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科尔（Kohl）
（2006年7月14日 06：43：59）
2005年4月9日下午在参观一个“二战”著名战场的时候，意外地和德国的一个大人物邂逅。这个人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离开的时候同样平淡安静。
当天下午13：30左右，使馆的新闻参赞张军辉驾着车，我们一起去一个名叫Seekou的城市。这个城市在柏林以东约六十公里，开车大概一个小时。Seekou是苏联红军对柏林发起总攻的第一仗，苏军在这里阵亡三万余人，德军阵亡六千多人，Seekou战役拉开了苏军总攻柏林的序幕。德国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纪念馆，位于一个小山脚下。山上是阵亡苏军的陵园。
我们进入纪念馆，正在参观的时候，张参赞突然低声说：“科尔来了。”我抬头一看，一个高大饱满的德国老男人正站在我的前面，着银灰色的西装，西方人特有的红润面色，头发雪白，但是并没有如同一般德国男人一样的谢顶。周围并没有特别的类似保安一样的人，只有一个娇小的德国女人陪同着科尔，她应该是他的秘书。纪念馆录像放映室循环放映有关Seekou战役的录像，科尔走了进去，我们也跟了进去。当时刚好放完一次，正要放映第二次。科尔坐在了第一排，我们坐在了第二排。没有任何特别的警戒措施，其余德国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意外。录像放完之后，我准备给科尔拍一张照片，这时一个年轻男人走到我跟前，轻声示意不要拍照，我只好作罢。出门的时候，科尔的秘书冲着我友好地笑了一笑，很有礼貌。
然后，科尔3人又转到山上的烈士陵园，我们也跟了上去。山上制高点有一个红军战士的石雕，昂首阔步指点着大好河山。在陵园的右手尽头有一个小石头桌子，上面雕刻着当年红军和德军殊死决战的军事地图。科尔在这个小石桌边坐下，像是在沉思，秘书则站在离他3米远近的前面眺望山脚下的远方。张参赞说，科尔是学历史的。我想，科尔当年亲历了德国投降、苏联解体、红军撤退和两德统一，时下马上面临“二战”结束60周年，他一定有很多感触。
坐了一会儿，一辆奔驰500开了上来，原来刚才制止我拍照的是科尔的司机。科尔和秘书于是起身走向轿车。我趁机远远地拍下了一张照片。科尔他们回了回头，似乎有所察觉，但是没有任何表示就上车了。小轿车轻悄悄地离去，陵园依然那么安静。张参赞说，科尔的夫人是“二战”的受害者，因为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已经自杀了。
德国高官独身赴会——佩塔拉·保副议长单人赴会
（2006年7月24日 06：21：39）
7月22日是个周六，专程参加欧美同学会一个主题研讨会的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在法兰克福会见了德国联邦议院的副议长佩塔拉·保女士。韩启德副委员长在交谈中问了一个小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
韩启德副委员长问：“您是一个人来的？”
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佩塔拉·保女士答：“是啊。”
交谈随即转移到别的话题上。其实据负责协调组织工作的欧美同学会的于芳女士说，这名副议长（于芳女士称其为“副总统”，在德语中，“副议长”与“副总统”是同一个单词）不仅仅是一个人前来，没有秘书，连司机都没有。真实的情况是：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佩塔拉·保女士给于芳女士专门打来电话，告知自己正在另外一个城市，问她是否可以出车接送自己。于是，于芳开自己的私家车把这位副议长从外地接到了法兰克福。
一个国家的副议长，在会见国家的客人的时候，没有秘书，甚至连公家用车都没有，难怪会使人感到些许意外。其实我听说这个情况也有些不解：我见识过在柏林的联邦议会开会的盛况，清一色的高级奔驰防弹车，几十辆齐刷刷地排列在议会的后院，不仅议员们西装革履，就连司机也是黑色的西服锃亮的皮鞋，阵势是相当壮观的。但是为什么身为联邦副议长的佩塔拉·保女士正式会见外宾，连一辆公车都没有呢？
一位长期旅居德国的朋友说，问题就出在正好赶上星期六。周六、周日是法定的假日，即使是议员的专职司机，也有权利不上班，如果上班，前提是该名司机同意，而且议员必须按照法律支付较之平日高达3倍的报酬。朋友说，想来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佩塔拉·保女士碰到了两种情况：可能是司机不太乐意；或者就是她自己不太乐意支付3倍的报酬，所以选择了要求欧美同学会出车。
于芳女士说，其实这种情况在德国并不奇怪。
据了解，德国还有更加“奇怪”的场景：前联邦总理施罗德因为离婚3次，每次离婚都要分割几乎一半的财产给前妻，所以这位总理先生是穷得叮当响。施罗德喜欢开奥迪车，但是由于手头拮据，属于自己的一辆老奥迪开了N年，也没有财力更换。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总理享受政府配发的高级奔驰防弹车，还有24小时的政府特工保安，但是总理在下班时间却不能再享受政府配发的高级奔驰防弹车，只能开私家车。于是一幅惹眼的画面就经常出现在施罗德当政时的柏林：下班时间，两辆高级防弹保安奔驰车疾行在大街上，居于中间的则是一辆老式的奥迪车。德国媒体以此为笑料，嘲笑了这位爱离婚的前总理好长时间。
关于施罗德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施罗德总理想去海滨休假，政府按照规定为他配备了军用专机。施罗德先生提出能否让自己的太太和女儿同机前往，有关部门痛快地答应了。然后施罗德总理和家人在海岛上度过了一个十分惬意的假期。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麻烦却在休假结束之后马上发生了，回到总理府办公室的第一天，施罗德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笔账单，上面写着：施罗德太太以及女儿搭乘军用专机费用若干（据说是三千多欧元）。总理免费，但是总理的家属还得照章办事。
联邦议会的外军征服者手迹
（2006年8月11日 04：09：43）
尽管我已经多次参观德国联邦议会大厦，但是当我看到留在议会大厦厚重的石壁上61年前攻克柏林的苏军手迹时，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这可是德国华盖云集、联邦议员集会决定国家大事的朝堂啊！在这样一个时时在注意着提升德国人爱国热情的庄严场所，德国人刻意留下这些征服者的手迹，其匠心所在，恐怕连3岁的小孩都心知肚明。我记下了当时议会解说员的话：“议会大厦是一个充满象征的地方！”不知怎的，我却马上由此联想到了我们一个古老的典故。
这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无赖出身的刘邦夺了天下，坐了龙庭，却依旧整日和一帮大臣，也就是昔日的弟兄们嘻嘻哈哈，勾肩搭背的。他自己倒不觉得如何，但是他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却觉得这样是君无君威，臣无臣仪，于是借鉴秦朝的礼法，搞了一套朝觐的礼仪。刘邦本来不以为然，但是架不住这个忠臣的多次游说，于是决定亲身体验体验那滋味：大臣们再也没有不以为然的随意，一个个屏息静气，战战兢兢，山呼万岁；就是连被朝贺者刘邦本人，也正襟危坐，感觉不同一般。事后刘邦感觉很爽，于是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从此知道为君之乐也！”这就是仪式的威仪价值。
我觉得德国议会保留“征服者”的涂鸦之作，也是一种仪式。但是，我想，无论纳粹如何千夫所指，德国人保留作为征服者的苏军的手迹，无论如何解读总难以理解为是德国人出于被“解放”的感恩之举。而且那个议会的小伙子的解说，听起来总有一些弦外之音：“当年希特勒并没有从议会抢夺权力，是议会自己放弃了权力并把这个权力赋予希特勒的”，“如果没有这个情况，就不会有后来的苏军攻克柏林了！”
那么德国人保留这些苏军的手迹，自然是为了传之后人了。对了，是一种文化的“遗传”。
关于“遗传”，众所周知的是生物特性，比如基因、长相等等，可以通过孩子的出生从父辈继承而来；而父辈的文化修养、艺术造诣、社会阅历、专业技巧等，却无法从娘胎里传授给孩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化特性，每每念及此点，我总是忍不住要赞美上帝：“您不愧是造物之神啊，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打开了另一扇门！”如何理解？出身豪门的人比贫贱子弟多了些什么呢？其实除了头脑也许精灵一些，什么也多不了（毛主席的理解更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他的所有生存的能力，都只得和贫贱子弟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才能获得并熟悉。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先天家庭条件的优越，有权势的子弟往往缺乏学习的吃苦精神和执著，反而是贫贱子弟“吃得苦中苦”，往往最终修成“人上人”。所以感谢上帝吧，他并没有把一切生存资源都通过遗传赋予人类，所以对于平民子弟而言，总算还留下了奋斗强化自身改造命运的青云之路！仪式的价值其实就凸显在这里。
我的理解是：仪式是权势者为了弥补自己的后人在学习能力、吃苦能力、想象能力等非遗传因素方面的不足，而刻意设计的权势者的社会价值（包括威仪、权力、感恩、仇恨等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能力）“遗传”机制。这段话的确很绕口，我自己也不喜欢（没办法，此时我也理解喜欢创造概念的书生了）。以刘邦为例，刘邦自己那自然无论是驾驭臣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玩弄权术（可怜的项羽，自刎乌江也没弄明白自己一介贵胄为什么干不过这个没文化的“邮差无赖”），还是掌控全局，都是信手拈来，轻车熟驾，所以刘邦不需要仪式，也可以折服臣下（收张良、杀韩信，手段了得）。但是他的孩子呢？自小享受着父辈的福分，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倒是很必要）去学习、去训练如此毒辣的手段。那他们靠什么来驾驭桀骜不驯的臣下呢？靠什么取得臣下的顶礼膜拜呢？那就是靠仪式，仪式的庄严、盛大、宏伟，也就被想象成仪式承受者的伟大、睿智和圣明。我想当年刘邦很可能就是悟到了这个造福子孙的道理，才欣而接受臣下的设计的。
扯得有点远了，“充满象征”的德国议会大厦，在苏军士兵的涂鸦之作中，灌注了什么样的“仪式”？我们知道，“二战”已经过去整整61年了，就是在1945年5月3日出生的孩子，至今也是花甲老人了。但是即使是不满10岁的德国孩子，在今天在国会大厦里看到这些外国军队的涂鸦之作，恐怕也很难说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是无动于衷的。这就是这些手迹的仪式价值——无形中使德国的孩子学习到了疏远俄国人的情感。不用什么大道理，这个简单的仪式一走，就铭记于心了。这也是所谓“仪式”的直观灌输功能。
这是国会里关于苏军的象征。
国会里还有关于美国人的象征。
西德人（借用了冷战词汇）对美国人是很有感情的，国会里的美国象征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仪式。当年德国是被四大国（美英苏法）共同占领的，议会大厦里也刻意引进了这四大国艺术家的作品。担任解说员的德国小伙子专门带我们看了那个很现代化的长柱型电子柱：其实是一个国会辩论的显示屏，长柱的四面分别代表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看法——这是当年美国艺术家的创作，寓意很明显（我不知道为什么，担任解说员的德国小伙子，并没有带我们看前苏联艺术家的作品，而给我们看了前苏军征服者的石壁“书法”）。这个仪式一目了然地公示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也是直观而鲜明。我是深表佩服。
同时还看到了德国人的艺术品。那是在议会院子中的花圃中：一个长8米宽3米左右的长方形的苗圃，所有的泥土是议员们从家乡带来的，没有刻意播撒什么种子，泥土里夹带着什么样的种子，就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来；然后在苗圃里雕刻了“为了在德国（生活）的人”的字样——这是为了可以和议会正门的“为了德国人民”而区分（前者指所有生活在德国的自然人，无论国籍、种族是否属于德国；后者是指德国公民，专指有德国国籍的人）。这个自然化的，却令人叹为观止的设计，立马博得了我的好感，别忘了，我就是“在德国生活的人”啊！
还有很多项目，真的是充满了象征的意味。随行的翻译说：“以前我以为讲究形式是中国的陋习，没想到德国人更加注重形式！”翻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13年呐！
8月7日，随同北京市委高校教师参访团沾光游议会，此文可算是观后感吧。
达沃斯：瑞士警察为我们开出租
（2007年1月28日 08：06：35）
在达沃斯，一次不经意的安排，让我再次体会了什么叫文化差异。
2007年1月24至28日，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我们央视柏林站前往采访。为了工作需要，我国驻日内瓦的使团为我们以及新华社的记者各租了一辆车：一共两辆奥迪，车辆属于苏黎世的一家出租车公司，司机随车同时“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