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流过这座无名的小山，黑龙江总是放慢了脚步，浪花拍打江岸，哗哗作响。这时小山上的松林也摇动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声响就变成凄楚低沉的呜咽，在江面上、在山林中久久地回荡。
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在村落的边缘有一栋低矮的房舍，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几十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下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想走的人都走了，她不时感到孤独，感到悲凉。
然而，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那时她还很年轻，年轻得如山上带露的花朵。她是天津19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带着理想和浪漫来到这黑龙江屯垦戍边。她所在的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渔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她热爱这个工作，每当在江边金色的沙滩上支起长长的渔网，姑娘们穿梭飞线，边干边唱：“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小姐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启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其实她那天有了“情况”，已经不方便行动了）。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是姐妹中岁数最小的，本来是留在家里烧水烧炕的。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她们都走了，给她留下一片笑声。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她总是心慌意乱的，什么也干不下去，不一会儿就到江边转一转，盼着姐妹们早点回来。傍晚时分，江上起风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大丰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手电筒和探照灯把江面都照亮了。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大丰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中午，刘排长给我们做了一顿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大家美餐了一顿。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那是一条小船，坐上7个姑娘，再加上刘排长就有些挤了。当时江上起风了，坐一条船不安全，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大船走，那船上都是男知青和老职工，谁也不愿意去。小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了过来……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和她一起下乡的天津知青章秀颖在喊，在为她鼓劲，也是在为自己鼓劲。接着就听着战友们的哭喊声，后来这声音也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地寂静。“我拼命地喊，可没有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
全连人找到天亮，一无所获。这时江畔都是人，团里的领导和师首长都赶来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兵团，也惊动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找到知青的遗体。对岸的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中国有意制造边境事端。接着这件事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排长刘长发带6名女知青投修叛国，留下杨大丰潜伏，并指使她谎报军情，以乱视听。”这个转业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死里逃生的杨大丰也被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她被迫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事件发生的经过，专案组想从中找出破绽。杨大丰几乎被审问得精神崩溃了，她整宿地睡不着觉，有时大哭，有时惊叫。全连的职工人人自危。当时黑龙江省正进行深挖“苏修特务”的运动，而地处黑龙江畔的黑河地区是这场运动的重点。这个事件被定性为“苏联特务策划的里应外合的叛逃事件”。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了上来。接着发现的是班长、哈尔滨青年许淑香，她衣着依旧，像在熟睡中。哈尔滨知青刘毓芳和北京知青李金凤的尸体是在对岸被苏方发现后，又被送回的。哈尔滨知青孙艳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已面目全非，她身上的一张照片证明了她的身份。天津知青章秀颖4个月后才被发现，尸体竟然完好无损。北京知青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叛逃事件”也没人再查了。他们被草草地安葬在连队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上，贾延云的棺材里装着她穿过的一件旧军装。连队的知青和职工流着泪在这座小山上种了许多松树。安葬的那一天，天黑沉沉的，后来下了雨。黑龙江上烟雨苍茫，狂风呜咽。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她被送到团部医院，怀疑胆被吓破了。又转到师部医院，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的女儿去看她，有时送来煮好的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碗热面。临到师部医院住院时，老宋让女儿送去50斤全国粮票和50元钱。俞宏茹一直在医院住了8个月，老宋不断派人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叫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呀！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老宋的儿子叫宋修江，在另一个连队当农工，她几乎没有见过他更没说过话。有一次小俞在江边游泳，宋修江在江边走过，在两人目光相交的那一刻，两人都红了脸。女伴告诉她，那就是宋修江，你看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嫁给他吧！当时她的心不禁一阵激动。她本来是有男朋友的，也是知青。可是他回去探家的时候，竟和她连个招呼都没打。也许是因为她得了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老宋一家伸出了热情的手！如果在北大荒生活下去，这一家才是真正的依靠。
1973年7月15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21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牵挂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那一天，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她们7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在烟雨朦胧的日子，她好像听到那山里传来她们的歌声和笑声。在雨后天晴的时候，她看到那山里飞起一道彩虹。在狂风暴雨之夜，她突然听到她们的哭声，这时她总是把宋修江叫醒，靠在他的肩膀上，和她一起度过一个无眠之夜。她的泪水浸湿了枕巾。
二十年前，我偶然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我一路上看到在田园里耕种在集市卖菜在自己家门前抱孩子的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也和真正的农妇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她领我到她家串门，我看到她家门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瓜果，还养着鸡鸭鹅狗。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江里还泊着一条船。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在场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她还是自己织网，那网已经很旧很破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四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在你们的上游。喝着喝着大家都哭了，后来又笑了。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江边很静，只能听到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十年过去了，又是十年过去了。
小俞你好吗？能把你的现状告诉我，告诉读者吗？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着在1970年5月28日遇难的那六个女知青和俞宏茹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在那次事故中唯一幸存的天津的知青杨大丰的文章，文中对遇难的每个战友的回忆，让我心潮难平，禁不住流下眼泪，那是些多么鲜活而美好的生命啊——
哈尔滨姑娘许淑香，死的那年20岁，她是我们织网班的班长，我们亲昵地叫她“许香儿”。她长得漂亮，眼睛又大又亮，总是水汪汪地像一潭秋水般明澈。她爱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匀称地挂在脸上。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有时闹点小别扭，有时想家抹眼泪，她总是像大姐一样帮助我们。许淑香出身很苦，很小父亲去世，她随母亲改嫁，继父是个工人，生活很紧巴，这锻炼了她特别能吃苦耐劳、干脆麻利的风格。在我们班里无论干什么活，她总是第一个上。她一点不偷懒，还不发牢骚。1970年新年刚过，我们全连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男生排进入江边的工事，女生排也转移了，只剩下我们班，大家哭成一团。许淑香坚定地说：“大家别哭！我们班9个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我和大丰在前面带路，秀颖的身体不好，她的背包我背。俞宏茹和刘毓芳照顾好金凤、延云！”她领着我们黑夜里急行军，终于找到了连队。“5·28”沉船事件后，许淑香是第二个漂上来的，她的姐姐和哥哥来处理后事。我们把她埋在了刘毓芳的身旁。
哈尔滨知青孙艳是我们的副班长，死时也是20岁。她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嘴巴撅着，笑时一对小虎牙俏皮地突出来。她爱说爱笑，遇事也爱叫真儿地问“凭什么”、“为什么”，她是公认的我们班的“参谋长”。孙艳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儿，她在我们班的织网技术也算数一数二的，谁若超过她，她一定撵上去。那时我就知道，她跟打渔排的哈尔滨知青杨和国是表兄妹，她常去找他。在那个年代，男女知青很避讳相互接触。因为他们是兄妹，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恋人关系，是两家老人撮合认可的。遇难后，她的父母和杨和国的父母都来连队处理后事。家长们在连队熬了十几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失望地在6月18日离开连队了，几天后孙艳漂了上来。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附近的老乡到岛上捡鱼干，孙艳才被发现的。当时她尸首已不全了，就凭她背包里有我们连队食堂的饭票，才知道是我们连的人。当时是杨和国去认领的，因为无法带回来她的遗体，只好在岛上焚烧了。杨和国边烧边哭，然后他把骨灰用麻袋背了回来。后来杨和国认孙艳的母亲为干娘，并一直照顾她，为她养老送终。
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死的时候也是20岁，她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五大三粗的像个“假小子”。她说话嗓门大，一接触就知道是个爽快的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心里放不下任何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高兴时，会咯咯地笑个没完，难过时，也会闷闷地谁也不理。毓芳是我们班的壮劳力，班里的重活累活，不用班长安排，她都抢着去干。她心眼实，干活从不惜力，也不偷奸耍滑。毓芳最惦记最心疼的是她的母亲。她总跟我说母亲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到东北，丈夫死后，她领着孩子再婚。再婚的丈夫是个工人，挣钱不多嗜酒成瘾。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以糊火柴盒挣钱养家。即使这样穷困，母亲还会接济比他们更困难的人家。沉船事件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和继父来处理后事。记得她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哭嚎，那个凄惨的情景至今不能忘。刘毓芳的遗体是苏方在一个江中岛发现，我去辨认的。那时她的脸部已开始腐烂了。我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把她衣服剪下一角，留给了她的家人。
北京小知青李金凤是个“小六九”（1969年初中毕业生），死时17岁。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得出奇，永远是白里透红，招人多瞧几眼。金凤心灵手巧，干活麻利，织网梭子在她手上仿佛像生风一样，你根本看不清她是怎么穿梭眼的。沉船事件后，金凤的父母都来处理后事，她父亲沉默寡言，母亲能言善辩，是家属们的主心骨。7月1日，金凤的遗体也被苏方发现，已经高度腐烂，棺材里往外爬蛆……后来我回天津探亲，还专程去看望她的老父亲，比去连队时老多了，我心里酸酸的。我走时三番几次地回头看他，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章秀颖是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死时22岁。她中等个，体态均匀。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常显得有些苍白。她略带忧郁的眼神，常常放出沉静果敢的光。秀颖本来是可以不下乡的，大串联时徒步去延安时落下了毛病，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坚决地和我们一起走了。我们俩分到一个连队，又分到了织网班。因为她经常有病，我背着她找连队的王大夫给她开病假条，这样就可以领病号包饭。那时连队生活清苦，成天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汤”。病号饭是汤面里卧两个鸡蛋，有时还撒上点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闻着都香啊。可我端来后，她以自己不爱吃面条拒绝了。她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宁愿自己吃苦，而不麻烦别人。秀颖死后，她的父亲和妹妹来处理后事，当时家长都提出要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唯有秀颖的父亲提出：找到遗体后，把孩子们埋在一起，给他们立个碑。我返城后，曾和她父亲商量，要把秀颖的坟迁回天津郊区。可她父亲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吧！她的遗体是4个月后从黑龙江里漂上来的，当时遗体居然很完整。
北京姑娘贾延云死时也是17岁，她是我们班最小的，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派。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像百灵鸟一样鸣唱。开始说她做了什么梦，接着又说小时候的什么事儿。因为年纪小，干活时，常被照顾，可她总是拒绝，逞强非要干最苦最累的活。事件发生后，延云的父母亲都来了。他们特别慈祥和善，忍着自己的痛苦还安慰我。后来我去北京时看过他们，他们还专程到天津看过我。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着延云！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遇难的5个姐妹的遗体先后都找到了，只有延云没有找到。2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活跃，有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人说，对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延云的父亲听说后，还到对岸寻找过，却失望而归。2009年，我们当时下乡的那个农场，要给那次遇难已经找到遗体的5个姐妹修坟，他们找俞宏茹问掩埋的顺序，她打电话问我。我马上给农场打电话，请求他们别忘了贾延云。当时修葺的墓地已经竣工，在我的恳求下，他们又从西边扒开了个口子，给延云修了个衣冠冢。这样延云也算回家了，6姐妹得以团聚。已经在黑龙江边安家的俞宏茹真的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了。
感谢杨大丰让我知道了那次牺牲的6姐妹的音容笑貌，更让读者为这些美丽年轻生命的消失而痛心疾首。她还介绍了因为这次事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排长刘长发的情况，他是这次事件中死亡的唯一的男性。这个只有30岁的河南人是1966年3月转业的老兵。他在部队时入党并立过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
杨大丰说，刘长发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常带脏字，开始我们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好印象。后来发现他心地特别好，特别善良。当年我们去鱼点补网，他很少让我们下江，总是说：“小姑娘家家的，总玩水，将来会得病！”冬天下冰网，撸冻鱼，他坚决不让我们干，生怕我们着凉。捕鱼点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给我们留着，然后找个茬儿，把我们叫到点上，美美地吃一顿。其实5月28日上岛补网就是为了让我们吃鱼丸子的，刚打上来的鲟鳇鱼肉特别鲜，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吃到。工作结束后如果按他的安排，我们应该上另一条大船，这样再大的风浪也没危险。可我们谁也没上男生坐的那条船，结果悲剧发生了。他和6姐妹一起丧生的，死后又成了罪人。后来他的老父亲和弟弟从河南农村来奔丧，一进屋就给其他死难知青的家属下跪，他的父亲声泪俱下地说：是我的儿子害了你们的孩子呀！他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其实刘长发也很惨，他死后三天，他的儿子出生，那时他的女儿也很小，家里又没有了经济来源，后来他的老婆是怎样拖着两个孩子熬过来的呀！刘长发是第一个从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就被埋在了不知名的荒山上了。2009年，我回去参加6姐妹墓地揭碑仪式时，听说前一年他的儿子把他的坟迁回河南老家了。我想，那些死去的姐妹可能更想永远和老排长在一起的。
黑龙江边的那位孤独的守望者俞宏茹还在吗？也许读者更关心这个生者的命运。我可以告诉你，她还在黑龙江畔的那座老房子里，和她的丈夫宋修江过着平静的日子。当然，每年的清明和5月28日那个难忘的日子，她会到6姐妹墓地为她们扫墓。有时，她也会去几十公里外的黑河市，那里建了一个“知青博物馆”，陈列着“5·28”事件牺牲的6位战友的事迹，她去讲解、去告诉远方的客人过去的故事，每一次她都泪流满面。
去年4月，俞宏茹去北京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儿，可能她太兴奋了，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同仁医院抢救，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知青博物馆的同志在自己的网站发布了她的病情，众多老知青捐款为她成功地做了手术。7月，俞宏茹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感谢信，感谢几十个给她捐款的老知青，感谢他们又一次给她生命。她感谢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她的老战友：杨大丰！
在写这篇稿子时，我又打开了黑河的知青博物馆的网站，又看到了俞宏茹的消息：今年（2012年）的1月19日（腊月二十六）知青博物馆的同志们到黑龙江畔她的家中慰问她，给她和老宋送去了1000元。
我看到了俞宏茹的笑脸，她竟比十多年前更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