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北洋将军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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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狷介之吴佩孚(3)

1923年8月上旬,美华肖普博士携总统哈定亲笔信,到洛阳访问,住七日之久。吴佩孚在招待华肖普的宴会上,当众取下悬于腰间的白玉一块,面交其转赠美总统哈定,并说:“此白玉据金石学家鉴定,大约为三千八百年前之旧物,中国文化之渊源,亦如此白玉同其悠久。侧闻哈定总统为赞同国际共管中国论者之一人,若哈定总统果信此事之可信,请勿踌躇而好自为之。事若有成,乞将今日所赠之白玉,再还原主为幸。”华肖普博士唯唯取白玉而去。

吴佩孚开府洛阳时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着有《吴佩孚》一书,详尽记载了美驻华公使施坦因卸任时赴洛访吴情况。施坦因与吴氏会谈时说:“吴将军领导中国抗击在满洲有实力之日本,单靠口舌文章交锋,不可能解决所期望的问题。事情非赖中国唯一实力者洛阳将军亲自出马不可。”吴却答:“中国自有处理中国问题之办法,我对满洲问题自有对策,无需外人出主意。”

英国特派兰顿博士于1924年6月5日访洛,向吴佩孚请求说:“应由英领缅甸经过大吉岭而修筑一条达内藏首都拉萨的铁路。此时中国可将川汉铁路延至拉萨,则英国的铁路可由印度、缅甸而直达长江上游。”吴大为愤慨,怒而斥之:“西藏为中国之神圣领土;未尝割让与贵国。贵国如擅由大吉岭筑铁路至拉萨,中国实不能予以承认……中国有自主权利,而决不能唯贵国之命是从。”

吴佩孚宴请兰顿博士于巡阅使署,谈及中国古代文化之渊源,说:“西方有女尊男卑之风,东方有男尊女卑之俗,是因源流不同的缘故。”又说:“按古书记载,伏羲率三男以经略东方,女娲携三女开拓西土,赴西方者形成欧洲之风俗,往东方者则融铸东方之习性,世界人类之分布,不外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而分派于东西。”吴并以此做为东西文化一元说的依据。兰顿博士在倾听吴的高论后也说:“确有证明吴将军卓见的事实,我曾跋涉中央亚细亚而搜集考古资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河岸发现女娲之古墓,其境域尽为茂密树林掩映,至今尚保持原貌,由伊斯兰教徒负责看守。”

吴佩孚常夸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曾说:“中国历史之渊源,世人往往满足于一万八千年之说,但我宁愿相信四万八千年之论,视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为荒唐无稽的人,是没有资格谈中国历史的。我并不怀疑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但决不能信其万能。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往往有与现代文化暗相附合者。如所传黄帝骑龙升天着陆希腊之说,可解为今日之飞机。”

黄郛夫人沈亦云在《亦云回忆录》中,回忆黄郛与吴佩孚之间的交往:“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长兼二师师长,后策划浙江独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欧美考察经济,旋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时期曾署理外交总长,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

吴佩孚驻洛阳时期,曾考察各国的旗章,认为从中可见该国的民性。他说:“英国为鹰隼,常注目于权利财富,发现可食之物,即奋其全力捕获之;美国国旗以星条划之,表示权利分散而象征和平,含有希求机会均等之意;俄国之旗绘以猛鹫,不顾一切而欲攫取他人之国;法国三色旗,表现国内纷争及三权分立,似无用大力以经营海外之意。至于中国五色旗,则秩序错乱,实应改为蓝、红、黄、白、黑,蓝红白黑象征春夏秋冬,黄为中正之色,故居中位,如四时运行,循环相因,自强不息,兼寓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不相克之意。假若以日丸为旗章的日本,如果在国际关系上,采取正大态度,而不梦想侵略他邦,则日本帝国可享万年之福。”

吴佩孚喜易好卜,不仅借以问运道休咎,还时常运用于日常生活。某日清晨,他卜了一卦,得“有不速之客三人至”之断,即命厨房准备客人吃的午饭。但等到下午一点钟,只有两位客人来到。吴的副官长为了不让“大帅”尴尬,临时跑到外面拉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凑数,以合“不速客三人”之数。此事当然不能向吴报告,于是吴愈发相信卜卦灵验。

吴佩孚邀张敬尧到洛阳一游,张接电不敢前往,先派其弟张敬舜到洛阳窥探虚实,却受到吴佩孚的盛情款待,张这才于1924年2月9日赴洛阳。吴设宴为之洗尘,席间电灯忽然熄灭,张大吃一惊,急忙拔出手枪对准吴欲拼个你死我活,吴却佯装不觉,饮酒谈笑如故。少顷电灯复明,一切并无异样,原来洛阳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常有的事。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郑士琦兼第五师师长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郑士琦(1873-1935),字蕴卿,安徽肥东人。曾任陆军第五师十旅旅长、第五师长兼第七混成旅旅长,1921年出任帮办山东军务,1923年为山东督办;1925年授济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吴手下的两员大将王承斌、王维城闹意见,前者为二十三师长,后者为该师旅长兼天津镇守使。王维城从天津曹瑛处得到消息,王承斌将要加害于他,王维城立刻回沧州军中,写一函,将个中情形报告吴佩孚。吴在信封上只批四个字:“稍候一候。”王承斌亦有书信给吴佩孚,说王维城不听指挥等种种不是,并以辞师长之职要挟吴惩治王维城。吴亦批复:“我自有办法。”数日后,命令发布,准王承斌辞师长职,由王维城继之。

王承斌(1877—1936),字孝伯,号迂庵,满族人,辽宁兴城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入北洋军,累迁至团长。1917年任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后所部扩编为第二十三师,任师长。1922年帮办直隶军务,旋出任直隶省省长。次年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授陆军上将。

王维城,字少珍,又字少箴,河北任丘人。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曾任陆军第三师第六旅十一团三营营长。1923年11月,任天津镇守使。1924年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

1924年4月23日,驻德国公使魏宸祖到洛阳访吴,逗留一周。期间,吴魏两人多次谈及德国现状,话题除涉及军政大事外,当吴佩孚听魏公使介绍,德国因战争伤亡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吴竟十分认真地说:“目前德国女多男少,而中国则男多而女少,各省虽情形不一,然某某省盗贼之多,实由于男女数量不均所造成。果如魏公使所言,可由欧洲移入过剩女子以补中国女子不足,使中国无旷夫怨女,来转变铤而走险的民心,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胶县人郭绪栋识吴佩孚于微时,故吴对郭常怀知遇之感。待吴崛起军中开府洛阳,力邀郭氏入幕任秘书长,吴待郭不与其他幕僚等视。吴佩孚对鸦片深恶痛绝,而郭多病难祛旧嗜,但吴破例任其吸食。郭绪栋谋事甚忠,鞠躬尽瘁,于1925年病逝于洛阳。吴伤悼不已,挽以联云:

国尔忘家,公而忘私,遽抛老母孤儿,有我完全担责任;

义则为师,情则为友,此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艰难。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名将吴汉。

吴獬(1841—1918),字凤笙,湖南临湘人。光绪进士,曾任湖南沅州府学使,兼敦仁书院山长。着有《不易心堂集》和《一法通》等。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在军费方面非常拮据,作战费用每日约需30万元。吴佩孚向财政总长王克敏提出筹款要求,王则强调种种困难,最后说:“只有承认金佛郎案,才有办法。”吴坚拒,且申斥王一顿,说:“你怎么总忘不了卖国!”

王克敏(1879—1945),字叔鲁,浙江杭州人。1917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三度出任财政部长。1937年12月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行政委员长。

冯玉祥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记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点将情形:“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冯又评论说:“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二次直奉战起,康有为秘密向吴佩孚进言:“冯焕章举措多不近人情处,凡不近人情者,很少不是大奸佞。肘腋之患,不可不除,公若不忍置之死地,缴械而善遇也可。”吴说:“极承关注,感镂心骨。然大敌当前,自残肢体,人其谓我何?”终未听从康的话。吴以讨逆军总司令居四照堂,电召冯至,以善言相督责,任命为第三路司令,出朝阳。冯军星夜开拔,如往日援豫情形,吴感叹说:“人言那可全信,焕章纵然不贤,也不忍心与敌人为伍啊?”

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在军中甚少主事,却在直奉大战最紧要关头,以吴的名义发一急电,催促后方部队赴援。冯玉祥得电后,知前方军情吃紧,不必再有所顾忌,便于10月19日自滦平火速回师,发动北京政变。等到吴派在冯处的人回来报告“倒戈”经过,吴责问张方严何时要后方增援?张跪下说:“我错了。”吴说:“起来,我不杀你。”

二次直奉大战最后阶段,吴佩孚由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在天津北站,以待援军,解曹锟之危。一日,天津商会送来十万元,正避居天津租界的王承斌和京兆尹刘梦庚亦各送来十万元。吴先命人将天津商会的十万元,暂时存储不准动用,以备随时退还。王承斌送来十万元,还另附有亲笔信。信中说这十万元是从多方募集而得,因形势已非,力仅及此,悬望收下,以济万急之需等语。吴将信反复读了几遍,最后命其军需退还。吴并说:“这笔钱和商会的钱绝对不能收。”但是刘梦庚送来的十万元,吴却收下了。据说刘的钱还是卖房子的钱。因王承斌参与冯玉祥倒戈,吴已有所闻,故吴佩孚要坚决退还王的赠款。

刘梦庚(1881—?),字炳秋,直隶抚宁人,陆军军医学堂毕业,曾任直隶督军参议。民国后,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署军医总监,后任京兆尹兼密云副督统、井陉矿务局总办、京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伪满热河省长等职。

北京政变后,吴佩孚问身边部属:“仲老(指曹锟)是被哪方所软禁?”部下回答:“现在不论哪一方都要听张作霖的话。”吴听后即给张作霖发一电报,内称:“此次战事,皆由我一人主持,绝不与曹仲老相干。你早晨把仲老释出,我晚上就亲赴辕门,请君处置等等。”张作霖接电后,对其左右言:人家曹仲珊用的人是这样意气,真是忠心他的长官,吴子玉真是好样的。后二人结拜,与此有莫大关系。

吴佩孚在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乘舰南遁,由吴淞口折入长江,过南京时名士张謇向吴致一函:“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信末另附以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感慨说:“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光绪状元,近代着名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倒吴健将胡景翼曾对报界宣称:“吴佩孚不知政治,只知《易经》、《四书》,看不起人,此次应失败。请诸君不要害怕,吴之势力决不能复。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吾等改革不要地盘,吾并河南变相督理亦不要。”

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911年,于陕西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在陈树藩部任营长、团长等职。1917年组织陕西靖国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到河南援直,归附直系。北京政变后,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