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肖海生
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冯筱才：你搞什么？他说我搞历史。律师不错啊！赚钱多。不是律师，是历史！于是同学们疑惑了：研究那个古董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冯筱才纯粹是因为兴趣才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十五岁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击中了他：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也正因为此，做历史研究这么多年，他完全没感觉到冷落和寂寞。
经年累月埋首在档案馆看资料，有时确实不会太舒服。有些资料已经很脆黄，你一翻书页它就会碎，灰尘直往鼻子里面扑。虽然他知道真相永远不可能搞清楚，只能一点点接近。读研时，导师介绍海登·怀特（Hyden White）的思想，强调历史研究文本都是后人的想象和构造。他为此还和导师有过争执。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理论，但已经能感觉这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
冯筱才，1970年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近代商人。著有《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等。
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冯筱才提到，上海图书馆有一个家谱室，经常有一些老先生拄着拐杖到那里去，问有没有他们祖上的家谱。他们中有很多是从海外过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找家谱？因为人需要一个历史脉络，追寻家族历史便是表现之一。历史为什么重要？在冯筱才看来，研究历史是在为个体或者群体的经验提供知识储备，也是为社会进步所必需。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人任重而道远。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是什么引导您走上历史研究之路？为什么选择历史专业研究？
冯筱才（以下简称“冯”）：个人兴趣是道路选择最大的影响因素，当然外在环境与个人价值观之间的互动，也会起很大作用。花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历史，是因为想对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找到一些可能的合理解释。
东：您是如何选定您的具体研究领域的？是否出于一种偶然？
冯：最早选择某个研究题目，确实有偶然性，比如参加一次会议。但是，对一二萦绕脑海的问题的持久思索，可能也会影响个人选择某项研究，并且影响研究的路径。
东：在您的人生中，对你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什么？最大影响的人是谁？
冯：很难讲哪本书或哪个人对我发生过“最大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不同著作都曾深深吸引过我。
东：您认为您这一代历史学人和上一代历史学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能否谈谈您的研究传承？
冯：在我看来，历史学者的代际差别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更主要的是仍是价值观的差异，不同观念的人可能会站在不同立场来研究历史。另外这也与学术训练有关，相似的学术标准培养出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在方法论上更接近。
东：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介绍您的主要研究方法？目前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冯：史无定法。我自己会找感兴趣的研究题目，然后尽量搜集完整的史料，并认真思考其中可能潜含的问题，通过历史重构提出自己的解释。目前我最关注的是中国19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
东：在您的专业领域上，国内历史研究的主流观点与国际史学界有什么样的异同？
冯：所谓“主流”有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若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是非学术性、非规范性的，那么与国际史学界的成果便无可比性，无任其如何自称代表“主流”，甚至根本也不能代表国内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就我关心的一些问题来说，最近国内外规范学者的观点差异并不太大，他们的成果都构成新研究的基础。
东：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写作。
冯：有故事，亦有理论；提供新知识，亦提供新解释；既引人入胜，亦富有启发。
东：您认为历史学的意义是什么？和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什么？
冯：人类需要依靠过去的经验才能继续向前，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过去的经验，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其意正在于此。无论是公共政策生产，还是个人日常生活，历史经验均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资源。若人类行动无历史知识作引导，便如盲人骑马，容易动辄陷入泥坑不能自拔。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之价值便在于提供相对可靠的经验事实及解释。无论是何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提出，若建立在历史经验借鉴的基础之上，便更富有说服力。
东：您如何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和大的历史观之间做到出入自如？冯：所谓“出入自如”是一种理想研究状态，可努力追求。我个人认为，具体历史问题之所以有研究意义，便在于其要以大的历史观做前提，尤其能够将具体个案放在较宏观的时空坐标轴上去定位，否则，“具体”便易沦为“碎片”。研究历史或应多读哲学，并了解种种社会科学理论，塑造自己的历史观。这样，无论研究何种个案，或能跳出来思考背后可能隐含的更大问题。
东：您是否赞同有必要尝试以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述历史？
冯：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可以适当引用，但不能成为一个公式或格式化的叙述套路，同时也要警惕将其作为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话，所研究的性别历史，很可能被这种理论剪裁得支离破碎，甚至面目全非，与具体的历史过程完全不相吻合，甚至成为一种“苦大仇深”的反男性“血泪控诉”。
东：您怎么看作为一个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当下的学术刊物出版体制的历史学家，与一个身为广义的知识人分子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冲突？
冯：是否有“冲突”，要看各人自己的价值认知及兴趣追求。在学术机关任职，不一定就要依附未必科学的评价体系；发表论文，也不一定就要去迎合未必规范的刊物“制度”。对学术研究有真正的热忱，这应该是个人生命价值之所在。
既然学术研究最终产品的属性必然是公共的，那么我便不赞同将“专业学术研究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分成两类人，或认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必然会产生冲突。固然，当下，似乎“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有被滥用的危险，亦好像成为一种标签，容易被贴在一些对知识生产并无热烈兴趣的人的身上。同时，“专业研究者”或“学院派”等词语在媒体上的使用，也正包含隐约的“脱离公众口味”或“狭隘化”的指控色彩，其实这可能都是一种误解。
东：您认为现代历史学者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或者更具体一点，您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冯：当下，研究历史的人，其主要使命大概就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创造，让国人重新认识到历史经验的价值，将国家的未来发展建立在确实的经验基础之上。
东：您认为组织当下文化进步的最大力量来自哪里？
冯：文化者，以文化世也。文化进步，首先要有优秀文字产品能够吸引并启发公众，因此，那些愿意把创新知识生产作为生命理想追求的研究者与创作者便是文化进步的最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