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美国银行还有美丰银行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美丰银行成立于1918年，美国商人雷文是它的创办人。在20世纪20年代，美丰还只是一家很小规模的银行。1918年的实际资本只有12.2万元，到1920年资本上升到约41万元，1925年达到93万元，1926年和1927年两年又跌至44.6万元。美丰银行同时也发行钞票，1920年为30万美元，1922年为98.4万美元，1924年和1925年两年达到205.2万美元。
1919年，还成立了一家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在北京设总行，并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行。该行经营各项存放款及汇兑等商业银行业务，并经中国政府特许，有发行兑换券的权利。
从以上银行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国银行的实力背景甚至已经超过英国银行，但从发展轨迹来看，美国银行要比英国银行更加从容稳健，而不是单纯计较规模的增加。总的看来，美国银行在中国的扩张中美国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大有挑战英国在中国金融霸主的地位。随着一战的进行和结束，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在经济上终于可以与英国一较高下。而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在中国悄然兴起。
日本银行的扩张
如果说英国银行的扩张以规模、实力出众，美国银行的扩张以华丽登场、稳健获利见长，那么日本银行的扩张则是以速度取胜。日本人主要是在银行团的范围之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借以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取得主导地位。
在日本的银行之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日本国策银行是横滨正金银行，其设立时实收资本300万日元，1913年达1800万日元，增加5倍之多。该行于1906在汉口设分行，1913年在青岛设分行，1915年又在济南设分行。日本政府继1906年授予该行银券发行权之后，又在1913年授予该行金券发行权，并分别由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和牛庄各分行发行。在这一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以旅大（即今大连）为据点向北进行扩张，主要活跃在我国的东北地区。
中国金融小知识
双毫
旧中国广东、广西等省通行的本位货币。双毫即二角银币，以双毫五枚为一元。与双毫相对应，也有单毫（即一角银币）流通。这种货币一直通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横滨正金银行继续在华北和东北扩张它的金融势力，住友银行在1916年，三菱银行和三井银行于1917年也在上海设分行。而原本活跃于华南的台湾银行进一步把它的金融势力伸向汉口。
朝鲜银行是一家在1909年总行设于汉城、资本额超过1000万日元的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银行。该行最初配合横滨正金银行，将其势力扩张到我国的东北地区，1909年在安东（即今丹东）设立办事处，1913年在奉天设分行，以后又陆续在东北的大连、长春、旅顺、营口、四平街、开原、哈尔滨、铁岭、龙井村、傅家甸、吉林、辽阳等地开设分行，此后又向关内扩展，1917年在青岛，1918年在天津、济南和上海设立分行。
朝鲜和台湾两银行是在明确划分地区范围之后进行活动的：朝鲜、我国东北、华北、沿海各地主要是朝鲜银行的经营范围；我国台湾、华南以及印度、欧洲、美洲各地，则主要是台湾银行的经营范围。
台湾银行在华南各地的分行，也吸收当地的华股，如广州方面的梅普之（杨梅宾大绸缎庄的老板）、林丽生（专销日货的英芳生记百货商店的老板）、杨枢（曾做过清朝驻日本出使大臣）、孔教会的林泽丰和豪绅巨贾江孔殷（即江霞公，清代翰林，做过清乡督办）均为台湾银行广东分行的股东。他们所持有的股票的股息由东京台湾银行统一进行支付，每半年付息一次，利率根据每年银行的盈利情况来决定，最高可达年息1～2分，比银行存款的利息高出许多。
在经营方面，台湾银行有其不同于其他外资银行的特点。其他外国银行一般不收当地通行的货币。只有台湾银行处理方式比较灵活，不论是港币，还是双毫或日元都可以存纳开户，并且特别欢迎当地通行的双毫存款，以此来扩展业务经营范围。
1916年日本寺内组阁，随后便开始着手协调和整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金融机关。当时横滨正金银行的业务遍布全世界，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扩大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业务范围，正因为如此，朝鲜银行在这方面占有非常大的优势。1917年11月日本政府取消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券发行权，而让朝鲜银行独掌东北地区的金券发行及代理国库各项业务。就这样，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取得了日本中心银行的地位。
在上述日本大银行进行扩张式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还出现了一批日商中小金融企业，其中有总行在中国的上海银行、天津银行、济南银行、汉口银行，有分行在中国的正隆银行、华南银行等。
1916年寺内内阁确立要“确立日中提携的财政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有关对华经济投资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主要负责。
（2）上述银行团同日本国内各方面有力的企事业家密切联络。
（3）上述银行团是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和中日实业株式会社的后援。
就这样，成立了三银行借款团。
1918年，中华汇业银行挂牌成立。这是一家由中日合办的银行，成立之初即经办所谓“西原借款”。它主要活跃于北洋政府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欧美列强在华势力重新扩张、日本国内关东地震引起经济恐慌以及中国五卅运动等因素，日本在华金融业的发展明显减缓，一度出现衰落的局面。1923年台湾银行九江分行关闭，1925年朝鲜银行济南分行关闭，1927年日资上海银行一度关闭，不久又复业。同年台湾银行汉口分行关闭。尽管日本在华银行业投资总额在明显增加，而利润率却显著下降了。
以台湾银行为例，该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将其经营重点从台湾转移到了日本本土，因此日本本土工商企业的盛衰直接影响台湾银行的经营业绩。铃木财团是台湾银行对日本本土企业贷款的最大客户，1927年4月16日该财团破产时所欠台湾银行贷款额累计已达34800万日元，而当时台湾银行贷款总额才57900万日元，占其总额的60%。该行在1925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1927年伴随着铃木财团的破产台湾银行也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实收资本很快跌至1312.5万日元，仅为1922年和1923年的25%，公积金跌至1906万日元，仅不到1924年的14%。台湾银行在经营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其贷款额经常会高过其存款额数倍还要多，而且过分集中于少数几家大企业，一旦这些企业无力还款，银行周转就会发生困难。在1927年危机发生后，其在中国的分行均临时歇业三星期。当然，台湾银行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其他日资银行在华分行的情况没有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发展均趋滞缓。
据统计，1914年日本在华金融业投资总计1265万日元，仅在东北地区就有735万日元；到1927年，日本在华金融业总投资额增加到近6000万日元，比1914年增长了近4倍。由此可见，日本要求在华攫取更大权益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总体来说，在中国的金融界，逐渐形成了英、美、日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列强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其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经济陷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在此时，中国的经济独立可谓是无从谈起。
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
在袁世凯上台之后，帝国主义都想通过所谓“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来要挟袁世凯出卖更多的中国利权。英、俄企图把西藏和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俄国还与日本相互勾结，签订第三次“密约”，企图将我国内蒙古地区划为它们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美国则心怀叵测，既想乘机在中国牟取更多的利益，又想抢先“承认”中华民国，以控制袁世凯这个工具。而这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袁世凯政府以大量出卖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得帝国主义各国名义上的“承认”。1912年10月袁世凯发表对外政策演说，表明了北洋政府完全是帝国主义在华的傀儡。
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以后，急需一大笔钱来维持他的统治。他知道只有六国银行团才有实力给予他足够的财政支持，于是就向六国银行团提出6000万英镑的借款要求。但是在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六国银行团提出了过分苛刻的条件，使袁世凯非常不满。他们要求由银行团的代表出任盐税行政当局的监督，有盐税的征收和使用实施权力；还提出5年的善后借款独占权，排斥一切非银行团的西方势力的介入；要求发行债券的发行用途和担保公开化等。这些条件被袁世凯明确地拒绝了。
另一方面，袁世凯为了表明他是有选择权利的，也是为了加大自己同六国银行团对话的筹码，他同六国银行团之外的英国克里斯普财团（CrispSyndicate）洽商1000万英镑的借款事宜，这对六国银行团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也促使他们对借款条件进行相应的修改。他们提出：只要中国人取消克里斯普借款，并在原则上同意对担保的监督和对用途的控制，他们可以立即提供贷款150万两；并认为中国方面也可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进行讨论。
1912年12月初，六国银行团重新开始同北京政府的谈判。在1912年12月中旬，六国银行团的代表汇集巴黎，协商统一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他们达成了银行团的贷款只限于政府财政贷款，而不包括工业贷款；在第一阶段，即两年的时间内，善后借款的数额定为2500万英镑，其他以后视情形再议；中国政府在6个月以内，不能举借由其他政府担保的财政贷款或工业贷款等三点意见。
对中国盐政等的控制权仍予保留，各国只在名额的分配问题上做了一番讨价还价的交易。因为欧洲和殖民地金融市场的利率都提高了，巴黎会议指示他们在北京的谈判代表通知中国政府：贷款利率将由原先的5%提高到6%，以后再降至5.5%。利率虽然提高了，但中国政府可从贷款折扣减小中得到补偿。
其后，为了扼杀共和、镇压革命派，五国银行团支持袁世凯发动内战。1913年4月26日，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以全部盐务收入为担保，借款2500万英镑，折合银24000余万两，中国实收84%，期限47年。同时，对借款用途作了明确规定：扣除到期的外债本息4317778英镑9先令7便士和即将到期的借款3592263英镑10先令3便士，赎回各省现有借款287万英镑，遣散各省军队300万英镑，各部的行政费用550万英镑，盐务整顿200万英镑以及其他双方商定的费用。除各种扣款及其他费用，实际得到的借款不到全部借款的一半，仅为1020万英镑。
如此苛刻的借款条件，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举国上下为之哗然。袁世凯政府却借助银行团的借款，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社会各界的其他反抗，政权暂时得以巩固。而参与借款的各国则通过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盐税管理大权，为它们在中国捞取社会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
在此之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各国财团纷纷避开银行团而以“实业借款”为掩护，单独向北洋政府提供借款。随着一战的爆发，原先五国银行团内的英、法、日、俄等国因与德国作战而成为四国银行团。俄国十月革命后，华俄道胜银行被苏维埃政府接收，俄国的银行实际上自动解散，银行团就自然成了英、法、日三国银行团。由于退出银行团而没有参与善后大借款的美国，对上述诸国甚为不满，于1918年重新发起，英、法、日、美组成新四国银行团，以谋对北洋政府的贷款，但由于条件过于苛刻，以及中国局势的变化，贷款活动无果而终。
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指1917～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项，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这笔外债就叫“西原借款”。这笔借款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
1.侵华策略的改变
在中国方面，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恢复了旧约法，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实行责任内阁制。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是实力派人物，为人刚愎自用，不与黎元洪合作，酿成府院斗争，张勋乘机复辟。讨平复辟以后，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任总理。日本寺内政府有意扶植段祺瑞，增强段祺瑞的实力。这时西南各省对北京北洋政府已经形同割据独立，日本充分给予段祺瑞以财政上的援助，帮他建立参战军队，作为段祺瑞的基本军事力量，支持他完成武力统一。这是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中国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