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位置，牢牢抓住了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这些年，我们之所以能办成一系列大事，办好一系列喜事，办妥一系列难事，无不以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为基本前提。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李总理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再一次强调了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
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仅以出境旅游为例，去年国内居民出境游人数已超过1亿人次，无论在世界的什么角落，到处都能看到游玩、消遣、购物的国人身影。更重要的是，站在世人面前的中国人，大都“感觉良好”，早已没了“矮人三分”的自卑感。如同生活宽裕后必美化居所一样，外出游山玩水更是富足的标志。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让13亿多人都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还任重道远，仍需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人口众多，不发达，是中国的最大国情。虽然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经济强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状态，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人均只有7600美元左右，列世界第80多位。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含量低，总体上仍处在中低端水平。农业基础薄弱，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巨大，一些农村地区还非常贫穷落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5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当薄弱，不少农村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尚未解决，农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
区域发展水平也存在极大差距。2014年，北京、上海两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92210元和94240元，这个数值已接近或超过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排名靠后的甘肃、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有26359元、24109元，最低的地方人均只有6000多元。
三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大量存在。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尚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和英国人口的总和。目前，全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许多人的生活非常困难，要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过日子。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而进城务工人员中有2亿多人还没有平等地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其中许多人收入低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生活压力。
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然而，这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变化，许多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重视程度已有所降低，把它看得不再像过去那样迫切、那样重要，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有些人甚至开始沾沾自喜，也不再能“聚精会神”和“一心一意”。这是非常错误的。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如果在发展上出了问题，比如即使经济下滑过大，一些风险也可能集中爆发，从而不仅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还会波及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从国际看，我国正处在将强未强的特殊时期，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极易成为一些国家的嫉妒对象和遏制目标。“老二难当”是国际社会博弈的一个规律，作为新崛起大国，要彻底摆脱遭遏制、被绞杀的风险，加快发展、早日赶超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事实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据分析，印度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越我国，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压力。总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党和国家来说，做好经济建设和发展工作仍将是中心任务和头等大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纲，纲举目张。对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模糊认识，更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句话，推动发展，时不我待！
二、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所谓“新常态”，简单地说就是“速度下来、质量上去”，即经济增长由高速变为中高速，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是要让中国经济在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水平，最终实现量与质的完美结合。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增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格局正在形成。发达经济体加快战略调整，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对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巨大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对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留并发展中低端产业形成挑战。
特别是，由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无不大量使用刺激性救市措施，虽然大大缓解了危机破坏程度，但也使市场机制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淘汰和激励作用都大为降低，从而使国际经济复苏变得复杂、曲折、缓慢，即使复苏后也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命运，有人甚至认为低速缓慢增长将成为国际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意味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降低。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青黄不接。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时期，但旧动力已经减弱，新动力却没能及时形成、跟进和替补。从需求角度看，除了出口拉动外，就是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所谓“三驾马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在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资源环境条件下，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现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出口拉动已如前述将大为减弱。至于投资拉动，毫无疑问也已过了黄金时期，尤其是以政府大规模投资为主的做法越来越受到诟病。而要形成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绝非短期之功。道理很简单，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提高居民收入。而要在不大幅减少国家或企业收入，进而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条件下增加居民收入，就必须首先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实现这一点，最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集约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但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技术创新，没有一定时间很难见到明显成效，后者尤其如此。
实际上，一些国家之所以没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也是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长动力缺乏将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的障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