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话题，“文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文化学家、人类学家那样对文化现象做专门的和系统的研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化只是经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社会意识的诸多形式，只是作为经济因素作用力的简单表现和反应，对经济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理论，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现的“从天国到尘世”、“改造世界”的哲学革命，背后隐含着对主体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方式的批判分析，而这一线索恰恰与其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吻合，这实际上也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等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活生生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化精神。因此，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及其相互关系，深入发掘它的时代价值，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仅是发展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整个马克思学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
从理论定位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理解为社会历史理论，他们的主要理论旨趣是建立一种变革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那里，尽管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哲学或者文化学理论体系，但是，文化问题在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异化的扬弃和实践的创造本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思想中，渗透着他们对文化的基本理解和把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本质规定性，不只是一种具体的特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从人的存在和社会运行的高度来理解文化的观念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则丰富和开阔了人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方式的理论视野。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文化与个人、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等三个层面论述了他们的文化观。
第一节 文化与人的本质
从表面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直接探讨文化问题的著述，没有关于“文化”概念的专门定义，也没有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系统表述。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中，文化与人的实践本质、自由自觉地的活动特性紧密关联。具体说来，文化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介的有机统一体。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通过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内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他们的新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差别时强调，无论对于历史的分析还是对现实的批判都围绕着现实的人而展开，“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的全景批判以及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本质上就是重新审视现实人的存在和发展，力求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觉的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的，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回归。
一、理性的文化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的理解，深受18、19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唯物史观中也渗透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构。他们从两个层面对文化进行了阐释。首先，从狭义的层面上而言，文化被界定为“时代精神”，“文明活的灵魂”，它的表现形式是知识、精神生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文化观等。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更多的意义上是把文化的概念等同于文明，文化泛指人类文明，把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形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1．狭义的和广义的文化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理性文化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常常从近现代的理性精神来理解文化的基本规定性。例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都倾向于把文化界定为知识、艺术的精神形式，凸显了文化是“时代精神”和“文明活的灵魂”。“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必然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理解与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联。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类发展史表述成一部文化观念的进化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自由意识的发展为核心，展现了自由意识在历史发展的每个特定时期历史性民族所代表的特定“民族精神”或是“精神原则”，而宗教、哲学、伦理和艺术的古文化意识形态则是这些“民族精神”或“精神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历史运行的真正的现实基础，不在黑格尔视野之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马克思在谈论文化时，比较多地关注这种自觉的文化形式和知识形式，例如他在1844年《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比较魏特林和蒲鲁东的理论水平时，就在此狭义的层面上使用文化概念：“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多么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在此意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这里，文化是指与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文化作为对财富的补充说明，强调的是文化的非物质性，也即精神性质。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论述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时，也在狭义的层面上使用了文化概念，他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恩格斯把文化视为科学、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形式，并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限制了科学、艺术等文化上层建筑的发展。
当然，在狭义上把文化理解为经济基础之上纯粹的精神意识形式，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全部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强调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矛盾关系，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发掘历史发展的现实根据。与此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广义的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使用文化（Kultur）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大量出现的是“文明”概念的原因所在。
因此可以说，从广义的层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化界定为文明形态，把关于文明形态的理解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文化概念中，不仅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社会的制度因素也包含其中，文明是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文明形态的意义上批判了粗陋空想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称这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IV］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时，谈到了文明社会的产生期。他说：“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看出，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文化初期”从文明分期角度来看，是处于蒙昧和野蛮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等错误观点过程中，对文化进行了集中的论述：“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文化的源泉，“文化”状态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形成了关于“在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人成为奴隶”的论断。这是由于压迫和剥削关系是一种人的社会关系，自然状态中只有动物性的生存竞争关系，在“文化”的状态，即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生产关系下，人才会成为奴隶。这里的文化特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关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此句论断中的文化等同于“文明”，恩格斯是在社会发展形态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进而探讨人的自由实现的历史轨迹。同样，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观点，依照人类在技术上的发展、发现及智力水平，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称为“文化时期”。“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当然，出于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强调和对当时流行的文化史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的警惕，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文化和文明时，常常有意识地降低“文化”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甚至把文化史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述而加以拒斥和批判。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探路“文化史”的：“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总之，在文化概念理解上，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对科学和大工业的充分肯定出发，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形式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批判，颠覆了唯心主义文化史观。从表面看，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在狭义的文化概念中还是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也像近现代许多学者一样，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但是，与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思想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性，来把握这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在他们那里，从本质上而言，文化体现的是社会历史生活之中人的现实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的一种重要逻辑起点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创造性对象化活动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