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1962年，围绕亚洲福特财团学术资金问题的论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间，形成了很大的裂痕。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表面上的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向美国提供在中国研究领域日本的学术资产，到底是学术的国际化，还是协力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的问题。尽管该问题最终以拒绝接受资金的形式收场，但却极大影响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动向及学会、学阀的构成。不管怎样，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热”，是除了有限的一点台湾、香港情报（对此关心者被认为是“反中”分子）外，在对中国大陆实情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简单化到了粗暴地步的产物——政治化为亲中——反中的对立两极。
但是，构成中国研究主流的学界的这种亲中式路径依赖，也因始于1950年代末期的中苏对立的激化，而再度深陷迷惘。在1960年前半期的中苏论战，继而是堪称其顶点的“文化大革命”和中苏边境争端中，此前的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知识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日共与中共的对立，使众多研究者卷入其中，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围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文革礼赞派”和“疑问、否定派”两派之间，重复着根本不可能有胜败的拉锯战。但是，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文革”的实态如何，或者对中国实态的理解如何，当时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国家，对那些对资本主义体制感到某种闭塞感的人来说，“文革”带有某种“脱管理社会”的启示，因而受到追捧。也出版了很多图书，从革命论到哲学类等，不一而足。包括东京在内，在世界各地的校园骚乱（Campus Riot）中，与切·格瓦拉像一起高举的，是毛泽东的肖像，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毛式制服（Mao Look）风靡国际时装界，也是这个时期。
与此同时，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日中关系的隔绝期，特别是“文革”期间，在中国激愤的日本****批判的高潮中，日中关系之所以未曾彻底断绝，其实有赖于一些从战前开始就与中国有深厚的因缘，战后又成为日本政财两界的实力派的努力：从曾支援过孙文，1950年代与毛泽东做过长时间恳谈的久原房之助、高碕达之助（原满洲工业开发总裁），到松村谦三（翼赞团体日本政治会干事长）、冈崎嘉平太（大东亚省参事官），等等。详情恕不展开，但他们其实无关日中两国的政权、政局，可以说是作为“最后的亚洲主义者”，力求维系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方面，似乎也不乏对如此诉求理解并予以响应者。记得《日中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祝宴上干杯之际，估计作为一介民间人士，冈崎嘉平太不在主桌，而是在靠后面的席位上就座。周恩来总理端着酒盏，快步走到冈崎氏面前，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后来，我个人与冈崎氏接触颇多，某次聊天时，冈崎对我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甭管以什么名目，真应该为中国提供相当多的资金。”至今想来，犹觉此话意味深长。
似乎是题外话了。其后，毛泽东去世后，“文革”终结。接着，在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大转换，也成了日本中国研究事业大变局的开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此前虽然拖拽着形形色色的障碍物，但总体上却得以急速地去政治化。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经济实务相并行，中国经济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并不排除诸多例外）：就是在那以前，在“中国研究”的框架内，一手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建立起来的中国研究者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经济为先导，政治、社会等相关各学科出身的专业研究者多了起来。说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某种意义上，未分化的中国研究并不单是中国研究者的对象物，而是被各个专门领域切分，开始了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研究。进言之，就经济而言，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化，从农业、工业，到金融、政权等，分别由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来实施研究。经过如此专业化、细分化之后，中国研究的成果极大膨胀，再加上经济、文化交流、留学、观光等活动，众多日本人访问中国，即使他们各自的看法并不为错，但汇总起来也会相互矛盾，造成关于中国的断片式的庞大信息流涌入日本。某种意义上，这种因素反而把对中国的全局性认识推向了困难的境地。
在中国研究的细分化、专门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学术框架本身即是基于欧美的学科区分和方法论，以这种框架能否掌握中国的实际动向？简单说来，当然会有诸多例外，欧美的学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研究对象领域均以相对独立的近代社会为前提。对于由此发生的各学科之间的乖离现象，人们常常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现行的学术框架和方法论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对中国研究而言，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极端薄弱，阻碍了有效的研究。这一点从中国人自己做的中国研究上亦可见一斑。其原因之一，是无论从传统上，还是在现体制下，中国的一切领域均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导致诸如政治、经济、社会，这种单纯的分领域研究，常常是有名无实：虽然就社会层面而言，曾几何时的集体化和单位制开始弱化，但取而代之的诸如市民运动等生发自社会内部的活力尚未释放；遑论文化、学术上的管理。就是说，用西方既有的方法论，已经无法整理、分析现代中国的各种现象——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同样在说中国政治，但在那儿，有传统的宗族关系、朋友关系、地域关系的错综互动，其与权力形态大致可归结为理念型（Ideal Type）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大相径庭的。就经济问题而言，不仅是所谓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说法，实际上，收受贿赂、民间金融等殊难“尽在掌握”的地下实体经济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如此基于对中国的全面把握、认识基础之上的中国研究，包括中国自己在内，仍未确立。
在这种趋势下，日本中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虽然仍未脱“被动”型，但却实现了国际化。现在，以日中间双向的留学生递增为前提，两国学术交流的场合，不仅有中国人，还能见到来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者——如此状况正呈常态化发展。在战前的中国研究活动中，虽然也有过相应的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第三国研究者交流，从而使日本的研究成果国际化，受到世界学术界瞩目的事例，但目前正呈进行时的这种研究领域的细分化和国际化，应该说是中国研究界的新情况。进而，就近年来日本中国研究界的整体走向而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从曾经的“政治主义”到“实证主义”的大转换。特别是在诸如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虽然仍很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史料公开和言论自由化，研究环境极大改变，无论其结论和提案如何，实证性、客观性的有无毕竟被重视起来了。在这点上，与那种中国传统的、权力所期待的向历史寻求价值、伦理和是非的历史观龃龉颇醒目。譬如，作为一种道德问题，来追究所谓“历史问题”的中国，与应对这一课题的日本一方的实证主义探讨之间的差异，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问题上也有所反映：该共同研究项目起步于2005年，其成果在日本尚未公开刊行，在中国则处于无法出版的状态。同样，在最近刚开始展开活动的“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者之会”[3]（代表干事：毛里和子）的呼吁中，揭橥“排他性民族主义批判”的提法，并未如过去那样，把包括研究活动在内，在所有日中关系和交流中如影随形般附带的“友好”云云作为目标。当然，具体到每个研究者个人，纵然都希望友好，但那毕竟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共通的目标。该呼吁的赞同者逾一百五十人，虽然仍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一部分，但无疑意味着中国研究界的风向变化。毋庸讳言，从提出学术化的概念“比较和解学”，以取代“友好”者，可窥知学界当前的发展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同步，一路在实证主义研究上颇有积淀的战前东洋史、支那学的学术成果则面临重新评价。
极而言之，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早已结束，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也已近落幕的今天，上文所谈及的中国研究的专业化、细分化、实证主义的重视客观性等倾向，在学术研究上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因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身的不明晰性，而导致学术研究的迷惘及总体上的中国认识困难，恐怕是目前无法回避的现实。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所谓的“大国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发展，然后，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认识来共同描绘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应然”的时代，将成为中国研究界今后的课题。
注释：
[1]在江户的锁国时代，只有长崎作为对海外的通商港被保留，中国、荷兰的商船得以往来其间。幕府为了解外部情况，派人在长崎收集海外的各种情报，包括中国情报。——译者注
[2]指对天皇等的协助、辅佐、辅弼。——译者注
[3]即“新しい日中関係を考える研究者の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