，是小学生的一大乐趣。比如“吃心补心，吃肝补肝，吃了眼睛眼睛发亮”“麦子还要打啊”“耳朵就是普通的耳朵”……
大院孩子们的小学校在院子里面，所以一般不必出院。出院是有缘由的，学校要组织学生去学农，就得出院，坐上班车，浩浩荡荡，直奔四季青——现在的西四环了。那里有著名的四季青人民公社，上过电影的，外国领导来访问，都要去参观一下。去四季青干什么呢？抱大白菜。冬季里，北京的市民是没什么菜吃的，家家要买千儿八百斤大白菜过冬。四季青的大白菜非常好，漫天飞雪的时候，那些大白菜收获，躺在地里，要是不抱上马车就冻坏了。于是大伙下了班车，直冲田里，抱上一棵，足有十来斤重啊，就往田头运。想想一群干活的人都是七八岁的小学生，那是什么劲头。抱上两三棵，人的感觉就是外冷内热，浑身出汗，鼻子和手却是冻得生疼。
比较休闲一点的学农是拾麦穗，那应该是在夏天吧。地点不是四季青，而是莲花池，现在北京西客站的位置。大片刚收割完的麦田，小孩们拿着小筐放羊一般冲进去。别说，还真能捡出不少麦穗来。这项工作需要寻找，相当有乐趣，但也有个缺点，就是出了汗不能用手擦，只能任凭汗珠自己掉地上。为啥呢？只要用手在额头或者脖子上抹一把，就会沾上麦芒，一会儿就会变得浑身刺痒，难受得啥都不想干了。
最难忘的一次学农是去南苑的农田里摘豆角。小孩个子小，干这个有优势，钻到豆角架下，一会儿就摘完一垄。由于不能站起来，也累得更快，这时候居然有大人在旁边说：“别干了，歇会儿，喝完水再干。”
之所以这么宽容，是因为那是空军自己的农场，自家孩子弄这么累干吗啊？我的印象里，干了没多会儿就开午饭了，当时说的是吃完午饭再干活。运来的午饭是大桶的煮红薯和玉米，大家敞开吃不限量，这么吃的直接后果是，吃完后学生们全躺地上了，撑得，根本不可能再蹲到地里去摘豆角。于是大家就躺着晒太阳，晒得差不多了，上车，回家。这就是传说中的体验生活吧？谁也没指望让小学生真干点什么。
人逐渐长大，才知道世事的艰难来。因为我爹不在院子里，各种歧视逐渐纷至沓来，比如院子里建了体育馆，各种球票（有时候是“内部电影票”），就发不到我家。比如经常有人到我家来谈话，中心思想是让我们搬走——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终于走人了，我家搬到了朝阳区，我开始和那些大院孩子瞧不上的“胡同串子”们交往，过上了一种更有人情味也更海阔天空的生活。
大院那个方向，平时很少去了。偶尔去趟西客站接送朋友，路过的时候就会瞥一眼左右的房顶，那些房子还在，只是变得低调和渺小了。大院不再是潮流的先锋，不再令人羡慕，这也挺好的。
那个怎么也不高档的三里屯
北京三里屯中外皆知。整个三里屯地区是指西到新东路、东到东三环这一大片，三里屯路位于正中间，它们被东西向的工体北路横切为二，北边叫北三里屯，南边叫南三里屯。
在新东路和工体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有一家京客隆超市，有年头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超市门口有个井盖。说起这个井盖，那是有故事的。我有个中学同学，家住北三里屯，小时候就喜欢喝两杯，有天放学后喝醉了，就躺在那井盖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发高烧，查出肝炎来，休学一年。据说这哥们儿出院后，他爸爸拿了一整瓶白酒放他面前，说你牛把它干了，干不了，以后就别喝酒。我这同学知道他爸爸伤心了，就发了个毒誓，今后再也不喝酒，要是喝酒，左手举杯断左手，右手举杯断右手。
他还真有毅力，滴酒不沾，一直到他工作N年之后。那年他到山东出差，山东人民热情啊，一直劝他喝酒。实在不好驳人家的面儿，他左手举杯，喝了杯啤酒。饭后，大家在酒馆门口话别，一转眼，我这同学不见了。找半天，发现他在路边井里。原来井盖不知道被谁偷了，他边走边回头和朋友致意，竟然掉井里了，左臂骨折。
所以，在三里屯不能随便说话、承诺、赌咒发誓，太灵了。
我在三里屯喝酒的次数不多，最多一次喝了七种酒。那是一年圣诞夜，天没黑我就和一帮朋友找酒吧，结果从北三里屯到南三里屯，全满。最后找了个小饭馆喝白酒，喝完了，又找另一拨订了座的朋友喝啤酒，之后是红酒，又是白酒，又是洋酒……那天一直喝到凌晨4点多，我记得最后是和一编剧哥们喝黑方。我们俩撅了一整瓶，喝完后头倒是不晕，胃里却沉甸甸的。
我之所以熟悉三里屯，是因为我中学到大学期间曾经住在那儿。南三里屯东14楼。楼北边是个幼儿园，楼下是个副食商店，卖菜打酱油的地方。我经常在午睡的时候被吵醒，因为楼下来了新土豆，大妈们和加塞的小伙子吵架。我住的时候，三里屯酒吧还没成气候呢。那时候《北京晚报》上经常发表群众来信，是大妈们写的，告状，说个别居民把房屋出租了做酒吧，扰民。街道清理过几次，但……总是清理不干净。
被吵醒了，我就站在窗前往外看，从窗口能看到三里屯二中。那个中学本来没什么名气，但是出了个世界冠军——中国女排的副攻手杨晓君。这就与众不同了，也算是三里屯走出的名人吧。
后来我家搬走了，当地的居民竟然没扛住酒吧的发展，酒吧越来越多，居民越来越少。有一年我有事回南三里屯，发现一片居民楼竟然被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孤零零的东14楼，楼下的副食商店，竟然改成了酒吧，而且是大名鼎鼎的乡谣酒吧。再后来，东14楼也没了，乡谣也搬走了。
关于北三里屯，记忆也相当深刻，原因是有一段时间，我的杂志社在那里办公。没想到的是，创办《中华工商时报》《中国合作新报》的老报人丁望就住单位边上。然后呢，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叫我上他家聊会儿，颇多鼓励。可惜，没多久杂志黄了，丁望先生也去世了。真遗憾，让老爷子失望了。
当时我已经不怎么爱刷夜了，在三里屯的活动多局限于中午休息时间。溜达过去，随便找一家酒吧，进去要杯茶，然后就会有卖盗版光碟的阿姨过来，搬了个大纸箱，里面全是碟啊。我就喝着茶，挑着碟，和阿姨聊会儿天。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混得熟了，阿姨的光碟就便宜，6元一张。我大量的影碟收藏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有一天，阿姨突然对我说：“刚才我办错事了。”
我问怎么了，阿姨说，有个老外找她买盗版碟，买了好几张，问她多少钱一张，她说“ten”，“那个老外就按10块钱一张跟我结账了”。
我说这没什么啊。
阿姨说：“他给我的全是美元啊。”
然后我们就一起狂笑起来。我明白了，阿姨并不是跟我说心中的不安，而是——她就是想跟我显摆显摆。
那时候的三里屯，真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地方。据说王朔还在那里开了个酒吧，就叫“王吧”，后来去了一看，换主儿了，改成一婚恋吧，还搞什么男女速配之类的，装饰粉嫩热闹。没敢进去，怕让人轰出来。
北三里屯的酒吧后面，还藏着一个印度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拉茶师傅把一碗茶拉成了黏稠状。不过这可不是我去的目的，我那次去，是为了采访一个叫莉莉的“女孩”。打上引号，是因为他实际是男孩。看他走进门的时候穿着男装，就是一个普通的、有点疲惫的小伙子。可后来他换上女装了，旗袍，高跟鞋，立马变得挺拔、骄傲，神采奕奕。他在印度餐厅打工，一直希望自己变成女孩，发了工资就去买衣服和化妆品。老板跟我们说，后来就不给他现钱了，钱都给他攒在存折里。莉莉一直希望钱攒够了能去做变性手术，不知道他的愿望现在实现没有。
我很少在晚间去三里屯，偶尔去了，会遇到站街女。她们在酒吧外面等着，看到单身男客人出来，就会迎上去招揽生意。有一次我和朋友聚会，自己先出来了，一个姑娘就跟在我身后，嘴里念叨着。我听了两遍才听明白，是：“哥，玩儿不？”我说我不敢，我单位领导就在后面，马上出来。
有乐的事儿也很多。传说啊，我的大学同学在三里屯喝酒——这位小时候是北京柔道队的，五大三粗，喝啤酒一瓶倒下去只用11秒。有天他在三里屯喝多了，出了酒吧，就看见两个人在打架。一个男的把另一个男的按在大树上，一通狂揍。被打的人都出血了，也不还手。我同学的正义感就上来了，冲上去拦住打人的，说：“你住手啊，再动他一下试试？”
打人那哥们儿当然不肯住手，结果被我同学一个背摔扔到马路牙子下面，接着就是一通老拳。没想到挨打的那位冲上来了，哀求我同学：“哥，别打了，他是我哥，亲哥。”
哎，家务，管错事儿了。
有时候真觉得，这三里屯就是北京变化的一个活标本。我曾经建议一家地理杂志，做做三里屯变迁史，比如第一家酒吧的出现，比如这里的名人，这里发生的各种故事，也许还有很多爱情。我就知道有位大叔，每天晚上独自一人，坐在酒吧固定的地方，只要一听可乐，慢慢喝着，看着，遇到漂亮的姑娘就搭讪，人家不理也没关系，就继续坐着。守株待兔，长年如一日。
现在的三里屯，正在向高端化发展，商厦写字楼代替了原来的服装摊杂货摊，世界名牌正逐渐占领着这儿的地盘儿，酒价也节节攀升。只是，我还是喜欢那个不高档却烟火气十足的老三里屯，有酒，有游商，有小饭馆和劳保用品商店，有各色人等，名人和底层，他们聚集在一起，人味儿特浓。
朝阳公园南门
北京面积最大的公园是哪个？不是颐和园也不是香山，而是朝阳公园。这个坐落在四环路边上的大公园，实际是用来当都市避难场所的，比如发生了地震之类的大灾难，人们可以在这里搭帐篷，并有公厕和医疗设施伺候。北京每年夏天都要在这里搞一个海洋沙滩狂欢节。北京没海，就在这儿造一个，铺上沙子，供人们游泳晒太阳。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中，刘震云冲着阿依吐拉公主喊：“别光我吃，你也吃！”那一段儿，就是在朝阳公园的一个景区里拍的。
最近朝阳公园南门比较火爆，原因是微博上总有人在那个地方约架。约架放在那儿，大概是由于那地方比较好找，在三环和四环路中间，大路通衢的，也好踢腾，关键是免费。看个体育比赛还得买门票呢，真往对方脑袋上抡砖，事先预告，还不要钱，那是多大的热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