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的排除是从毛泽东的行踪开始的。当毛泽东定下这个日子时，他已经留下了这个党史之“锁”。打开这把锁，当然要从毛泽东行踪上寻找钥匙。
1978年，关于毛泽东一生的大事和活动尚未完全公开。除了阴历五月到上海赴会外，还有一则证言就是1953年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其中提到“1921年五月（阴历），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共第一次会议……”
假若，张国煮的回忆有几分依据的话，邵维正并没有轻信。一来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信口开河之处很多。二则因为虽都提及“五月”，但均无准确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
考证工作是艰辛的。一切都如同大海捞针，迷宫寻路。许多时候，似乎见到光明，但浩瀚的史海也有暗礁和激流。弄不好遇到一处误导，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尽管如此，邵维正凭着责任感和毅力，在文献中一点一点地汲取，在当年与毛泽东相处过的人们提供的点滴信息中寻觅。
从众多资料中，邵维正弄清了谢觉哉同志在1921年夏天与毛泽东有接触。
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谢老的夫人王定国所著《万古云霄着意旋》一文中说：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当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邵维正眼前一亮。顺藤摸瓜，终于在1952年《新观察》上，解开了谢老的“圆圈日记”。这篇由谢老亲笔记录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写道：
“……忽闻毛泽东同志与何叔衡同志即要起身赴上海，我疑惑他俩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递上轮船。后来知道，这是他俩去参加中共‘一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大会。”
随后又几经周折，查对了谢老日记的原件：“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0之召。1921年6月29日特记。”
文中5个圈，即谢老夫人注解的内容。
就是这篇当时的日记把邵维正带到一个新天地。文中记载的到会事实、出发时间、赴会所乘工具一目了然：
湖南代表系毛泽东与何叔衡；出发时间是阳历1921年6月29日；乘坐工具是轮船。
按此信史，邵维正又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要先坐船到武汉，再转船赴沪。按最快到达上海时间计算，毛、何二位到上海应为7月4日以后。这一点可以证实，毛泽东至少不可能在7月1日参加会议。
证实了第一个同题，邵维正心中是喜悦的。但毛未赶上参加“7月1日”的会议，其他人这天是否开会了呢？这便给邵维正引出新的问题。
这个“谜”，邵维正还是从代表的行踪中解开的。
按照代表名单，上海是李汉俊和李达。作为筹备核心，这两人无疑在上海，文献资料也证实无误。
再则是北京小组。北京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刘仁静。
张国焘回忆自己是5月抵沪，使用日期的年历同毛泽东记忆时间一样。张国焘是经由济南赴沪的。当时，济南也有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到济南后，王、邓约了济南8名党团员到大明湖划船聚谈，第二天3人一起赴沪。经查材料，这一点得到证实：张、王、邓到达上海时间应在6月15日以后。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据董必武1932年接受尼姆，韦尔斯采访时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介绍有陈潭秋和他，但对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武汉小组代表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是陈潭秋在1936年留下的。
陈潭秋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遭：“那是1921年7月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女子学校里，突然来了9个客人。他们下榻在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客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记得是7月下半月。
另据广州的包惠僧回忆：“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同时到达上海，和我到达上海的时间不相上下。”
广州的另一代表陈公博的时间不会错。因为陈在《十月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记载：
“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我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7月14日启程赴沪。”
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之后的当月，应为可信之说。
余下只有旅日本小组代表周佛海的时间。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读书。据他本人讲：“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
“凑巧暑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按从日本学校暑期回国时间推算，周佛海到沪也是在7月下半月。
考证至此，邵维正原来对“7月1日”并非一大开会日期的判断有了充分的证据：
“若7月1日召开会议，从代表的行踪来看是不可能的。当天，能到达或原在上海的人数只有5人。这5人中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和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按邵维正的查证，当时在上海的代表不足半数。而众多当事人回忆这次代表大会是全体出席，自然会议在7月1日开幕是不可能的。
这是邵维正对“7月1日”会期的排除和否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一步。多少年后，历史证明他的史实考证是扎实的。除开找到当事人留下的文献，多数都有旁证作参考。为了进一步用口述史料来印证这一判断，邵维正还在1979年夏天亲自访问当年参加会议的两位健在的老人刘仁静、包惠僧。
第一次，邵维正四处打听，找到住在北京市白云路的刘仁静家。
同许多命运曲折、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刘仁静对邵维正的来访并不热情。当询问其时间时，老人以“老了”、“记不清了”为借口，推脱了回答。直到临别时，老人只透露了这么一点信息：
“与邓中夏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会议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
老人是否确实忘记“一大”日期？还是因为现在日期是毛泽东定下的不便直说？不得而知。但给邵维正留下一个谜也留下一线希望。
只要有一线希望，一丝生机，邵维正也不愿放弃。从刘仁静家出来后，他就跑到图书馆查《少年中国》。由于这类刊物当时各馆都未作为主要收藏，他便找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从散本中清理查找。
夏日里，炎热无比。而图书馆库房要求是严格的，不准喝水，也不准抽烟，四处是书，活动身子的地方很小。邵维正一捆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少年中国》的刊物，并从刊物中查到刘仁静的活动记录：
“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学者有刘仁静、邓中夏、张闻天……二十三人。”
颇有意味的是，刊物不但记录了刘仁静的行踪，还刊登了他的发言。邵维正估计刘仁静老人已忘记了这个发言，便一字一字抄录，以待改日送上。
第二次，当邵维正将抄录的刘仁静发言送到刘老手中时，老人真是感动了。这不仅是老人的珍贵资料，也帮助了老人回忆。
“7月7日前后到上海的，不会有错。”老人开了口。
邵维正四处寻觅，终于敲开了北京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区包惠僧老人的房门，当他听邵维正翔实的分析后，感到来访者是严肃做学问的人，便启开了久远的记忆：
“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香港，坐邮船到上海。”
“我是7月15日坐船直赴上海，大约7月20日到达。”
刘、包二人的话虽不多，但解决了关键问题。不仅证实了他们的时间，同时也相互旁证了陈公博等人的行踪。
“活史料”证明邵维正的否定和排除是准确的。而真正正确的时间就在这复杂的否定中走了出来……
1950年秋，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专门组织工作组，历时一年半，找到上海法租界贝勒106号。此举不仅向党的3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同时也揭开了“一大”考证序幕。
从上海“一大”会址考证到邵维正进行的时间考证，中间经历了近30年时间，应当说在这30年里中共党史界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收拢、发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当时，档案部门已收存了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苏联大使馆搜缴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文件。此外，也从国外陆续找回来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文献，并由外文译成汉文。
有了资料，并不等于弄清了结果。在前30年里，由于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并没有多少人涉及和应用这些材料。而邵维正凭着他的大胆追求，严肃求证，以及执著而叉拼搏的精神，一步步向令人惊喜的结果走去，向着彼岸靠近。
三
当人类历史跨过20世纪，向新世纪迈进之时，当中共历史穿过世纪长河，向80诞辰走近之时，邵维正将军作为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学者在笔者访谈中留下这样一席话：
“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真诚是事业的动力之源！”
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他又参加了高原平叛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其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目睹了东欧、前苏联共产主义运动衰落。但他坚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选择，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具有无限广阔的前程……
坚定的信念是他真诚的基本点。从这个基本点，激发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真诚。而这种真诚则激发着他的信心和热情。
几乎做每一项研究，他都有一种责任和使命！
“一大”历史洞开了复杂而又广阔的一角，邵维正所面临的就是排除和认定。从资料上得出的近30种结论，凭着丰富的知识和胆识，排除5月和6月之说，再排除8月和“7月1日”之说，最后把时间集中到7月的“20日”、“23日”和“24日”之中。
时间越来越集中，邵维正没有一味地使用排它法。从这时开始，他便采用优选法进行认定。
一份从俄国收集回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令邵维正特别关注。
这份报告这样记载：
“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此文还写道：会议期间起草文件占用2天，直到第六次会议的夜晚，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只好移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城市去。
这就是“一大”由上海转到嘉兴的活动记录。
这份报告尽管只有代表到齐的时间而仍然没有开会的准确时间，但邵维正凭已具备的丰富的党史知识认定它有很重要的价值。
其一，报告采用了“我们”这个字眼儿，证明是参会者之一提供；其二，开会时间虽然不详，但接近“23日”或“24日”；其三，明确了上海的会期为8天；其四，提供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所有的这一切，都给郡维正一个参照。按照这个参照，邵维正选定了所有到会者都已认定的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实，进行推导。
对！先确定侦探闯会，巡捕搜查的时间。因为会议从上海改到嘉兴召开的主要原因在于侦探和巡捕的干扰。从现有资料可以判定，侦探和巡捕干扰的时间，即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时间，确定这一时间，按上海会议8天七溯，即可排定会议开幕时间。
按照这个思路，邵维正从上海旧报查起，他预感到法国巡捕的活动，报纸上应有记载的。
果然，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记录了这一法国巡捕的活动：
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批准。
7月30日晚巡捕干扰，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回忆及“一大”记载时间相符。
不仅如此，邵维正还引用周佛海的回忆加以印证：
“公博当时带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盯梢，不敢返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连环印证——陈公博回忆中也提到此事：
“这次旅行，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尖叫，继而便闻有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己逃走……女子叫孔阿琴。”
为了把这件事真正“一锤子一锤子敲定”，邵维正再次向上海同行求助，请他们帮助查找“孔阿琴事件”的报道。不几天，一张《申报》第14版的影印件寄到。题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少妇》。内容均为孔阿琴命案，时间为7月31日凌晨。
事情到此，邵维正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清楚，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
“一大”会期是7月23日开幕。
邵维正经过艰辛的考证，已从7月30日晚向前推移8天，得出这一结论。
同时，按照上海会议的日程，他又考证了大会迁往嘉兴开会的情况。
关于“一大”代表迁往嘉兴开会，回忆资料已经不少。会议虽然只有一次，也只有大半天，但主要是时间上的矛盾，有的认为是3天以后，有的认为是上海会议次日的那一天。
解决这个公案，邵维正当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有当事者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