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历史学家约翰·道尔访谈
采访、撰文：张哲
战时野兽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领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为经济威胁的日本人，在某种层面上一直存在，但这个国家的严肃写作中呈现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经极具复杂性。
约翰·道尔（John W.Dower）已经七十六岁，是麻省理工大学（MIT）历史系的退休教授。2013年11月1日，我在该系的会议室里静静地等他，面前是为他带来无数荣誉，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史学界最高荣誉）在内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毫无疑问，《拥抱战败》价值卓越。它用极其优雅却力道沉重的语言为读者梳理了占领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它批判战胜者的意志和逻辑，批判他们在战后日本荒废的、忏悔的土地上推行一种野蛮和傲慢的“美国化”。它也剖析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的复杂心态，其中有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也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
在美日同盟日趋强化的年代，对于占领期的历史，回忆似乎因怀旧的感伤而增添了些许甜蜜的味道，但道尔的梳理与还原打破了幻象。相比可以想象的美国人救世主式的高涨热情、对异教徒降伏般的白人至上主义、极度理想主义却造成无数问题的彻底改造，道尔更有兴趣的是观察战败者日本。他记录了曾经“一亿一心”、打算“樱花般纯洁、优美凋谢”的日本人怎样转身拥抱革命、拥抱民主、拥抱战败。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盲信的狂热被欣然迅速地抛弃，另一方面，战后人们贪婪、自私、颓废却旺盛的生命力也编织出一种奇异、天真、浅薄的战败文化。
日本在美国学界、政界和大众文化中形象的变化在该书中也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记录：战时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野蛮人、虐待狂、疯子，或是残酷暴虐、狂热盲从的“猿人”（Monkey——man）。美国作战新闻处（OWI）的文件甚至曾将日本文明的模式形容为“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而到了占领期，由于“潘潘”、“夜之女”等专门服务于占领军的性工作者是如此流行而普及，征服者对战败日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色情化”，也从此造成美日关系中假想的男女角色。日本从一个野蛮、残忍、险恶而强大的民族，弱化为易于操纵、百依百顺和以备享用的女性胴体。而1960年代以后，日本以经济奇迹风靡和震惊大半个世界，此前一度被麦克阿瑟形容为“四等国家”、“十二岁孩子”的日本，似乎一夜间完成了复仇般的崛起，“领导民族”、“大和魂”等狂妄言论重返历史舞台。
道尔作为著名左翼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美国的占领政策，包括麦克阿瑟本人的作为进行批评。他将麦克阿瑟在这场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为“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公”。他也批判占领军以专制方式实行民主，并以独裁者的身份拥有了媒体审查等他们在国内不可能拥有的权力。道尔对保留天皇制、东京审判和美军基地等造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进行大篇幅的批判，尖锐而不留情面。
采访当天是一个异常温暖的冬日，但窗外狂风大作。也许是因为天气，道尔迟到了几分钟。我本想从《拥抱战败》这本书开始谈起，他却先聊起了棒球。毕竟，两天前，历史悠久的波士顿红袜队刚刚赢得了2013赛季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冠军，整个城市还沉浸在一种节日狂欢过后的慵懒与疲倦中。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感谢您接受采访邀请。对一本中国的杂志谈论美日关系似乎是您很少做的事。
道尔：我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喜欢你们杂志试图做的事。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果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很多政治政策和学界观点会变得非常狭窄，除非你能后撤、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日美关系也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事，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对此有所思考，比如澳大利亚学者Gavan Mc Cormack写了一本《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不过，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我想问问，你对体育有兴趣吗？比如棒球？
东：当然，波士顿红袜刚刚赢得了MLB年度冠军，祝贺你们。
道尔：谢谢，非常感谢。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红袜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看看，有几百年的历史，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你如果能够仔细看看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世界系列赛的比赛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度爱国主义的地方。很多运动都是很有战斗性的，要求忠诚、强调荣誉，运动员们像士兵一样作战、推崇英雄主义。但芬威球场尤其如此，上面飘满了美国的国旗，而且你会发现一面非常有趣的旗帜，MIA/POW旗帜。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东：我不知道。
道尔：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帜。MIA是军事行动失踪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战俘（Prisoner of War）。这旗帜是在告诉人们，我们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越南人还在扣押着我们的士兵作为战俘。这旗帜在芬威球场上飘扬了很多年，还在邮局、公立大学、各种政府机构门前飘扬。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人对越战的一种感受：我们是受害者。
东：有意思。这里可是美国最自由主义的城市之一，波士顿。
道尔：是的，非常有意思。在我认识的人里，我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问问“为什么我们要悬挂这旗帜”的人。它到处都是。如果日本人或是中国人做类似的事，我们会说这是“民族主义”或者“超级民族主义”，但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个坏词儿，那是别人干的，我们这样则是热爱我们的国家。这事儿非常莫名其妙。
事情的另外一面则是受害者文化，人们总觉得“我是受害者”。中国人在回忆二战时会想起自己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这有非常正当的原因，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视角。美国人想起越南战争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没有想到我们在越南杀害了二百万人民。那是一场可怕的、残暴的战争，但从普遍意义上，看看我们的旗帜、纪念碑和体育比赛的仪式，我们会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如此宏伟美丽的建筑，你去到那里，看到五万八千多个死难的美国士兵的名字，所有你能想到的就是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觉得他们是英雄：他们为国家牺牲——这是真实的，这令人悲哀，战争摧毁了如此之多的生命。但是，在这些背后，是死去的二百万越南人，我们看不见他们。这里就是受害者文化的问题，它使你无法看见事情的另一面。
谈这些可能有点跑题，但我想用这个来说明，日本、美国和中国都有类似的对过往历史神圣化的问题，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我去芬威球场中观看比赛，赛前仪式中，陆军、海军、陆战队、警察部队带着他们的枪支和旗帜列队入场，其中一面旗帜就是MIA/POW——在其他美国国旗、马萨诸塞州州旗、波士顿市旗等之中。这让你回想起战争和这种受害者文化。不了解体育运动就很难了解美国文化，那种竞争的、雄性气质的甚至充满暴力的感觉。比如水门事件后，曝光的录音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政治领导人如何在私下谈话。我们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粗糙，甚至粗鲁；另外一面，我发现他们使用大量的体育术语来比喻政治。
东：您是想提醒我们，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看待历史时都难免偏见与短视，是吗？
道尔：如果你想要理解你阅读的材料，你要理解它的写作者是谁，以及写作的时代是什么。因为即便我们想要保持非常公正无偏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会被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
谈及日本的历史，中国人可能更多谈论的是日本的战争罪行。的确，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主义者试图“篡改历史”，将那段历史神圣化。但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在日本有大量的人群不赞成那些右翼和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在日本，当你走进任何一家大的书店，你能发现海量的图书，包括“日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大量批判性的作品，文字或图像记录，是关于战争责任的。你在日本行走，也会发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博物馆是关于前述主题的。大量的日本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的很多大众传媒对此选择性地忽略了，像是对此毫不在乎。
美国的大众媒体也在刻意强调“日本人”美化战争罪行。右翼人士、部分自民党、新民族主义者的确想要对那段历史轻描淡写，但你同时能在日本找到不计其数的资料——比如有一本很好的期刊，就叫做《战争责任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日本历史学家在此发表了大量的严肃著作。难以想象，这么多历史学家的努力，二十年的时间，却偏偏不能吸引中国人或是西方记者的注意。
糟糕的是，美国的记者，还有中国人，总是想写“那些”日本人，他们忽略了日本的大量文献——这不是小圈子的学术文献，而是大众的、流行的书籍，包括图册、新闻记者作品、二战老兵回忆录，他们记载、讨论、研究二战中的日军暴行。
美国人也总喜欢用手指指着日本说：民族主义、审查制度、美化侵略历史。我总想说，这不是真的。不但因为很多日本人没有那样做，还因为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我们没有批判性地审视美国的历史，没有批判性地看待我们在越南做了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写出作品，不被审查。
东：所以我们相信，美国学术界看待日本问题的方式同样需要面对很多固有成见的困扰，或者政府政策的压力。是这样吗？
道尔：是的。如果没有越战的刺激，我可能不会完成PhD，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的暴虐罪行时，我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类似的战争罪行。但当我开始读PhD时，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大量的美国军队从冲绳的军事基地出发，日本对美国政府的举措表现出百分百的支持。从二战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过去，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同盟和坚定的支持者。中国、日本、美国关系的变化改变了我看待历史的方式。日本怎样从凶残的敌人变成了如此忠诚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国一边去对抗任何人？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大批涌入美国。这又改变了学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针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很多学者的视角是在跟随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许他们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许他们影响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响，这非常复杂。所以我也试图回顾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经费的来源、会议的影响、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
东：如果向前追溯美国的日本学，是否可以说，在二战以前，美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基本可以用“空白”来形容？
道尔：这就要提及E.H.诺曼（E.H.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长大的传教士的孩子。这种“传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长大，掌握了语言并且对日本文化有亲身体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诺曼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战时的美国政府顾问，因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的写作。诺曼写作了第一本关于现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译本名为《日本维新史》）。但整体上日本研究在战前和二战期间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培训相关人员学习日语，让他们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向政府和军事部门提交报告。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学者。在传教士子女背景和战时受训人员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朝鲜战争时期，大批研究人员被送往亚洲，主要是在韩国和日本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也产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东：可以想象，在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涨。
道尔：是的，但在二战期间，也并没有出现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语文献，日本研究也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战时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这是一种主要的形象，它几乎是指“亚人类”，比整体的“人类”要低级。二战时期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约和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残暴、狂热、极度****，所以美国人一直强调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以能保证在战后我们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会。
美国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学者，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为政府部门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们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专注于个人主义，有普世价值，日本文化不同于普世价值，而是有一种“耻感文化”：美国人会为自己做错了事感到羞耻，而日本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人眼中是坏事、错事而感到羞耻。所以，耻感不是源自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导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体。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类学者都是非常聪明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的行为高尚，我们没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问题的。她著名的作品《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完全基于二战时期的研究。她同时认为日本人是崇尚等级制度的，而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追求平等。这其中有正确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他们对这种更高等级、神圣的力量表现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时由于他们缺乏普世价值，他们的道德观是特殊的，在每个集体中有不同的标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被解释为他们所处的集体缺乏一种道德观念的教化，以至于无法认知如此的暴虐行径是错误的。
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越南战争时，我会觉得这有些荒唐。美国人所犯的战争暴行既在集体主义层面——政府的轰炸政策，又在个人主义层面——美国士兵冲入越南的村庄杀人，这与日军当年的暴行没什么不同。不是说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而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吗？甚至后半句也有问题，那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过，我眼见到大量日本人是个人主义的。我可不能下结论说日本人是集体导向的，我见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价值。
总之，战时美国人对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