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表现，“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古代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孝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和精神底蕴而备受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璀璨、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颗明珠。作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传统“孝文化”，其发展得力于先秦思想家和历朝历代学者的阐述，当然也离不开贤明帝王的支持和推崇。那么“孝文化”的初始含义是什么？它产生于何时？为何又会对后世的选官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我们首先要从历史现象的角度予以探讨和挖掘的。
据考证，“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卜辞，东汉大经学家许慎认为：“孝”是由“老”与“子”上下结构组成的会意字，意思是青年人扶着老年人，仅仅从字的构成结构中即可感受到浓浓的血缘之情，这是人类感情中最质朴、最自然的状态。谈到“孝”，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有史料记载，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就有以孝教民的事实，而虞舜因孝感动天地而名列“二十四孝”之首。当然，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孝文化也仅仅是处于萌芽状态，只是一种朴素的、自发的血缘情感，因此影响力并不大。夏朝和殷商时期，神鬼宗教意识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这一时期的孝还是模糊的、蒙眬的。孝文化真正走出雏形，慢慢走向成熟则是在周代。西周时期，孝的观念已相当流行。但由于受严格的宗法制度的限制，孝文化依然笼罩在宗教意识之下，这一时期的孝主要表现为“追孝”与“享孝”，以周天子为首的大宗小宗们则借助祭祀宗祖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祖式家族趋于解体，人们对神鬼的敬畏感明显淡化，加上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对孝的阐述，使孝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伦理、道德之孝日益压过祭祀之孝，成为孝观念的主流。孔子是儒家孝道的理论鼻祖，他深切感受到伦理、道德之孝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因此，把“孝”作为实行“仁”的根本，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但是，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对“孝”的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孟子的“孝”思想中更多地渗透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孝治思想主张孝道与治道的统一，也使儒家孝道进一步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由孔子到孟子，“孝”的内涵由家庭、道德伦理慢慢走向政治、道德二重化。孝道与治道开始慢慢地融合，并成为历代帝王和圣贤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所描述的理想模式，把“孝”由家庭推向社会，把个人的伦理道德升华为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儒家学说成为后世正统思想的奥妙所在。
尽管先秦时期孝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这一时期孝的含义和孝道理论更加丰富和全面，但是这一时期“孝治天下”的观念仅仅还停留在理论层面，抑或是一种理想中的境界。因此，就选官制度来看，先秦时期“以孝选官”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一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是禅让制、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制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选官制度下，“以孝选官”的观念已经在慢慢酝酿，并且生根发芽了。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快速上升期，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单独看文化领域，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西汉时期，弘扬儒家孝德观念的《孝经》流行，孝文化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建立起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以孝治天下”的思想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汉代皇帝除了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外，都以“孝”为谥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汉朝统治者对“孝”的推崇。在选官制度上，更是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惠帝、吕后开汉代“举孝授官”之先河，从此，“以孝选官”蔚然成风。汉武帝时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注重为官者的孝德品行，使“孝”的观念进一步社会化、政治化，成为普通百姓步入仕途的潜在政治资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官制度在巩固封建皇权的同时，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在选官过程中出现的任人唯亲的局面，所选拔的人才有名无实，只是徒有虚名的“伪孝者”。这些人混迹于官场之中，对整个封建官僚统治秩序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汉代以后，“以孝选官”的现象承袭相沿，继续存在于历代选官的体系中。但是由于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新的选官制度的出现，加上在魏晋至隋唐五代这七百余年间，孝道观念时而淡薄时而强化，因此“以孝选官”的分量有所降低。尽管如此，各朝统治者依然坚持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精神，将“以孝选官”作为主流选官制度的重要补充。如，隋炀帝继续实施“举孝廉”的制度，唐朝时设“孝悌廉让科”和“孝悌力田科”，并正式将“以孝选官”纳入到了科举考试中，将“孝”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品德标准。
宋元明清时期，孝文化发展到极致，孝道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统治者所倡导的是“愚忠愚孝”，孝道走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与此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尽管也沿袭了之前的“以孝选官”，但由于孝道内涵的变化，致使在“以孝选官”中夹杂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如伤身割肉尽孝的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大大刺激了民间这种以孝求官的陋俗的盛行。此类行为看似是大孝，但实际上违背了尽孝的本义。在封建“孝治”观念的扭曲下，“以孝选官”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也暴露出了更多的弊端。归根结底，这是封建国家“以孝治天下”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以孝选官”思想从先秦时的萌芽状态到秦汉时期的蔚然成风，再到魏晋之后的承袭相沿，体现了孝观念从宗教、家庭、道德伦理趋向于政治化、理论化。儒家人伦关系中的孝德观念，在这种日趋政治化的影响下，变成了一种极为有效的潜在的政治资源，成为“士人”步入仕途的有效捷径，亦可作为官场中擢职升迁的阶梯。这是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付诸实践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