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之前想象中的赣南是潮湿的，到处氤氲着水气，树木无不“霜皮溜雨”，郊野则一色的青碧。已是农历四月，我知道桃花已然开过，梨花也开过了，开残了的，还有油菜花，曾将南国的春天涂染得一片金黄。我知道雨雪霏霏的早春刚刚过去，那一片粉绿，茸茸的绿，想必冷清而寂寞。当我走近宁都时，春色已老，热浪正待由遥远的某处袭来。
宁都并非如我行前所想象，笼罩在翠微峰巨大的山影之下。“易堂九子”隐居的翠微峰，是一座不高的山——我第二天就看到了。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黄克缵《旧志前序》曰：“赣东之邑，宁为大，幅员之广，财赋之繁，衣冠文物之盛，甲于诸邑。”易堂诸子却像是乐于强调宁都的“僻”。魏禧曾自说“僻处南服之下邑”（《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尽管是应酬中的客气话，也未必不包含了身分意识。其弟魏礼也说：“宁都僻处江西之末，距省会千三百有余里，地介闽、广，而货产不饶。”（《宁都先贤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古人讲究地望，叔子在这一点上，的确无可夸耀，宁可用一种自我贬抑的态度，比如说自己乃“江右鄙夫，县最僻”（《与李翰林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自称“赣州宁都之贱士”（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魏礼在书札中向别人介绍自己，劈头一句就是：“礼，赣南之鄙人也。”（《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梁公狄书》）李腾蛟更着意渲染，说“豫章（江西）居江湖之僻，虔（赣州）僻于豫章，梅川（宁都）又僻于虔”。看来没有比宁都更足称“僻壤”的了（《李云田游豫章诗序》，《半庐文稿》卷一）。我怀疑当他们说这些话时，未必真的有那么自卑。三百年后宁都之“僻”像是如故，只有公路可通。
宁都旧城已无遗存，无从想象三百年前的街巷、市廛。但易堂九子在这里，却像是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地看到“易堂”的字样，听到人们提起这名目。当地人——由文化人到山间板屋中的老衲——用了方言的对话中，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这个被反复提到的“易堂”。
说“家喻户晓”仍不免夸张。我相信只是在目标明确的“寻访”中，我才不断地发现与“易堂”有关的痕迹，发现地方当局与当地文化人记忆这些人物的有意识的努力——几乎所有与“九子”有关的遗迹，均被作为文物受到了保护。谈论“易堂”的宁都人，毋宁说在寻找述说地方史的方式——通常所认为的“历史”，总要由人物标记的。但无论如何，事实的确是，一进宁都，我们就感觉到了“易堂”的存在；在此后的几天里，随时感觉着它的存在，以至那班人的呼吸像是还留在周遭的空气中。
所谓“易堂九子”，即魏氏兄弟魏际瑞（善伯）、魏禧（凝叔）、魏礼（和公），“三魏”的姐丈邱维屏（邦士），与他们同里的曾灿（青藜）、李腾蛟（咸斋）、彭任（中叔），以及来自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确斋）。魏氏兄弟当明清之际，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时人依了顺序分别称伯子、叔子、季子，其中叔子魏禧最为知名。
“九子”外，易堂还应包括他们的若干子弟门人，如魏氏子弟魏世杰（兴士）、魏世傚（昭士）、魏世俨（敬士），以及易堂门人梁份（质人）、吴正名（子政）、任安世（道爰）、任瑞（幼刚）等。
易堂是明清之际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的地缘、亲缘色彩的士人结社。地缘、亲缘，自然与战乱造成的地域分隔有关。彭士望与林时益，邱维屏与魏氏兄弟，本来就是亲戚，林氏的幼子后来又做了彭氏的女婿。此外，如彭士望之子娶魏季子之女，林时益之女适邱维屏之子，彭任之女适李腾蛟之子，魏伯子之女适彭任之子，魏季子之子娶曾灿之女……魏季子在诗中说：“我有邱氏甥，嫁为曾子妻。”（《读宋未有黄孝节妇传》，《魏季子文集》卷二）亦亲亦友，关系错综交织。甚至“九子”的后人间、后人与门人间，也互为婚姻，如叔子的嗣子（系季子之幼子）就娶了叔子门人赖韦之女。
战乱固然鼓励了流徙，使“友道”具有了严重意味，却同时因了地域分割，宗法关系也得以强调。即如易堂，就以准宗族形式强化了群体认同。那种狭小空间中的密集生存，确也有助于亲族关系的推演。在当时，亲密之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说，当戊、己间易堂最盛时，“节序岁腊，会堂上饮食。春秋祀祖祢，相赞助合馂。平居书名，称友兄弟，如家人礼，子弟亦如之。常易教，不率，与笞，无恒父师”（《彭躬庵文钞》卷五）。以此形容诸子的亲密程度——亲密到如族人、如家人。叔子也说：“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寄寿岭南何母七十》，《魏叔子诗集》卷五）
尽管如此，易堂仍然不是宗法性质的群体。魏禧、彭士望所乐于强调的，也是诸子志趣之合。彭士望就说过：“夫地逼易嫌，望奢多怨，扞不可入而纷不可总者，惟族为然。”（《魏徵君墓表》，《树庐文钞》卷九）
易堂故事也如其他故事，有其发端以至尾声；发生于其间的大小事件，波澜迭起，为叙述提供了动力。这故事的“发端”，在易堂人物的叙述中，魏叔子与南昌人彭士望的遇合，最足作为标记。我不知道倘若没有两个人物的一番邂逅，以下的故事还能否演出；可以肯定的是，其精彩性必定要大打折扣。
时在乙酉，甲申北京陷落的次年，地点则在那时宁都的南关。是一个秋日，魏叔子与彭士望，在临河的一处宅第前相遇了。作为易堂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人戏剧性的邂逅，在事后的叙述中，犹如小型的创世神话，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十年后，彭士望还记得，那年六月，他携家眷由南昌避地南下，只身三次到宁都，却为人所骗，正在彷徨，一个少年来到了面前，那少年“颀然清癯，角巾蓝縠衣”，说自己是魏凝叔，“慕君久，幸过一言”。就此“携持入小东园，语不可断”。甚至当自己洗浴时，魏叔子也站在水盆边说个不停。“比夜漏下三十刻，予曰：‘定矣，吾决携家就子矣。’……”（《魏叔子五十一序》，《树庐文钞》卷七）这年叔子二十二岁。
这段遇合在两个当事者事后的追述中，有详略及侧重的不同。魏禧说，彭士望前此已经由别人那里得知了叔子，既与叔子“立谈定交”，就决计与林时益携妻子相就。叔子详细记述的，是如下场面：那天早上船到的时候，叔子刚起床，听到消息，即“蓬头垢面襆被走砂碛相见，慷慨谈论”，每谈到佳处，彭氏就摊开两手向同来的林时益说：“何如？”（《彭躬庵七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两段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在叙述同一过程时，他们不但截取的片段不同，且相互写照，写自己记忆中的对方，写各自印象最深的细节。叔子上述寿序写在他病逝的前一年，开篇就说：“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三十五年，实在是一段韧长的情谊。
“三魏”中最年少的季子，则补充了一些被省略的方面。据季子说，彭士望先是住在魏氏邻人家，天天从门外过，魏氏兄弟目送其人，以为风度不凡。当彭氏又经过时，即上前搭讪，邀其人到家里“纵谈”。彭氏慨然道：“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于是就急行迎他的家人（其家眷尚在建昌），“数步复返，曰：‘将与一好友携俪俱来，何如？’曰：‘甚善。’”那好友即林时益。季子也写到当彭氏接家眷的船到了河干，正在洗脸的叔子迎了上去，“裸双袖，水濡濡滴髭髯”（《先叔兄纪略》，《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彭、林从此定居宁都，终老于斯，而关乎他们大半生的决定，不过赖有与素不相识者的一夕之谈！
在这个故事中，魏氏兄弟（尤其叔子）无疑是主动的一方。他们像是等在那里，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人物。这样两个志士的邂逅，无疑出自乱世的一种安排，事后看来，未尝不值得感激——他们的确对此心存感激。而在易堂，这确实属于那种决定性的时刻。毋宁说易堂就诞生在彭、魏相遇的一刻，尽管这一时刻其他人物尚未全数出场，或虽已到场却隐在他人的身影里（如林时益）。
与这个长他十几岁、交游广阔、有丰富阅历的南昌人的结识，使叔子切实意识到了自己的隘陋，他在为彭氏所写寿序中，说到了这一点，自比醯鸡井蛙，文字间似乎还保留了当年所感受的震撼。叔子说他们兄弟“知世有伟人、度外事”，自结识彭士望、林时益始（《彭躬庵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季子也说彭士望、林时益来宁都，“发我醯鸡覆，然观大海”（《戊戌二月林确斋生日诗以赠之》，《魏季子文集》卷二）。彭士望、林时益把一个更大的世界，带进了魏氏兄弟的狭小圈子。乱世中的流离播迁，固然造成了大量的悲剧，却也提供了别种机缘。季子说，“宁都居赣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先叔兄纪略》）。来了彭士望、林时益，确系难得，只能说是缘分，不能不倍加珍惜。
魏叔子、彭士望，属于任一群体都要有的“核心人物”，群体的“灵魂”。在他们遇合之前，自然有其他的结交，甚至比屋而居、情同手足（如魏氏兄弟与曾灿）。但在彭士望、魏氏叔季一再记述的这一幕发生之后，似乎一切都有了变化，为一个群体所需要的“同志之感”，终于发生了。两个同样激情四溢的人物由此相遇，此后又不断地彼此点燃，并试图引燃周围的人，在赣南的一处山中，不倦地营造诗意，甚至感动了方以智、施闰章这样的人物。
无论在叔子还是彭氏，那都属于一生中仅能一次的遇合。直至康熙十九年（庚申）叔子病逝，彭士望还感慨万千地说：“叔之人，非常人，吾与叔之交，非常交。”（《与门人梁份书》，《树庐文钞》卷二）由传世的文集看，“九子”中热力四射且互为映照的，确也是彭、魏。情况很可能是，魏叔子、彭士望的内在需求，借诸乱世寻求满足。“危机时刻”的个人意义不妨人各不同。在魏禧、彭士望，惟那一特定时刻才有可能造成如此深切的“相依存”之感，此感因此即成永恒，成为了永久的怀念。
较之魏氏兄弟，彭士望的政治阅历，的确丰富到了不可比拟。他曾师从明末大儒黄道周，曾一度在史可法幕中（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树庐文钞》）。彭氏本人致书方以智之子方中履自述平生，说自己早年“倾家急难，借躯报仇”，“任侠为狡狯”，明末颇事结交，“为阁十楹，居四方之客”（同书卷一《与方素北书》）。叔子也说彭氏避地宁都后，还曾应杨廷麟召，“护军西行”（《彭母朱宜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
较之上述事迹，对于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彭士望与魏叔子，都属于那种钟情于朋友的性情中人，较之常人更容易达到忘情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久而不回”的坚韧，由此而得以证明。这或许竟是他们的最大成就——两个人都热心于用世，世道却使他们归于无用；而他们却终于以其坚韧，成就了一段友情。
由彭氏本人的文字看，这是个性烈如火的男子。他曾说自己“褊心躁气”（《葑刍别同学诸子》，《树庐文钞》卷一〇），说自己少年时读书，“至生死盛衰磊轲不平事，辄抵几痛哭，愈疾读，声泪湓溢”，激愤之余，恨不能“剖割”了那厮（《与方素北书》）。
无独有偶，季子当读到有关甲申、乙酉的书，也会“欲引刀自揕其胸，狂呼累日夜”（《书梁公狄〈甲乙议〉后》，《魏季子文集》卷一一）。即使有长者风的邱维屏，一旦“争辩事理”，也会“高声气涌，面发赤，颔下筋暴起如箸”（《邱维屏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甚至门人子弟，性情也有相近者。梁份就自说“生而质直，为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哭确斋先生文》，《怀葛堂集》卷八。按：确斋即林时益）。彭士望也以为易堂诸子的性情过于狂热暴烈，说“吾堂兄弟亦复渐染此病，未能超脱”（《复门人梁质人手简》，《树庐文钞》卷四）。一伙烈性汉子，既然将热血倾倒在一处，也就难免相互引燃、彼此烧灼的吧。
抵达宁都时天气燥热，我们忽略了这热气中包藏的危险，当时应当想到，这是一场雨的前兆。得了宁都地方志办公室李先生、县采茶剧团邓先生的引导，午餐后即四处搜寻。河东塘角的邱氏宗祠，据说是1999年由族人醵资修复的，出资的包括在台湾的邱氏后裔。宗祠门外刻有“邱邦士家庙”字样的铜牌，证明了邱维屏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分量。
魏伯子有诗曰：“邱子河东宅，长桥到里门。数株松下屋，百亩水中村。”（《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知其地有松、有水塘。杨龙泉为《丘邦士先生文集》撰序，说邱维屏之庐“卑隘，仅容膝”，邱氏“日歌咏松下，松皆数百年物，磥砢盘郁，若层云覆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