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立德，以孝为本，才能从博大精深的孝文化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才能在为人处事甚至步入仕途时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拥护。周公的儿子名为君陈，颇得周天子的信任和赏识，并委以要职。有人会想，这肯定是因为他是周公之子的缘故。事实上，君陈能够得到信任，主要是因为他善事父母，周天子认为他具备孝德才委以重任。
历史上绝大多数孝子都是普通民众，但却以其高尚的道德品行，事亲至孝，名垂青史。一个民族若要发展壮大，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要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只有先修身，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孝”是齐家治家之良方
所谓“齐家”，指的是管理整治家庭的意思。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国家稳定。儒家向来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来管理和规范家庭。古时候的家庭往往是许多小家的结合体，并非像我们现在一家一户这么单纯，因此，管理起来并不容易，要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更加困难了。像《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地位显赫，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要治理好这样的家庭可谓是难上加难。书中贾宝玉对父母，贾府上下对“老祖宗”贾母的孝道，正是古代社会官宦家庭“以孝齐家”的缩影。
那么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家庭，保证它的稳定呢？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孝”字。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实行孝道，既可以使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又可以促进家庭和睦，保证家庭的稳定。不仅如此，“孝”所倡导的“尊亲”、“敬亲”、“事亲”等对于治理家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遗存至今的家法、族规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古代社会“以孝齐家”的具体做法。家法、族规所强调的首要内容即是“孝”。在《九江岳氏家规》中有这样的记载：“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道德品行，首要的是重孝和重友。父母和兄弟如同人身体的躯干和手足，孝则是维系这一切的根基。”族规、家法中以孝为核心，将父慈子孝、长幼之序列入规中。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唐君毅指出：家家户户皆赖孝悌慈过日子。以孝齐家，培养立家兴族的孝子，不仅对维护家庭和睦作用巨大，而且还能为国家培养良民和忠臣。
“孝”如同一个家庭的黏合剂、润滑油，缺少了它，整个家庭就没有了温情，变得冷冰冰的。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如果都能以孝道来约束自己，那么家庭就会迸发出无尽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纵向来看，孝可以使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因为生儿育女、光宗耀祖都是孝的要求。如若不然，就会背上“不孝”的罪名。横向来看，在一个大家族中，以“孝”为纽带，将家族中的每一个人牢牢地系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各有其明确的定位，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和睦和稳定。
颜子曾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只有父慈子孝，才能保证其和睦。春秋时期的闵子骞，正是由于孝德淳厚，使其家庭和睦安乐。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虞舜正是靠其“至孝”之心，最终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并感动了天地，成为唐尧的接班人，其事迹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俗话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小家。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做皇帝的如果连自己的后宫关系都处理不好的话，那他一定也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古人一直把“齐家”作为检测和衡量人之德才的重要手段。如果一个人有齐家之才，治家之德，那么他才有可能去为国家效力，去帮助君主治理国家。
试想，古代的君王为何都极力提倡“孝”？旌表孝子、奖励孝行、选拔孝子做官的行为比比皆是，原因到底何在？归根到底，就是“孝”作为伦理思想，对统治者治理国家极为有利。国家是由一个个小的家庭组成，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恪尽孝道，那么社会还能不稳定吗？统治者就是要借“孝德”来织起这样一张网，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
四、“孝”是君主治国之道
“孝”，在产生之初，其本意是人们内心萌发的至诚至善之爱，是最朴素、最自然的感情。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血缘与政治合一、家国一体的模式，这就使“孝”从原本单纯的内涵逐渐发展成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伦理基础。
在古代中国，国是家的保护伞，家是国的根基。“齐家、治家”之孝经过进一步延伸，顺理成章地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作为君王，首先要凭借“孝”管理好自己的帝王之家，协调好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视国为家，以孝的理念和精神去治理国家，安顺子民。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中国古代，孝之所以能成为德之本，关键在于孝是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伦理基础。一个人如果能恪守孝道，那么他在家一定会孝顺父母，和睦家庭，而在外也会服从君王的统治。聪明的统治者懂得造就一个孝道社会，以孝治天下，目的就是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这个角度看，“孝道”成为统治者利用人民的工具，被烙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但是换个角度看，如果统治者能够以“孝”作为助力，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那么对于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作为普通百姓，最希望的就是能过稳定的生活，至于统治者是谁，他利用了什么手段，也并不是那么在意。
因此，从客观上来讲，“孝道”的确帮了统治者的大忙，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他们的统治。《孝经》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明王以孝治天下。”这句话虽短，却意味深长，也使得历代君王绞尽脑汁在“孝”字上做文章，唯恐因为自己做得不到位而难以入属“明王”之列。
周文王姬昌即是一个大孝之人，文王为太子时，每天早、中、晚三次去探望父亲，询问随从父亲的身体可否安康，吃饭怎么样。如果父亲身体健康、饮食正常，那么他会非常高兴，反之，则会忧虑得连走路的步子都错乱了。贵为一朝太子，却能做到事无巨细地照顾父母，可谓“至孝”。而文王在继承父位之后，以其事亲之孝来治理国家，深受国人拥戴，从而为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孝”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汉朝时君王注重“以孝治国”，创造了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汉文帝刘恒以亲尝汤药、孝敬母亲著称，因“仁孝闻于天下”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之后，文帝更加提倡仁孝，多次下令给“孝悌之人”以赏赐，从而开启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从周文王和汉文帝的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孝”可以使统治者修身立德、塑造美好的形象，从而让臣民景仰和信赖。当臣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时，也就不愁四方不顺，天下不安了。
明朝也是非常重孝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继承并发扬了“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他多次下诏各地举荐孝悌、孝廉之士，几乎每年都奖励、表彰孝子及“孝门”。不难看出，明朝皇帝还是非常注重榜样的力量的。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他们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十分注重对“孝”的倡导。从努尔哈赤至光绪皇帝，在其谥号当中均有“孝”字，像努尔哈赤、皇太极是清朝入关前的帝王，也被追加了“孝”的谥号，其重孝之风为其他朝代所少见。
其实说到底，帝王如此推崇孝，无外乎都是看重了孝的教化作用。《孝经》开篇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基础，君王如果能做出表率，以己身之孝行来做典型示范，那么民众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将会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可想而知，君王以身示范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会多大！
客观来说，孝作为一种伦理范畴，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论是在独立的人格层面，还是家庭乃至社会层面，都应该有一种浓重的责任意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保有并践行这种责任意识上。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在选拔官员时，将“孝”视为重要标准的原因所在。
五、“孝”与“忠”相得益彰
古代“以孝选官”，实际上在选择孝子的同时亦是为培养忠臣埋下了伏笔。“孝”与“忠”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道德范畴来看，“忠”是由“孝”衍生出的一种道德观念与行为。但是就其本质来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孝”主要是协调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对父母、家族的态度；而“忠”则是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对国家和君主的态度。“孝”与“忠”从某个角度看，实际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结合体。
在春秋末期，当孝文化已经趋于稳定和完善的时候，“忠”还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观念，其影响力远远不及“孝”。谈到“忠”，以我们的定向思维来看，总以为“忠”即“忠君”，是对君主的绝对服从。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追溯其根源，“忠”在诞生之初，并非局限于忠君的观念，其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孔子和孟子认为，“忠”是诚实的表现，可以适用于君臣之间、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等等。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君臣意义上的“忠”，但是这种“忠”尚未绝对化，“外内倡和为忠”，指的是君臣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利和义务，是和谐融洽的相互关系。只要君臣有一方不守“君君、臣臣”之道，君臣关系便无法建立。臣子不守忠道，君主有权制裁臣子；君主不守君道，臣子首先尽忠行谏。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忠君观念与后来封建社会专制集权下的忠君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双向的，而后者是单向的。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其核心是“仁”，其根基是“孝”，而“忠”的地位较之二者要低很多。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孝亲”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忠君”。然而随着奴隶社会的土崩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君主的权力大大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确立和完善。为了与不断强化的君权相适应，原本是双向关系的“忠君”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有了明显的等级色彩。封建帝王要求臣民们绝对的依附与顺从，因此，大力标榜“忠”的政治内涵，忽略了其本来应该有的丰富含义。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具有政治意味的“忠”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与“孝”并驾齐驱。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主要是想达到移孝作忠的目的。《礼记·祭义》中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这里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竭力推崇和宣扬“孝行孝道”，其最终目的无外乎维护和强化自身的统治。儒家孝道强调“亲亲”、“尊尊”，这一观念可以有效地维系家庭的和睦，从而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孝”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伦理道德范畴延伸到政治领域中，统治者普遍认为，用孝敬父母的态度来对待君主，必然会对君主尽忠，也就是“移孝作忠”。自古有云：“欲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如果是至孝之人，那么他身上所拥有的良好的道德品行足以使其成为至忠之人。因此，古代帝王在选拔官员时，往往注重对其孝行的考核，孝行突出者甚至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想必皇帝们正是看中了“忠臣出于孝子”这一点吧！
总而言之，只有将家庭关系扩大到社会，将君主看做是普通民众的大家长，才能将事亲至孝很好地转化成事君之忠。只有这样，才能将孝道与忠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忠孝一体”。也正是如此，大肆标榜“忠孝一体”便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
但是自古有句俗话：“忠孝难两全”，成全了忠，就舍弃了孝；而成全了孝，则顾不了忠，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提到“忠孝”二字，很多人可能立刻会想到岳飞。岳飞所处的朝代正是北宋朝廷风雨飘摇之时，岳母通晓大义，支持儿子保家卫国，并在其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字，这也成为岳飞一生中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在抗金过程中，岳母病故，岳飞为其守灵，三日水米未进。但岳飞深知国家的命运已危在旦夕，因此无法为母亲服丧三年，安葬了母亲后便立刻重返战场。怎奈生不逢时，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但是，岳飞身上所体现出的“忠”、“孝”的精神，已经成为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忠孝”二字在岳飞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孝”与“忠”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和谐的，是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的。从本质上来讲，忠即是孝，孝亦是忠。因为国是家的延伸，家是国的基础。在家孝顺父母，移小孝为大孝，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