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57年生。青年时期受业于朱次琦，到过香港，会晤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启示。
1893年，康有为考取举人。1895年进京会试，此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认为国家有遭列强瓜分的危险，联合应试举人一千余人进行“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同时提出改变官制和公举“议郎”的问题。旋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同年6月30日又单独上书，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又言：“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虽然提出了设议院，但所讲议院性质模糊不清，加之未提出制定宪法，尚未具有君主立宪思想。当年，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创刊《中外纪闻》，并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创刊《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派军队强占胶州湾以后，康有为赶到北京，数次上疏，“首言立宪”。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写道：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泰西各国蔑视我国为非洲黑奴。若不变法，“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伏愿皇上下发愤之诏，“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并提出变法第一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正式表达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
这时有人保荐康有为，请光绪皇帝特别召见，光绪同意，但为恭亲王奕訢所阻。1898年1月24日，光绪命王大臣传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阐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驳斥了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旋又应诏上书，将所著《俄大彼得变法考》和《日本变政考》等进呈给光绪皇帝披览。同时开始新的追求，大声疾呼：“能变则全，小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强调指出：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改定国宪”才是“变法之全体”。也就是说，只有制定宪法，并将其作为变法的总纲领，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
对于国家政体，康有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最为理想，“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并认为“三官之中，立法最要”，显示了他对民权的高度重视。
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
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接着召见了他，陆续颁发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的改革诏令，使停滞死寂的社会顿时呈现出勃兴景象。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未再上过立即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的奏折条陈，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两件大事。他认为，当前首要的急务是在宫中开设制度局，也就是成立一个由君主亲自挂帅，王大臣负责，十数名“通才”组成的“头脑”机关，以便统筹规划全局，条举总纲细目，权衡轻重缓急，制定宪法和法律章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变法，并在适当时机召开国会。这一步做不到，其他都无法进行，即使强行变法，也只能搞得一团糟。所以他一再请求首先开设制度局。至于国会，他认为现在守旧官员盈朝，学校未兴，不到召开的时候。由于势力庞大的顽固守旧派坚决抵制，康有为开设制度局的计划流产。
慈禧决定10月与光绪赴天津阅兵以后，社会上盛传着届时直隶总督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谣言。康有为主张让光绪召见督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结以恩遇，以备不测，挽救危局，未能如愿。光绪命康有为速往上海。继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亡命日本。其时亦在日本的兴中会首脑孙中山觉得同是“逋逃客”，托日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向康有为示意，与其商讨以后合作问题和救亡之策。康有为以帝王师自命，不便与革命党往还；且视孙中山一派为叛徒，深恐为所牵累，托事不见。以后革命派的陈少白向他历述清廷腐败已极，希望他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他以保救光绪为职志，心如铁石，断然拒绝。
1899年4月初，康有为乘轮前赴加拿大，作短期停留后又放洋欧洲。5月底抵达英国伦敦，会见了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斯子爵，请其说服英国政府帮助推倒慈禧政权，实行立宪，但未获得英国议院通过。
康有为再返加拿大，连日到各大城市会见华侨，发表演说，宣扬光绪的爱民德意，称其为自古所无的圣君，只有他才能救中国。并讲述变法的经过，痛诋西太后的罪行，极力鼓动华侨忠君爱国，齐心发愤，保救皇上。经其积极宣传鼓动，爱国华侨李福基、冯秀石、叶恩等于1899年7月20日创立保皇会。康有为任会长，派遣弟子分赴世界各地游说华侨，发展会员。数年之间，保皇会分布一百七十余埠，有会员百余万人。
康有为保救光绪的主要目的，是希冀有朝一日光绪执政，继续实现其君主立宪的宏愿，把国家推向近代化的道路。保皇会初期的活动，一是派人到各地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募捐款项；二是猛烈攻击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三是让慈禧归政，反对废立。1899年7至11月间，保皇会曾两次发动各埠会员电请归政，一次奏请皇上复政。1900年慈禧立“大阿哥”，企图废黜光绪皇帝前后，保皇会先后发电四十六处，每电皆数万数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此外，保皇会还在海外创办中文学校、报馆、书局，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宣传君主立宪主张，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并投资经营酒店、银行、电车、矿山、铁路等工商企业。
康有为要求慈禧归政，大肆攻击政府，遭到清廷两次悬赏缉拿。1900年2月又悬赏十万两，购求康有为及梁启超之头。
为保救光绪，康有为与唐才常密商组织起义，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6月发出勤王布告，声明将起义兵“勤王讨贼”，“救皇上复位，重行新政”。７月又函劝各省督抚剿灭义和团，营救皇上。8月，起义被镇压。经此沉重打击，他完全丧失了武装斗争的信心，“不复再言兵事矣”。
1902年春，美洲华侨因西太后掌权，民不聊生，且视保皇会为“逆党”，纷纷致书康有为，主张革命自立。其弟子中革命思想也大为膨胀，有的主张推翻清政府。康有为视革命之说为叛己，一面致书其弟子，责备盛倡革命之“大谬”；一面发表公开书，告诫华侨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他说，中国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此一秩序决不可紊乱。要革命也可以，但要等到光绪皇帝遭遇不测之后。目前光绪皇帝健在，应当等待其复辟，“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民权自由与革命是两个问题，欧洲十余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实行革命外，其余各国皆有君主。由此看来，争取民权自由，何必定要出于革命？而且，革命未成，国家大遭涂炭，连民权自由也得不到了。“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
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康有为批评新政没有抓住本原，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宣布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期限，让人民从容研究。现在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但可先开地方议会，实行自治，开启民智；或先设一院以议庶政，且备顾问，作为权宜之计。他在宪政理论上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反复强调的是君宪与民宪差别甚微，说二者皆“为立宪政治，民有议院政权则同。”“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
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康有为却走在了国内人士的前面。1902年8月18日，贝子载振奉使英国后路经加拿大维多利亚，该埠保皇会首领叶恩、李梦九等百余人往谒，上书请其劝告慈禧归政，实行地方自治，然后开设议院，“确立宪法，满汉民族同担义务，同享权利。”同年，康有为亲拟《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以数百万华侨的名义呈请代奏。该折除要求慈禧归政皇上，立诛荣禄、李莲英，尽罢内监外，还写道：现在的变法，必不能救国，因为无其根本而从事于枝叶，无其精神而从事于其形式。“中国者，民等四万万人公共之产也。国政者，民等四万万人公共之事也”。“民等之公产，则民等当公共保存之，当一切预闻之”。“故开议院以立宪法，与民权而听自治，此万国公共之法，而民等四万万之人民应有之权也”。“今欧美法至美密，而势至富强者何哉？盖以民权为国，乃其根本精神之所在也”。“是故有民权者昌，无民权者亡，有民权者盛，无民权者丧，此方今大地之势矣”。“伏乞下诏，立定宪法，以垂后世，立与民权，以保国祚。”此次上书开创了民间直接要求朝廷实行立宪的先例。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康有为闻之大喜过望，以为“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君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当前中国所缺的是人民没有权利，假如实行立宪，有了民权，国即能强，“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矣。”遂于1907年2月13日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具体纲领为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之事。后来看到预备立宪的实际情形，他十分不满，认为政府行政，压制太甚，与立宪之政大反。
康有为和梁启超自1898年出逃到国外后，一直未得到朝廷赦免。预备立宪以后，康有为认为立宪国家均允许政党合法存在，从1907年起，即不断指示梁启超多方运动满族亲贵善耆、载泽、铁良、世续、载涛、载洵等人，开放党禁，以便回国开展活动，发展势力，将来成为中国第一大党。可是，由于种种阻力，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去世，康有为在海外发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要求为光绪皇帝复仇。
1907年10月，康有为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让人民参政。11月，澳洲的帝国宪政会电请召开国会。康有为也拟《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在1910年的全国大请愿中，帝国宪政会会员陆乃翔被南洋雪兰峨华侨推举为回国请愿代表，后又兼任了澳洲华侨的请愿代表；美洲的帝国宪政会向载涛呈送了要求本年10月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康有为本人也在第二次全国请愿后，起草了《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折》，上书政府，指出：“立宪、专制，政体相反。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筹备宪政，最主要的是召开国会，现在所搞的自治、警察、学校、审判等等，都是万国通行的国政，不能用来冒充宪政。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还致书山东巡抚孙宝琦，指出“吾国日言立宪而未离乎专制”，请其联合各省督抚，要求“立开国会”。
1911年，康有为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揭露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是“一生以卖中国为业”的“卖国贼”，中国之败坏危亡都是他干的，阻挠立宪和国会也是他干的。最后以“五万万国民”的名义正告奕劻：“如能立请诏书，九月即开国会，可赦彼；或如欧人上下商价例，且许彼保相位。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吾五万万人虽无目无心，亦必不听彼安坐长生，以卖吾五万万同胞也。”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实行君主立宪已无可能。1912年2月19日，康有为通知各埠会员，将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但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1913年创办《不忍》杂志，提倡尊孔。1917年与张勋等拥护溥仪复辟，出任弼德院副院长，失败后逃离北京。1927年3月逝世于青岛。著作有《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政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