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各国这种尚贤之风的盛行，一方面推动了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另一方面，这种风气还使人才的流动进一步加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观念被普遍认可。很多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某个国家得不到赏识和重用，那么他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当时士人们的本土观念比较淡薄，并不觉得为别的国家效力是件耻辱的事情。因此，在这一时期，人尽其才可以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士人的流动使各种思想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促进了不同学说间的争鸣，从而使战国出现了“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局面。
既然注重“选贤任能”，那么何为贤才？贤才的内涵是非常宽泛的，可以是学识方面的，可以是有特殊技能的，或者是道德品质非常出众的，或者是有治国之策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判断贤才的其中一个标准。实际上，对于君主来说，贤明之君当以贤为贤，既注重学识技能，当然也重视德行修养；而昏庸之君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前者，但是对于后者，也就是道德品质，就未免能看得到了。晏子关于贤才对国家兴亡起到的作用有着很清晰的认识，他主张明君不仅要善于发现贤才，而且还要将其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并且要予以绝对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让贤才真正发挥他最大的作用，为国家做贡献。
孔子判断贤人有非常独到的视角。子贡问孔子：“在当今士人当中，谁可以称得上是贤人？”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发现，要是过去的话，那在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我认为他们是贤人。”子贡很不解，问道：“难道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不是贤人吗？”孔子解释道：“你只看到了表层的东西，却没有更深入地去看。管仲和子产虽然非常有才能，但是他们在执政期间，未曾推荐过贤人。那么他们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贤人。”孔子的说法当然有偏颇之处，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一些道理，一个人如果心胸不够宽广，嫉贤妒能的话，那么自然就发现不了贤人，即使发现了也因为担心会危及自己的地位而不愿推荐。那这样看来，管仲和子产还能算贤人吗？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眼中，“贤人”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是仅有才能就可以，而必须是“才能”与“贤德”兼顾，而“贤德”更胜一筹。
作为中原大国之一的晋也非常注重人才，晋景公善用贤人，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晋国上下同心同德，选贤任能蔚然成风。后来，悼公继位，继承了景公仁贤的优良传统，有一天，他召见祁黄羊来讨论任官的问题，悼公问：“你认为南阳令这个职务，朝中上下谁可以担负起来？”祁黄羊果断回答：“朝中上下的文武百官都不合适，只有守南门的卫尉解狐最为合适。”悼公听后疑惑不解：“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还会推荐他呢？”（注：祁黄羊的父亲因夜行违禁，被解狐抓住，依照法令打了板子，结果回家便死去了，因此，二人有杀父之仇。）祁黄羊反问道：“君王问的是谁适合南阳令这个职务，并没有问我和谁有仇啊！国事和家仇是两码事，解狐为官清正廉明，执法如山，且不畏权贵，是南阳令的最好人选。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仇而让国家痛失人才呢？”后来，悼公又让祁黄羊举荐贤人，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悼公问他说：“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祁黄羊对答：“君王您让我举荐贤才，并没有规定贤才不能是我的儿子啊！”祁黄羊举荐贤人，既不避仇，也不避亲，事事以国家为重，可谓是真正的贤人。
从上述几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选拔人才固然重才，但对德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这个“德行”当中，“孝”也是选官参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非常有孝心的人。他从小家境贫寒，经常吃野菜度日。为了能让父母吃到米，他不惜走到百里之外去买米，再背着米回家奉养父母。不管是春夏秋冬，寒风烈日，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大冬天他顶着鹅毛大雪，脚都被冻僵了，却坚持继续赶路。炎炎夏日，子路热得汗流浃背，却不愿停下来歇息，只为能早点回家给父母做好可口的饭菜。后来，父母去世，子路游学到了楚国。楚王聘他当官，给了他非常优厚的待遇，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我们试想，楚王聘用子路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子路没有异于常人的独到之处，楚王干吗要给予他如此优厚的待遇呢？不难想象，打动楚王的必是子路的贤德，而这个贤德就是子路的“孝行”。
与子路相反，这一时期也有因为不孝而最终落得悲惨下场的。吴起，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早年在外求官耗尽了全部家财，为了能有所成就，他拜曾申为师，学习儒术。后来，吴起的母亲病逝，本应回家守孝的吴起却借口要学本领，连家都没有回。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曾申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师门，从此，吴起便背上了不孝的罪名。吴起因不孝而被卫国人所不容，于是来到齐国，并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吴起来到了鲁国，却迟迟没有受到重用，经人指点，明白原因出在自己妻子身上，于是吴起不顾夫妻之情，残忍地杀害了妻子。后来，吴起又到了魏国、楚国，获得了极高的权力，但最终因得罪了奴隶主贵族，被乱箭射死。纵观吴起这一生，用不孝娘亲、残杀妻子换来了官位和富贵，最终被世人所不齿。
三、孔子做官的深层剖析——为尽“孝”道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对西周孝文化进行了总结，并将其内容进一步深化。西周时期，孝文化依然笼罩在宗教意识之下，这一时期的孝主要表现为“追孝”与“享孝”，以周天子为首的大宗小宗们则借助祭祀宗祖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孔子继承了西周孝道的部分思想，并将其和家庭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从父母子女之间亲亲的情感出发，对西周时期的孝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儒学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认识到伦理道德之孝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这恰恰体现了“孝乃德之本”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孔子所提倡的孝文化并未完全否定周代祖先崇拜的传统，但其重心逐步倾向于“重人事，轻鬼神”的伦理道德之孝。而道德之孝最本质的莫过于“善事父母”。围绕着“善事父母”这一最基本的孝行，孔子提出了很多平实却又不乏深刻的理论。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这个“敬”字不单单是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孝行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除了道德伦理的范畴外，在政治方面，孔子已把行孝与为政联系在了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孔子是孝为政治服务原则最早的提出者。事实上，孝道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血缘、宗法、政治伦理的统一。孔子对孝的认识主要是立足于家庭道德伦理的角度，但是其中也不乏为政治服务的因素。
孔子年少时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且有步入仕途的强烈愿望。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由此可见，追求富贵乃是人之常情，做官恰恰是其中的一条捷径，而且还是最为通达、体面的道路。此外，孔子的弟子子夏有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有点类似于现在演艺圈当中“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就春秋战国时期来看，很多士子努力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政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
细想一下，孔子从政除了上述提到的理由外，还应该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即尽孝道。尽孝，并不一定非要是对父辈，也可以是祖辈甚至祖辈以上，子承父志，将家族的荣耀发扬光大。孔子的原籍在宋国，那么孔子一家为何会迁到鲁国？家族的兴衰是否对他后来急切地想要步入仕途有很重要的影响？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乡陬邑，其先宋人也。”由此记载可以看出孔子的祖籍当在宋国。从历史上来看，宋国本是殷商微子启的封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殷人的后代。那么孔子又为何迁居鲁国呢？据《史记·宋世家》记载，孔子第六代先祖孔父嘉当时是宋国大司马，可以说是业绩稳固，享受着很高的荣耀。但是在宋殇公九年的时候，时任宋太宰华督垂涎孔父嘉妻子的美貌，想要霸占她，于是便制造舆论，说殇公继位16年间，有11次战争，都是孔父嘉的缘故，因此要杀了孔父嘉来换取国家的安定。果不其然，第二年，华督便夺取了孔父嘉的妻子，同时杀了殇公。为避免再次遭受迫害，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急忙逃到鲁国避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孔氏家族开始衰落。到孔子父亲时，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的家臣，还算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但是由于孔子幼年丧父，到孔子这代，家业衰落，孔子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如果不再努力寻求仕途之路，那么就会沦落为“农、工、商”这类最为低贱的阶层。因此就孔子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不能凭借努力跻身上层社会，那么他不仅对不起父母，往深层去想，更对不起列祖列宗，毕竟孔子的祖辈有身份、有地位，有着十分显赫的背景。因此，孔子渴望从政，渴望步入仕途，渴望子承父业，实现振兴家族的梦想。而这不正是“孝”思想在孔子身上的体现吗？
《孟子·离娄上》记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写道：“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首先说第一点，“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一点是孔子绝对不会做的，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孔子所提倡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孔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他自己所坚守的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原则，并且“阿意曲从”也不符合孔子尊崇的“周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不会不孝。从第二个角度看，孔子虽然年幼家贫，但是后来孔子招收学生，生活过得也算不上“贫”了，对母亲也是礼爱有加。
但是“不为禄仕”这一点就要细细斟酌了。孔子年少时父亲去世，按理说，孔子可以不用顾忌因“不为禄仕”而背上不孝的名声，那为何孔子还要如此努力从政呢？这恐怕是孔子想要尽孝的原因。但是这里的尽孝，不单单是对父母之孝，毕竟孔子的父母去世了，因此这里的孝应该是出于子承父业，振兴先祖的意思。对于孔子来说，家道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他内心渴望能够重现之前家族的荣耀，这应该成为孔子步入仕途的一个强大的驱动力。
尽管孔子终究不能达成心愿，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但是他却在一言一行中渗透着自己的主张。孔子的言传身教对弟子的影响非常大。孔子有着良好的家族背景，家族的兴衰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孔子把“孝”的观念延伸到了自己的家族中，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子承父业，真正实现振兴家族的梦想。
四、赵威后眼中的“孝”与选官
赵威后，是战国时期赵国赵惠文王的王后，孝成王的母后。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太子丹继位，但是由于太子年少，对于执掌国政还不太熟悉，因此由赵威后代为执政。当时尽管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还有广招门客的平原君，但是就其国力来看，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而此时的秦国，正在虎视眈眈地企图吞并六国，实现统一。因此从国际环境看，此时对赵国也极为不利。赵威后面对着国内外的状况，重视民生，体恤百姓，威信大增。
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执政者除了赵威后，当属武则天和慈禧两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人公认的女皇帝，她执政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可以说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女皇。慈禧却穷奢极欲，只顾贪图享乐，使清政府的国力每况愈下，落得个骂名。反观赵威后，却以其“民本”思想著称于世。不仅如此，细细分析，在赵威后的治国理念中，“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物。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襄王派使者到赵国拜访赵威后，商量对付秦国的对策，齐国的使者向赵威后施礼后，便递上齐襄王的函件，赵威后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放在了案几上，向使者问道：“齐国今年粮食的收成怎么样？百姓生活过得还好吗？大王的身体可安好？”使者听完心里非常不高兴，认为赵威后既不看齐王的信件，在问候的时候又将齐王放到了最后，认为是对齐国和齐王的轻视。因此，很不高兴地回答说：“臣奉我国君之命前来拜访太后，太后为何不先问候我们家大王，反而是先询问年岁收成和低贱的百姓呢？这不是有违常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